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诸人之意，以为今日燕雀处堂，如醉如梦，不如此耸动，不足以振聩觉聋，其意亦良是也。然而士大夫议论，必须出人意表，仍复入人意中，然後闻者感悦奋兴，群焉信向。如诸所云云，其策既多碍不能行，其说又或狂而且悖，徒令阅者感愤，不愤中华之衰弱，而惟愤极言衰弱者之轻亵中华，尚安望能激厉人心、联络民众乎？吾恐所谓热力者，不热而反冷矣；所谓合群者，不合而愈离矣。
按。此为吴熙上陈宝箴书中语，宝箴于此批曰：此秉三所谓“前明气象”者，盖亦有之（中册，1308）。吴氏此语，可为近日立言者针砭。
谭锺麟题广州湖南会馆
此身安处即吾乡，何须问：岭峤东西，洞庭南北？
有客相逢谈故里，难忘是：气蒸云梦，月印潇湘。
在《汴京残梦》篇首，黄仁宇自问:“你写的是小说，还是历史？”自答:“历史小说”；随后，他简要说明小说与历史的同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是否另有门径”。
窃谓:“何以如是”与“应否如是”，便是历史与文学相互划限的标志；而“另有门径”，则是历史小说赖以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不二法门。前者易了，后者，请为赘言数句。历史小说略可分为三类:一、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主人公，为他写一部文学的传记，如姚雪垠撰《李自成》；二、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叙事主干，写一部文学的“纪事本末”，如李敖撰《北京法源寺》；三、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背景，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配角，作者虚构出一个主人公，用以贯穿始终。前二者固亦讲究虚实相济，但实者八九，虚者一二，虽曰小说，仍不脱历史的范围；第三类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细节全可落实，整体不无虚诞，较前二者，更具文学的韵味。斯即黄仁宇所谓“另有门径”也。
然此种“门径”并非黄氏新创，至迟在宋代，便已见到雏形。《太平广记》卷四十“陶尹二君”条，讲了一个“古丈夫”的故事。据其“自述”，他本是秦朝人，幼年时被徐福选入五百童男之列，航海求不死药，途中，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因而心生恐惧，“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改易姓名，攻读儒书。不数年，即遭焚书坑儒之祸，“又出奇计，乃脱斯苦”。随后，再改姓氏，以建筑为业。不幸的是，旋即碰上修筑长城的苦差，不得已，“又出奇计，得脱斯难”。此后，再改姓名，转做工匠，哪晓得修建秦始皇陵，他又被征召，只得再“出奇谋，得脱斯苦”。从此，他隐居华山，以柏子、松子为食，渐能凌虚蹈空，俨然神仙，直至唐代，与人邂逅山中，自述履历，方才留下这段“传奇”。
此种“门径”，亦尝为好莱坞电影借鉴，如《阿甘正传》——Forrest Gump，改编自美国历史小说名家温斯顿·格鲁姆(Winston Groom)同名小说——以数十年美国史为背景，以纪录片中历史人物为配角，而以虚构出来的阿甘作为主人公，将这些真人真事连缀得天衣无缝。踵事增华，《阿甘正传》胜于“古丈夫”自述多多矣。
钱锺书曾为“古丈夫”下一定义，称为“虚拟传主”。阿甘则可视作变本加厉之“虚拟传主”，同理，《汴京残梦》的主人公徐承茵亦属此列。然而，黄仁宇笔端驱使之虚与实、人和事，尤有值得一说的地方，那就是“‘三道屏风’的秘诀”。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供职翰林，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除此以外，今人对他再无所知，黄仁宇亦不例外。不过，这并不妨碍甚至更便于黄仁宇借张氏之口讲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秘诀”:“任何景物都可以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三个阶段”，表现于画幅，恰如在“三道屏风”上“分别画出近、中、远三处事物”，再合而观之。知晓了这个“秘诀”，我们再去看《清明上河图》，便可看出:“画幅不仅有了近、中、远三种次序，也显示了皇都里贫富及介于其中不上不下的三个阶层”。《清明上河图》是否真具有这种创作动机及审美涵义，姑且不论，《汴京残梦》的结构却可用“三道屏风”理论进行分析。
第一道屏风，是“远距离”——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上:自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党争虽未平息，而宰相权力大涨，足可控制局面；废科举，兴学校，拓宽取士之途；修武备，连金国，图谋“光复”被西夏、辽国侵掠的“故土”。经济上:权相蔡京倡行一种积极财政政策(“丰亨豫大”)，通过大兴土木、“美化汴京”、调高官吏俸禄的方式，令首都－外郡、皇室－民间之间的财货加速流通，欲达到“劳民并不见得伤财”的效果。于是，在京士流莫不知“今日朝廷之所作为，旨在富国强兵”。
第二道屏风，是“中距离”——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东京汴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城建极为出色:“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市民十分安闲:“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手工业发达:“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消费力高企:“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娱乐项目丰富:“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此外，还有一项冠绝列代的盛况:“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
第三道屏风上的“近距离”事物，则是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按，柔福，宋徽宗第二十女；帝姬，即前代的公主。政和三年，蔡京建议，以公主称号为“不典”，始改为帝姬。南渡后，又改回公主(《文献通考》卷二五八)。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入汴京，将徽宗、钦宗及以下后妃、皇族三千多人掳至北方，柔福帝姬即在其中。十五年后，柔福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其间，柔福曾下嫁徐还(《宋史》卷二四八)。黄仁宇称:有人说，徐还即是本文的徐承茵。以此之故，才有了《汴京残梦》这部小说。徐还之名，只在《中兴小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几部史书叙及柔福下落时提到过一次；徐承茵，则从未在记叙宋代历史的书中出现过。柔福虽是史上有名人物，其生平行事却不详确，不足称述。黄仁宇乃将这对一虚一实的男女，置于北宋末年仿如工笔界画的背景之中，撮合一段爱情故事，从而完就“三道屏风”合为一幅的文学景观。至此，读者稍一思之，不能无疑:作者费恁大气力，就为了编一段国破家亡背景下的奇情故事？吾尝再思，略有一得，质诸同好。
先请比较小说主人公与小说作者的履历及生活时代。徐承茵，生于败落之家，未尝科举中进士，出身不算“正途”。学画，小有成，因此得入翰林院，然不被其他翰林尊重，笑话他是“杂流”。靖康难作，乃投笔从戎，却寸功未立。最后，寻找爱人，潜赴敌国，不知所终。黄仁宇，出生于一个“贫穷”——不曾饿过，却少有特殊享受——的家庭。其父曾加入同盟会，后对革命失望，成为一个顾家男人。少年黄仁宇酷爱绘画，成年后结习未除，常于自撰书籍中插入手绘图画，《汴京残梦》中即有数十幅线描作品。十八岁，入南开大学读电机工程，不久，因日军侵华，辍学回乡。1943年，从军，任参谋等职。抗战胜利，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后被选送美国某军校。自三十四岁后，入密歇根大学读历史，历十二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国，黄仁宇屡屡不被学界主流认可，四处碰壁，及至晚年，方以《万历十五年》享誉华语世界。由此可知，徐与黄二人之出身、个性、爱好、际遇，固极相似，及其所遭遇之家国大难，亦堪同揆。那么，黄仁宇费恁大气力，写出如许一个徐承茵，有何意义？
倘若读者以《汴京残梦》中叙及政治、财政的段落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撰)中论及宋代的章节一一比照，将《汴京残梦》与《黄河青山》(黄氏自传)对勘，甚者调适徐、黄二人的履历，“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那么，是否能感受到:徐承茵的故事，因“三道屏风”的设计才获得纵深感及生动性？而黄仁宇的学识、性情乃至梦想，则在设计“三道屏风”时获得酣畅淋漓的表达？读者所感之是与否，非我所知。但是，我要提供一个细节(黄兢存《我的哥哥黄仁宇》，载于《南方周末》)，用以纪念黄仁宇这位“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王春瑜《琐忆黄仁宇》，载于《南方周末》)，以及这本题名“李尉昂”(黄仁宇笔名)撰的小说: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夫妇驱车至纽约某间电影院看电影，甫至大堂，黄仁宇即晕跌，急送医院，遂告不治。这一日，黄仁宇欲看的电影名为Snow Falling On Cedars，中文译名:爱在冰雪纷飞时。
郭嵩燾致瞿鴻禨書札
任光亮 整理
歷史文獻第七輯
上圖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7月
第118頁第10行
星使南臨，大波生於湘上，似所陳奏非一牽引及六七小吏無一爲暴者，其事又至隱至微，無少關係。
應作：星使南臨，大波生於湘上，似[彼？]所陳奏非一，牽引及六七小吏，無一爲暴者，其事又至隱至微，無少關係。
同頁第19行
以營制繩，帶勇者必多出入，
應作：以營制繩帶勇者，必多出入，
第119頁第9行
以湖南防軍既遺資雪芹宮保數營，又盡挈以西行，所存獨龔雲浦一營耳。
按“遺資”之“遺”，似應作“遣”，蓋即資遣之義，舊時軍事術語也。應作：以湖南防軍既遣資，雪芹宮保數營又盡挈以西行，所存獨龔雲浦一營耳。
同頁第20行
而沿海以達滇、粵，募通至數百營，
按“募通”不可解，似應作“募勇”。
第120頁第10行
敝人以病謝免酬應，不及面告之。中丞幸以此二意詳陳之，無任企禱。
按此書首云：“聞榮行尚未定期，計日内必詣中丞辭行”；又、書中論時事，言及中法戰爭，是知其時湖南巡撫為卞寶第；且瞿氏一生未嘗任巡撫。故應作：敝人以病，謝免酬應，不及面告之中丞，幸以此二意詳陳之，無任企禱。
第122頁倒數第7行
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見諸言事者，窮極釐捐之弊，
應作：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見諸言事者窮極釐捐之弊，
第123頁第4行
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收人士有能幹者，
應作：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收人士有能幹者，
第130頁第3行
杜子美所謂靜求元精理，浩蕩難依賴。衰憊之俗皆然也。
按整理者于引文俱以引號標點，此處宜照前例。另第123頁郭氏引王闓運語，亦應照例。
同頁倒數第5行
竊譬之一家，然必其父兄督率其子弟，勤儉務正業，而後可以為興家創業之基。其為之有效，守之有常，猶不可保要使不為放辟邪侈，則亦足以保家。
應作：竊譬之一家然：必其父兄督率其子弟，勤儉務正業，而後可以為興家創業之基。其為之有效，守之有常，猶不可保；要使不為放辟邪侈，則亦足以保家。
第131頁倒數第7行
或言長沙貧國地小，不能囘旋，廉訪且謀他徙
應作：或言長沙貧國，地小不能囘旋，廉訪且謀他徙
第132頁倒數第5行
意城曾薦隨劉峴莊，江南尚能料理公事，
按峴莊、劉坤一字，曾任兩江總督。故應作：意城曾薦隨劉峴莊江南，尚能料理公事，
第133頁6行
見申報淮北票捐發還七成
按整理者于書籍、文章俱以書名號標點，則“申報”亦應照例用書名號。
第137頁倒數第6行
朱禹田為成靜齋任過重加大府匣費，
應作：朱禹田為成靜齋任過，重加大府匣費，
第140頁第10行
有味乎其言之然，在季蓉則可，以概今世之言時文者，恐有未允也。
應作：有味乎其言之，然在季蓉則可，以概今世之言時文者，恐有未允也。
第141頁第12行
初徴稭料一責之州縣不給價，遂至焚毀官署，
按“焚”字原作
。應作：初徴稭料，一責之州縣，不給價，遂至焚毀官署，
歷史文獻第六輯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2月
郘亭書札
周秋芳整理
第113頁。致曾國藩，第一札。按，書中言及曾氏“謁聖林，登泰岱”事。查《曾文正公年譜》，同治五年二月十六日，至曲阜；四月十六日，登岱嶽，上至天柱峰。又書末署日“五月廿五日”。據此可知此書作于同治五年五月廿五日。以下三札，經編者考訂，作于咸豐九至十一年間；然則，第一札當移作第四札，方符編年排月之意。
第115頁第七至八行。大賢舉動，迴絕時流。
按當作：大賢舉動，迥絕時流。
第116頁第十行。息彭蠡之驚波，遇豫氛之旁逸。
按當作：息彭蠡之驚波，遏豫氛之旁逸。
同上頁倒數第二行。手牋郵致敬，道區區之忱。
按當作：手牋郵致，敬道區區之忱。
第125頁。致張裕劍。
按當作張裕釗。又第135頁注[32]張裕劍：武昌人，字廉卿。亦誤。惟既知廉卿為字，何不知裕釗其名？竊謂此系手民誤植，非編者之咎。
同上頁倒數第二行。梅岑。
按依編例，逢人名即出注，此二字亦當注明。竊謂此人即汪梅村士鐸。
第128頁第七行。性龍、碧湄。
按當出注，分別為尹杏農耕雲、高碧湄心夔。
同上頁第十一行。既老且貧，倚斟讎為海。
按海字不可解，疑當作活。
第132頁。致佚名第三札。
揆其文意，按諸史事，此函作者非莫友芝，應為胡林翼。書中云太平軍陷黃州，請假一月在營調理，俱系咸豐十一年胡林翼事。收信人“襲雲”，當為俞奎垣（字襲芸），其時為湖北學政。書中敬稱“文節”，又云“沔上環琦盡入珊網”，可證。
第133頁。致佚名第五札。
此為胡林翼與顏相廷書，按諸事實，當系于咸豐十一年。參觀《胡林翼集•書牘》是年三月二日與顏書。
同上頁。致佚名第七札。
按此亦為胡林翼與人書。作書時間與上二札略為先後。
又。上述三札俱為胡林翼與人書，而“均錄自上海圖書館所藏（莫友芝）原件”（整理者按語），所以然者，竊謂不外乎兩端：一則友芝代擬函稿，存檔留底者；一則林翼手書，而友芝追緬故人，藏作紀念者。
上海街市上只看得见两种装束。一是西服，一是尖顶瓜皮小帽与硬领长衫，如果穿第三种，必为世人所目笑。而北平则不然，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垂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军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
一 “听”是一个字
《说文》：“听，笑皃，从口，斤声，宜引切”；段玉裁《注》引司马相如《上林赋》“亡是公听然而笑”为证。《龙龛手鉴》曰：“听，口大皃”；《玉篇》曰：“听，仰鼻，又笑皃”；《集韵》：“听，嗞口开皃”；《正字通》引杨慎曰：“听、古哂字”；按人笑，多作仰首张口状，故“口大”、“仰鼻”、“嗞口开”、“哂”等义项，均与《说文》所谓“笑皃”无甚区别。易言之，可以说《说文》的解释最准确，最概括。
二 “聽”是一个字
聽，平声，有收受声音（如〈论语檀弓〉：“夫子式而聽之”）、采信、取信（如〈宋史〉卷四四二〈苏舜欽传〉：“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濫，陛下聽之”）、等候（如徐渭〈雌木兰〉第二齣：“念其劳役多年，令驰还乡休息三月，仍聽取用”）顺从（如〈韩非子五蠹〉：“民固骄于爱聽於威矣”）、耳闻之事（如诸葛亮〈出师表〉：“诚宜开张圣聽，以光先帝遗德”）、厅堂（通假，如刘义庆〈世說新語黜免〉：“大司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量词（英語tin之音译）和姓氏等义项。
读去声，则有治理（如：“垂帘聽政”）、裁決（如：〈论语颜渊〉：“聽讼、吾犹人也”）、任由（如〈西游记〉第九回：“这江州有个金山寺、焦山寺，聽你在那个寺里去”）等义项。
三 “听”是“聽”的俗体字
《古今正俗字诂》：“俗浅率以‘听’代减笔‘聽’字，音义俱失，殊乖大正”；如前所述，“听”与“聽”的读音和字义毫无相通之处，故曰以“听”代“聽”是“俗浅”之人“殊乖大正”的陋行。
四 “听”是“聽”的简化字
简化字并非49以后的创举。但是，49前后的汉字简化，以严谨、合理作标准的话，可以说后不如前。以“听”代“聽”，便是49后的简化字，49前并没这么做。
五 “听”还是
的俗字
，“嗞愧皃”（《集韵》），读若沂。
六 小结
“听”被当作“聽”的简化字，对于我国文化最大的损失，不是让国民都变成了“俗浅”之人，每天都说着看着音义两乖的俗体字，而是让“听然而笑”这种典雅修辞在日常生活中永远消亡。
喝了十几次，每次都喝得比较多，头疼，不过心情很好。踢了一次球，几乎两年没运动了，上场不过十分钟就想吐。唱了一回卡拉蛋K，一哥们周杰伦唱得特棒，过瘾。收到六包书，加上从长沙带过来的一点，三个书柜差不多就快装满了。三个书柜中，有一个是老道送的，投桃报李，就写了一个书评。事实上，不是这么庸俗了，而是他的时序考证实在精彩，不拘一格，独辟蹊径，超迈前辈，傲视时贤，不写不足平民愤。当然，限于篇幅，也没有将我的意思全部写出。这些事情做得差不多，静下心来，继续写书。昨夜将文字狱一节增补完毕，今晚续写宰相制度。老莫鼓励我，没有可读性也行，闻言，十分感激。一个出版人不要求可读性，这不就是早已绝迹的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抛头洒血的高贵品质么？太难得了。为了这句话，我也得主动加强可读性。只是，这么一个反复，我是不是着了他的套？若然，老莫也是一个枭雄啊。
子夜一时起床，出去吃粉回来，本拟看几页书，一拧台灯，瞬闪即灭，原来是灯泡烧掉了。目疾方渐愈，不敢就日光灯看细字，无奈何，拿出昨日新购之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为影印本，字大，稍可看。然亦不敢久看，乃将积微翁序打字录入，聊当日课。此灯伴我年馀，届斯去湘入粤之际，无疾而终，盖将以此告别耶？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自据其一部分言之）。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郑、章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徵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後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综而论之：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豐。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
近者瀛海交通，国人有见于西儒史籍之精密正确，回顾吾国之正史，意以为不足，是固然矣。抑知彼精密正确之史籍者果何自而得之乎？非从彼繁富之史料简练精采而得之者乎！然则吾亦欲得精密正确之史籍如彼者，非从至繁富之史料简练而精采之其不可得亦明矣。若吾国所谓正史者，虽不足以尽史料之全，而为吾国最重要之史料无可疑也；乃从事于此者，第以畏其繁重束之不观，顾徒裨贩他国人所为之吾国史以自足，其偷不已甚乎！呜乎。以最繁重难治之业，而以最苟简之法应之，其无当也宜矣。吾意：士生今日，不欲治史则亦已矣。苟欲治史也，则必先取吾最豐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後，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若舍先哲遗留之田土置之不耕，徒卤莽灭裂乞灵于外人，于学固无所得，而其有愧于钱、洪、王、赵、越缦诸先生殷殷稽考之功亦已甚矣。
余读越缦先生读史札记，感而书此，世有达者，或不河汉余言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四日长沙杨树达书。
按：承13问及，甲编、乙编到底为什么而写，谨作简介。这是一本书的第一部分，或曰背景部分。此书主旨，在观察、比较及分析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前后之中国局势，拟对政治、外交、军事三个方面做整体考察。窃谓近代中国之巨变，此一年分实具重要意义。此一年前后，不论国内之中央-地方关系，中枢决策思路，清军-太平军之军事抗衡，对外之观念转变，外人对华态度，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目前写的几段，如八旗制度，如盛世之衰，都是为道、咸间的巨变作介绍、做铺垫。背景介绍完毕，则将详细叙述由中枢政治、地方宦术、中外关系、主要战事交织而成的时局。不知道这么一说，13及其他网友是否稍能明白此书的规模？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2]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几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三端：一曰文字狱，一曰修四库全书，一曰坚决彻底取缔宰相之职的合法性。请先述文字狱。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3]？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砍头的原因，有太祖自述在，请看：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髮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原来，太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对谐音这种文士惯技掌握得十分熟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然据太祖摸索总结得出经验，骂人不吐脏字，除了谐音，还有别的方法：
“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4]；
人家和尚说：贫僧是宗教界人士（殊域），无功于世间，深自惭愧（自惭无德），今冒然称颂，还请圣明天子（陶唐，即帝尧）多多包涵。太祖却凭藉深厚的拆字和语法修养，从中读出“歹朱”“无德”的讥讽，这分功力，令吾辈情不自禁，不由得要大赞一声：弓虽。女子弓虽！
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清圣祖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怪乎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文字狱的特点，一则借之为工具，以芟削曾助其得帝位之功臣，如年羹尧案；一则将计就计，极力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如《大义觉迷录》之刊布。清胤禛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清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
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名世尝作诗赞颂年羹尧，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读吕留良遗书，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生武装颠覆的念头。他致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其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以下，择其书序之要者，稍作评议[10]。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
按：《书》，即《尚书》。此次辩论，胤禛选用的理论，全部是儒家经典，颇有“以夷制夷”的意思。但是，作为二百馀年后的评委，我不得不指出，他一开始，就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华夷、满汉之区别，其本质究为种族概念（或曰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尽管如此，他的道理却不算错，毕竟，作为浸淫于君主专制理论之帝王，能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自我判断的标准，终属可贵。接着，他说：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窃谓此语虽过于现实主义，然不能不说，恰可击中“华夷”区别论的软肋。“自古中国”倘能征服全球，则世间不复有“夷狄”也。惟其不能，故有所谓“夷狄”。而在今日，昔之“夷狄”（满洲）既入主中国，且主动接受儒家学说，“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前揭孟森语），再要“目为夷狄，可乎”？由此，胤禛自然想起了韩愈的名言：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11]；
满洲不仅“进于中国”，甚而占有了“中国”，若仍不“中国之”，可乎？至此，正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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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余氏又云：“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读者欲详细了解余氏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撰《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後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4] 赵翼《廿二史箚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据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影印，中国书店，1987年。按：今人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箚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见《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撰者无缘得见陈书，以上概述全据王春瑜书评《功夫文章学子书》转述，王文刊于1998年04月01日《中华读书报》。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第906页。
[11] 他引用作：“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与韩愈原文字词稍异，意义相同。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2]。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4]。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闿运尝云：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8]；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闿运所言，可称“优待”，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9]；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10]，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11]；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12]。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后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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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国父年谱》，第72页，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6年。孙文尤不算当时最激进的排满者，例如，邹容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用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革命军·绪论》）；简直是种族灭绝的语调，远较“驱除”说为激烈。
[3] 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此即宣言中语。
[5] 畏罪自杀。
[6] 严拿不获，报称落水死。
[7] 此表资料俱源于《高宗纯皇帝实录》及《清史稿》，并参考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中乾隆朝高官犯贪统计表。曹文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珅之名不见此表，盖因其罹罪伏法已在高宗死後，不能列入乾隆六十年中的统计。和氏为当时第一大贪，敛积至八亿两之巨，相当于清国十年之财政收入。且与其勾结之官吏甚众，而仁宗办和案，因考虑到稳定政局的需要，并未按籍穷治，故逃法者甚多。姑息之仁，且影响到嘉庆以後政局，盖如和珅之徒，不仅贪贿，而且在国家政治层面欺上压下、自作威福，对君主专制政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道光鸦片战争时期的穆彰阿，误国辱国，即为显例。仁宗办理和案时若能计及于此，借机清理权臣的政治痼疾，以儆后来，或能以此福荫其子，亦未可定。清代帝王无宰相辅政之益，而常受权臣误国之弊，拙撰第三编有论此者，请读者参观。
[10] 钱穆认为清代无制度可言，政事俱以“法术”出之，如设军机处，实行密摺制度等，莫非法术。参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7]；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后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后为什么会转入衰运[8]，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世宗之励精图治；而世宗刻薄，又逊于圣祖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后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9]，重艺术[10]，兴文教[11]，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12]，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13]，一为定火耗、加养廉[14]。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后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后，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15]；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16]；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17]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后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18]，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19]。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20]；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21]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22]。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词“惓惓丁宁”，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23]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圣祖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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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语亦即《清史稿·宣宗本纪》结尾“论曰：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的祖本。
[4] 穆宗为太子时，夏同善为侍读，同善佩西洋怀表一块，穆宗取而碎之，曰：“无是物，即不复知时耶！”穆宗又尝命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斫其首，连声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上海书店，1981年）；穆宗之所以如此排外，当与幼年遭遇有关：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其父因此出京避难，并客死热河。
[5] 乾隆朝之外交，最足述亦仅足述者，为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一事，而事中最关键亦最富趣味的细节，则是叩拜礼仪之争。最终双方达成共识，英使以单膝跪地为礼，而不必行三拜九叩之礼，在“严夷夏之防”、视虚文重于实际的清代，实为创举。观《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六、七月）中高宗与臣下商定觐见礼仪的数道谕旨，其善体人情、通权达变的手腕，实可予以高度评价。英国使团秘书斯当东所揆回忆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虽对福康安、征瑞不无微词，但于高宗及和珅之印象则甚佳，并不因礼仪之争及终未获得通商许可而有所讥贬，亦可视为对高宗处理此次外交事宜的赞许。而宣宗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事初起，则以倨傲临之；衅既开，则以慌乱应之；善其后，则以昏庸报之。前后不贯，进退失据，宜其狼狈不堪也。以此，故曰宣宗远逊其祖。礼仪之争事详见本书外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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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森论道学对清代国运的影响，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康熙朝之达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直至道、咸兵乱，平乱者根本在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清史讲义》，第176-7页）；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异军突起，挽既倒之狂澜，续若断之清祚，成就中兴，其所以感廉立懦，登高一呼而天下景从，谓非道学之助，可乎？故孟氏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也。
[10] 高士奇《蓬山秘记》载清圣祖语，云：“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转引自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按：倘高士奇记言不虚，则圣祖不仅倾心文艺，且鉴赏、创作之水平亦非泛泛之辈可及，盖能“辨白”诗文之时代与家数，非老于此道者不可致也。
[11] 康熙朝纂修《字典》、《皇舆表》、《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大型丛书，实为历代罕觏。而他个人在文艺以外的特长，犹有精研天文、算学二事。此外，从南怀仁学拉丁文，调停在华西人宗教争端，亦是清圣祖博学多闻、注意文教的表现。
[12] 过于宽仁，最大的弊端则是贪风大炽。见侯官古霝後人姜斋《清外史》“贪风之盛”条。
[13] 简单一点说：并地丁，即将丁役和地赋合而为一，国民除纳地丁以外，别无徭役（以前人民因捐免徭役而缴纳的费用亦不复存在）。停编审，则是不再普查户籍，因为国家赋税既以地亩为征收依据，则不必再对丁口户籍进行统计。
[14] 明、清两代，官俸极薄，不足养家。官吏不得已，乃于赋额外加以浮收，以为应得之调剂。正赋以外的浮收，即“火耗”，今语“乱收费”也。康熙六十一年，陕西巡抚奏请提取本省火耗，“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馀俱捐补合省亏空”。此举可视作地方行政机构拟为违规行为正名。圣祖未准。然虽未批准，亦未对这种违规行为加以阻止。雍正五年，世宗乃定下由政府定额提解火耗作为外官养廉银的制度，从而解决了行政上的两大难题：一，杜绝州县私自加征；二，提高官员收入。此举毫无疑问违背了其父圣祖“永不加赋”的遗训，但是，“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清史稿·食货志》）。故名义虽有亏，对国家财政、小民生计来说却不失为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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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19] 清高宗以前，年迈八十的帝王，只有三位：梁武帝萧衍，享年八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宋高宗赵构，享年八十，在位三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享年八十一，在位三十五年。三人在世及在位之年，俱不及高宗。高宗于七十岁生日，自撰《古稀说》（四库本《御制文集二集》卷六），谓前代帝王年逾七十者不过六人，其中，元世祖、明太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汉武帝、梁髙祖、唐明皇和宋髙宗），则“不足为法”；俨然以千古一帝自居矣。
[20]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旻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宗）邂逅，旻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枪赐名为“威烈”[1]。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后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干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2]。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几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3]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4]，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5]。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后，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后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后，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后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后，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6]。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尊君主的清世宗，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身减等服刑。太宗、世宗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