释 文[1]
昔寻风云游上京，当前顾盼皆豪英，五侯七贵徧相识，行歌燕市心纵横。九江狂生高伯足[2]，平生见人但张目，单衫侧帽临春风，二十红颜美如玉。行年相校一岁强，俱逞逸足驰康庄，曹刘阮陆不并世，琴歌文酒争轩昂。公车招试等一掷，未抵枭卢要先得，高车谬写夷吾书[3]，大卷浓涂保和策[4]。尚书[5]赐第[6]花氍毹，醉翻酒盏相喧呼，盛胡[7]俳优欢坐隅，徐郎[8]屈膝请为奴。就中龙黄[9]较清稳，当筵未肯汙茵裾，尹刘[10]高名颇相怪，王门长裾事权贵。翩然黄鹤归青冥，重来已见山河改。我随亚相[11]困祁门[12]，君留朱邸谋东巡[13]。清晨夷歌满都市，一炬便烬澄怀园[14]，嗣皇中兴览尧典，手诏毕召诛共鲧[15]。李斯五刑不足惜，彭王藁首谁相问。当时意气论交人，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16]，幾回梦哭春花新。君归湖口波浪恶，屡干相侯只萧索，同时得路俱腾骧，往日庸奴又高爵。蜀中二李[17]滇二刘[18]，各怀银印踞方州，郭卿少年拥八驺[19]，张蔡始觉曹郎羞[20]。龙兄兄弟亦豪快[21]，高平甘棠春蔽芾，黄许同称太史官[22]，潘[23]长[24]八坐俨相对。世人见我空逡巡，如君高第亦轮囷，唯馀莫[25]邓[26]守书史，散作东西南北人。前岁娱园[27]访秋竹，招邀太守[28]同明烛，东湖夜水空如烟，相思桂树年年绿。杯酒白刃心胆麤，别君豪气未敢除，人生万年苦作健，别时白面今有鬚。独行昂藏久无趣，西游华山不得去，南踰五岭东渡淮，去年更折恒山树。倦游谢病从文君，移家承水学隐沦，知君一事苦相羡，新得西施能负薪[29]。早春人日桃破萼，花下见君人日作，七年欢笑犹眼前，世上纷纷有哀乐。南方花早春风颠，忆君携手灵台前，马纓红拂绿绒席，牡丹香醉金觥船。东城西馆不复梦，圆明宫柳生荒烟，四春[30]老瘦泣珠箔，管丝风散人凄涟。长堤珂辔往来路，谁信于今走狐兔，沧江寂寂卧对春，与君不得伤心语。庐山雲连南岳峰，名山万里精灵通，休言沉霾两龙剑，犹能吐气作长虹。
丙寅[31]人日，见高大心夔庚申[32]人日见寄诗，忆旧游，作示知者。狷闇仁九兄属录旧作，书此请正。甲辰[33]孟夏晦日。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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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闿运撰《湘绮楼诗》第七卷收录此诗，文句与手迹小有出入。或曰，闿运晚年主讲于衡阳船山书院，一夜，诵此诗毕，涕泪滂沱，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按，清文宗临死，命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後，慈禧联手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被杀；故曰“人诋逆臣”。闿运尝为肃顺幕客，感激恩遇，诗中所谓“顾我曾为丞相宾”也；故曰“我自府主”。此诗在集中附有自注，多记本事，因迻录于次，称“原注”；更就相关史事稍作笺释，称“伯牛按”。
[2] 伯牛按，高心夔，字伯足。
[3] 原注：余试礼部，赋得“高车高梱”，误以为管子书事也。伯牛按，“高车高梱”，典出《史记·孙叔敖传》，闿运误为《管子》。
[4] 原注：高两应殿试，均以谬误置四等。伯牛按，心夔应试作律诗，两次都错认“元”韵，闿运因撰联嘲之，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
[5] 原注：协办大学士肃顺。
[6] 原注：在扇子湖。伯牛按，扇子湖在今北京达园宾馆（海淀区福缘门甲1号）西面。
[7] 原注：盛主事康。伯牛按，盛康，盛宣怀之父。
[8] 原注：徐编修昌绪。
[9] 原注：龙编修湛霖、黄学正锡焘。
[10] 原注：尹御史耕雲、刘司业熙载。
[11] 原注：协办曾侯国藩。
[12] 伯牛按，谓咸丰末太平军围困祁门，曾国藩幾乎遇难。
[13] 伯牛按，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帝逃难至热河。
[14] 伯牛按，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
[15] 伯牛按，谓同治初年，慈禧、恭王发动政变，诛杀肃顺。
[16] 伯牛按，闿运尝请命出使俄罗斯，肃顺不许，而赠以伏特加酒。
[17] 原注：李都转榕、李粮储鸿裔。
[18] 原注：刘知府树堂、知县树义。
[19] 原注：郭巡抚嵩焘。
[20] 原注：张员外世准、蔡郎中毓春。
[21] 原注：龙知县汝霖。
[22] 原注：黄锡彤、许振祎两编修。
[23] 原注：潘副都祖荫。
[24] 原注：都统长善。
[25] 原注：莫举人友芝。
[26] 原注：邓巡道辅纶。
[27] 伯牛按，娱园在南昌府署。
[28] 原注：王知府必达。
[29] 伯牛按，谓闿运之妾莫六雲。
[30] 伯牛按，或曰清文宗有妃嫔五人，居圆明园中，称为“五春”，慈禧所居为天地一家春，其馀四人所居分别为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和牡丹春。今慈禧独贵，“四春”不免“凄涟”。
[31] 伯牛按，同治五年。
[32] 伯牛按，咸丰十年。
[33] 伯牛按，光绪三十年。
释文：
抱冰师尝书此联，仿之：
金管纪德，银管纪功，斑竹管纪文，隆吾门望；
奇花在庭，奇书在手，奇山水在目，适我性情。
八旬翁樊山樊增祥。
按：抱冰，张之洞号。增祥是之洞弟子，此联即因追念师门恩遇而作。
邓镕《附赠樊樊山先生诗》：“生平恩怨两文襄”；自注：“樊为南皮张文襄高足弟子；又以家怨（即谓樊燮案），不慊于湘阴左文襄。故樊文如‘持桓公之喜怒，惟有王珣’，诗如‘卧龙巾扇到今疑’，诸语皆刺左也”（《荃察馀斋诗存》）。
左宗棠、张之洞死后赐谥，皆是“文襄”；之洞有恩于增祥，宗棠则骂樊父为“忘八蛋”，故邓诗云“恩怨两文襄”也。
注中所引增祥之文，盖以王珣拟宗棠。王珣，晋人，丞相王导之孙，尝与郗超同在大司马桓温幕府，王珣为主簿，郗超任参军，俱得桓温信用，时人遂云：“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郗超胡子长，故曰“髯参军”，王珣个头小，故曰“短主簿”（《晋书》）。宗棠体貌，实兼有“髯”、“短”的特点，然男子多髯是所谓“美风姿”，身材矮小则为人讥笑，增祥拈出“短”字形容宗棠，意在“刺左”，不待言矣。“持桓公之喜怒”，即谓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专权自恣，“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也。但是，增祥自己就是一个矮子，其赠胡延诗，便有“髯、短俱为入幕宾”（二人曾入荣禄幕府）之句，“髯”谓胡延，“短”则自况，然则增祥固未以“短主簿”为贬词。可见，诗人作月旦评，出言太易，立场多变，读者切勿执著呆看，庶幾不为所欺。
“卧龙巾扇”句，则因宗棠自号“今亮”、“老亮”，以诸葛亮再生自诩，增祥不以为然，乃“疑”之。其实，宗棠的才略功绩，昭昭在人耳目，实无可疑。于不疑处有疑，对学者来说，或是一种优点，对文人来说，则往往不过是于事无征、想当然尔的偏见，甚至沦为翻案、泄愤的手段。读者遇到此等文字，又不可不多个心眼。
在网上查到足本《旅行人信札》，赶紧订一本。此书是嘉映随笔集之一，其他几本是哲学论文集，现在没心思读哲学了，不买。
不说哲学，光讲谈哲学的文字，或曰表达，陈嘉映在当世胜流中的排名，窃谓必居魁首。刘小枫也被人称赞，然在我看来，较诸具有庄子及唐代古文基础的陈嘉映，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几天前在书店翻了翻刘氏为《〈王制笺〉校笺》写的序，装摸作样，一股劣等假古董的气味扑面而来，难看得很。以前有个赵一凡，西方文论的文章也写得极漂亮，近年来似无新作，可惜。
十年前喜读哲学书，因读《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对陈嘉映佩服的不得了。同时研究海氏哲学称名家者，犹有张祥龙与孙周兴；窃谓张尚穿凿，孙多隔膜，俱不若陈氏之平和正大，且常有传信传疑、入室操戈之精彩。《读书》杂志偶刊陈氏文章，见辄细读，未尝囫囵，其境况以今语“某粉某丝”之构词法概括，不妨称敝人为“加饭”。
後以生性不能沉潜，废书不观，陈氏文章遂久未亲近。今春见网上有《泠风集》出售，赶紧买来，粗读一过，重睹故人风采，乐何如之。其中，尤以《旅行人信札》（节选）及《纠缠与疏朗》最为出色。
前者，记叙作者在1981年的壮游。计其程，则自京而陕而川而滇而黔而桂而粤而闽而浙而皖而苏沪，终归于京，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圆；计其时，两月有余而已，不过是人生长途的转瞬。然此一转瞬，决不短暂；抄一段话先：
“峨嵋在名山中是最高的，海拔三千馀米，远看直冲云霄，就只从雄伟来想它。入山之後始知山势迂回，青阴覆盖，所以说‘峨嵋天下秀’而非’天下雄’。正像天下伟大的心灵，远看但见雄伟单纯，细加了解体会，其中无不可见婉转细致的佳处”；
以此写景，青山更增妩媚。以此致知，不得不赞为神解。以此论史，敝人戚戚焉而有同感矣。
在七星岩中避雨，于轰响的雨声中听到“一片清宁”，于千万重雨光中看到一株老树，“身上却簇簇青葱”，由此，作者想到了埃及法老的赞叹：“索伦，索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啊！”也体悟到“庄周的出世，不是心力衰竭的逃避，而是心从所适的畅达；无行地也，非绝迹焉”。
昔时敝人读书，上午看海德格尔，下午看庄子，夜则冥思，颇得出入互证之快，虽然，暗志于心而已，并不敢贸然较其短长。陈氏深得南华之旨，在《概论》中却未加以“打通”，此物此志，似可相视而笑。前谓张氏穿凿，则以其书《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太多牵强附会的地方，且有“骂题”的嫌疑，读者固不知其人于海氏哲学悟入几分，却一眼看透他在所谓“中国天道”上的见识实在肤浅，大言欺人，得不偿失，莫此为甚。陈氏尝为此书撰书评，对全书主旨痛加批驳，文末且用张氏原话回赠张氏，十分有趣，曰：“任何求至真人生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警戒：切莫沾沾自喜，将终极追求变为在一个高级的和更难逃脱的规范构架中不自觉的弄虚作假”。
《纠缠与疏朗》的副题是：海德格尔的阿伦特牵连和纳粹牵连。按，纠缠、疏朗和牵连，都是陈氏翻译海氏哲学术语所用的词语；之所以用牵连来描述海德格尔的婚外恋与政治失足，窃谓此与陈氏个人的价值判断或曰道德感有关，如他所说：
“虽然绝大多数的道德学说，我读来都像无稽之谈，但我相信那只是理论家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来阐述道德问题，并不是因为人生中原无‘道德’二字”；
就海氏的婚外恋而言，他更愿意读者去看崔卫平的《为阿伦特一辩》，谓崔文之“高明和透彻，实远在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撰《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上”。他的文章，重点则在于剖析海德格尔“陷贼”前后的心理，所持标准，就是上引所谓“从理论上来阐述道德问题”。对于文中具体论证的评价，不妨仁智各见，但终篇的总结，却十分高明：
“我们现在说起亚里士多德和庄子，对他曾经支持哪个政权反对哪个政权，对他曾怎样对待一个年轻情人，所知甚少，而且兴趣不大。他们的著述，就仿佛渐渐离脱了肉身的枷锁，成为纯精神的存在。说得更切实，他们的著作越来越多联系于後世的注释，越来越少联系于著者的生活”；
粗看上去，好像在捣浆糊，或者是一种优越感在作祟，但只要回看文中对海德格尔过于“装逼”——原文为：“思想家在普通人的层面上也把自己是个思想家太当回事儿了”——加以怒斥的那一段，我们就不难认识到结尾以“疏朗”来更进一解的高明。
最后解释书名。“泠风”出于《庄子·逍遥游》：“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于、喁，相和之声，泠风，小风也，飘风，大风也。泠风虽小，然“唱和大小，莫不称其所之，而各当其分”，也是“天籁”之一种（郭象注）。至所谓“天籁”，则不过是“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读此书竟，洵乎于喁之间，中西新旧之学，莫不称心安分；而书里书外，小和大和，亦皆能“使其自己”。尚矣。
咸丰十一年夏，彭玉麟在鹦鹉洲水师军次作此，赠阎敬铭；敬铭时任湖北按察使，是胡林翼的得力助手，也是湘军的“财神爷”。题画诗四首：
英雄气概美人风。铁骨冰心有孰同。守素耐寒知己少。一生惟与雪交融。
故园消息许通问。玉瘦香寒总不知。驿使未归江路远。教人何处寄相思。
仙梅乍放冰颜小。姑向春风绮阁看。记得吟香亭子上。玉人双倚碧栏干。
自从一别衡阳后，无限相思寄雪香。羌笛年年吹塞上。滞人归梦到潇湘。
查《全集》，文字小有出入。惟“玉人双倚碧栏干”句，《全集》作“一枝清压玉栏杆”，窃谓稍胜。
冬天，在墙上挂幅梅花，最是应景。寒斋藏有古人梅花图不下数百幅，只可惜都是电子版，其中，彭玉麟所画不下三十幅。今天，拣一张贴出来，附庸风雅。
案。作于同治六年四月，题赠张之万。题诗不载全集。
再按。题诗不载全集大谬。这首诗不是彭玉麟写的，当然全集不载了。查了一下，此诗作者为元人成廷珪，收在他的遗集《居竹轩集》卷一中，原名《题墨梅卷子》。四库提要称赞他的七古“清华遒丽，颇近姜夔一流，亦自琅琅可诵”；此诗即为佳例。诗云：
千年老枝生铁色，雪魄氷魂谁貌得？三生石上见逋仙，独鹤归來楚雲黑。何郎垂老客扬州，花前劝酒仍风流，江城吹笛月未落，梦回一夜生春愁。
身是客留言说，一幅钱杜的梅花图亦题此诗。这个不难解释。画家题画，往往选用前人、他人的作品，于是，一些贴题的诗儿便被大家用来用去，不免“撞衫”。成诗被选入康熙时期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见卷八十三），与很多人题梅花图的诗编在一块儿，钱杜、彭玉麟一旦画梅来不及临时作诗，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去《诗类》（或是其他类似的书）中钞一首，恰好两人钞了同一首（估计再找找还能找到其他画家题梅花也选用此诗的），于是，就撞衫了。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后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后（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涂抹”她，她也要“装扮”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女孩子”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装扮涂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Paul A. Cohen）所说：“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以相互“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几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后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后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后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余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后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刘少奇、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后，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自元月迄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了一些书，有便宜的，有贵的，有买了高兴的，有觉得鸡肋的，没有标准，选择一部分列在下面。另在当当、蔚蓝等网络书店也买了一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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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兹请介绍吕思勉所撰《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吕思勉的一生，可以四个字概括，曰：埋头读书。他以史学名家，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史书。他的门人杨宽（战国史名家，新近辞世）尝说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然据其自述，则不然。实际情况应是，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最后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后学跑。用今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后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后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后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后，方能开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几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后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后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余年后，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后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后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
一
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后，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后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界内外人士谈及陈氏无不眉飞色舞，闻荫麟之名，则多茫然。又如钱穆，亦是史家，尝谓“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荫麟完成；然钱氏之名历久弥彰，荫麟湮没如故。或又有说，谓荫麟不善交际，生前身后无人为之“炒作”？然按诸事实，我们却发现荫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诸人，犹有吴宓、王芸生、吴晗、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或师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后皆作诗文悼念，登诸报刊，历历可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显晦判然有如是者？窃谓原因有二：一、荫麟一生著述，以论文为主，除了一部《中国史纲》（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叙事仅至东汉），别无专著，以此，虽生前师友对他赞许有加，后世学者却不便对其人其学进行深入研讨，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一、因教龄太短（合计不过六年），转校频繁（十年内先后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荫麟之门人弟子数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携亦嫌不够，以此，虽日后不无成就，然对荫麟铭恩致谢之程度、力度，必较其他授业师为薄。后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见张氏弟子追忆师门之作，不过李埏、徐规、管佩韦、张效乾四人而已，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荫麟之默默无闻不亦宜乎？
但是，荫麟终教人难忘。今年初夏，一本后人编选的荫麟文集——《素痴集》（素痴为荫麟自号，编者误以为笔名），便作为对他诞辰百年的纪念，应时面世。荫麟以史学名家，《素痴集》所选文章却以书（文）评及政论为主。编者之意，盖以其重要论文业已辑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湾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专著《中国史纲》亦经辽教、上古、商务三社先后再版，故扬长避短，大力搜罗荫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截取前列二书中“明白晓畅之片段”，合编成集。对于不是专业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初步了解荫麟的好途径。
二
荫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当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第77-8页）。理性的史家，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第80页）。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页）
前后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后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三
然而，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酸馒头渣’），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第84-5页）。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第95页）。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后，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于荫麟死后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几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