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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败坏；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说成功；表面上，意思相反，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搞大的。对于当事人来说，大好事与大坏事，固然有区别。而对围观者来说，一旦搞大，则事情的好与坏已经不重要，程度深不深，规模大不大，节奏爽不爽，才有趣味。我是历史事件的围观者，我的“史观”，就是看热闹。
前一阵，与朋友吃饭，他说，你是研究历史的——我即回应，岂敢，我是历史爱好者——他摇摇手，继续说，你对辛亥革命有什么看法？到底这个革命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不说好坏，只说这个革命对近百年的中国，有何影响。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却说今年要写一本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书？我说，没错啊，就写革命时期的一些人，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写写他们做了啥，想些啥，如此而已。他急了，说，难道你对整体就没有一点把握？就算是感觉，也可以讲两句啊。我说，感觉很多，也很乱，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升华到可以判断革命是好是坏的境界，更别说理论联系实际，谈什么百年的影响了。朋友气了，撂下一句，你读个屁的历史，算了，喝酒。
不是故意这么硌应。我真不知道。我就喜欢看热闹，看热闹也有错吗？
就拿我写的湘军故事来说吧。为什么要写湘军？自己总结，有三个原因。论空间，湘军诸人离我近。一座长沙城，那个街巷没有与湘军大佬小将有关的遗迹？当然，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论时间，晚清离我近。尽管晚清这个时段就严格的历史分期来说，并不严谨，不过，至早也就1840年，这才多久？论切身，近代以来局势与我所处的世界大有渊源。举个小例子，最近不是揭露了一位公证闭气超过两小时、徒手通电可达220V、号称人寿能活五百年的李大师吗？若在1900年，我真信他就敢混入革命团体义和拳去做大师兄；再举个大例子，为什么对美军航母进入黄海那么敏感，难道真没人忆起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吗？依能近取譬之义，我自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湘军是一件小事，不过是国史的蚁穴与跬步。湘军与太平军，与捻军，与回民起义，其战胜攻取，究系内战。内战在国史上还稀罕吗？人早说了，中国历史，写在纸上的，不过是一部相斫书。有人更引申，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二字。太阳底下无新事，就是历史。一切史都是当代史，不过故事。再往细里说，文人御侮，练民为兵，这不是新鲜事。文治武功，再造中兴，历史上演过好几回，也不是新鲜事。回光返照，接踵盛世而来就是崩坏，并非晚清才有的景致，更不是新鲜事。既然都不新鲜，为啥要写湘军？答：历史就是故事，归根结底，还是看热闹。
只是，既写历史，作者必然比读者费点心机。该读的书，最好一本也不少；该证的事，最好一点也不含糊；该同的情，最好一分也不狗血。作者以为自己看着了热闹，看清了热闹，那么，好好写出来，与读者共享。这就是不贤识小的“创作谈”。古往今来，那一部卓越的史书，那一篇优秀的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写一场热闹给读者看？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至于拙撰，迄今有三部。《战天京》，个人稍觉得意；《天下残局》，什锦，方便喜欢看千字文的读者；《湘军崛起》，电视讲稿（事先无稿，事後记录），方便喜欢语体文大白话的读者。体裁有别，看热闹、传热闹之心，则一以贯之。目今正写两部书。一为曾国藩在北京，挖掘他在成为牛人之前的岁月，怎么在体制内往上混，怎么保持个人财务平衡，怎么与人类惯性作斗争，怎么一个看似平平无奇最终极限也就捞到副总理级别然后退休的人却成为近代的偶像——其实没有答案。另一部，辛亥革命，藉贴近人心的第一手资料，写革党帝党后党与逍遥党，写大时代的小心情，写革命的保守，写平淡的激情，写身处热闹之中的寂寞而这分寂寞在多年以後看来又是那么的前卫。其实，上述都是广告。
究是一个爱看热闹爱说热闹的人。说不好瞎说，见笑。
前天接梁由之兄电话，说闲闲书话文集收入拙撰《邵飘萍因何而死》，以审读原因而被删落。头一次遭受这种待遇，我十分欣慰。以后谁再说我不反动，我就可以反驳他了。
邵飘萍因何而死
八十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惟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的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的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的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五千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如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信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三十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三十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十五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惟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锤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五千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十七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本来不在这个blog搞转贴，转载都放在博客大巴。今天去看，突然发现隐藏了很多帖子，说有敏感词汇。其实，那些帖子都是论文、史料，个别词汇或不免敏感，内容肯定健康。草木皆兵，一至于斯，可叹。当然，不是叹博客大巴。李零先生这封信原载《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年），OCR录入。
本文是应《中国学术》编辑部之请，按例行规定写给田晓菲女士的读后回应。为了不干扰读者对田文的阅读。我一直没有发表此信，现在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记录。田晓菲投寄《中国学术》的文章，题目是《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最后发表于《中国学术》2001年2期，请参看。
田晓菲女士：
尊作《学术“三岔口”》由刘东先生转来，我已仔细拜读。谢谢您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和关心，并就拙文的基本立场和英译质量提出批评。我听说，您已经把我组织的译介与刘东先生的文章一起列为您的课堂教材（可能是反面教材吧），而且罗泰教授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我想一定也有很多尖锐批评）。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我看来，引起讨论本身就是我的目的，更何况，您还提供了另一种阅读立场。虽然我并不赞同您的很多看法，特别是您对整个争论的基本估计，但我认为您的立场确实有一定代表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所采取的立场，其实就是留学生中十分常见，因为身处中西学术之间，所以自信超越对立，往往左右开弓，先批外后批内的那种立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留学生都和您是一个观点。我是把它归入两支“亚汉学”中更偏向西方学术的一支，您不爱听。它使我比较容易理解，您为什么更同情、理解和支持巫鸿先生，并倾注全力为他本人也为广义的西方学术辩护，比如美国是言人人殊呀，贝格利谁也不代表呀，巫鸿教授才是主流呀，英语不好的“本土学者”李零，他还妄谈什么西方学术呀，等等。
请让我用比较直白的话讲一下我的读后感，而且是废话少说，直奔主题。
首先，我有一个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即我们的西方同行，我是说直接的同行，他们的研究，即通常泛称为“汉学”的那种研究，和国内的研究，您叫“本土学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大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刘东先生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且不管这种差异是由什么造成，比如中国学术的“先天痼疾”，或它的“歪嘴念经”，或它的学术水准“赶不上趟”，或它对西方挑战的“过于敏感”和“不良反应”，但有一点比较清楚，就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用谁幻想的“国际学术”可以抹平，也不是凭您强调的“个体差异”可以化解，否则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争论呢。在我看来，差异的存在是不是因偏见而引起（我看是原因之一），这是一回事；而它本身有没有（我看是有），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连这种差异都不承认（您说中西学术的不同都是虚构，只有还原到个人才有意义），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空拳”。
其次，您说一切“无谓之争”都是因为贝格利教授制造了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而我掉进了他所布设的陷阱（照您的说法，就连“开明的”巫鸿教授也被这个陷阱迷惑）。在这方面，我和您的看法也是大不一样。虽然，我不见得会同意贝格利教授对它们的使用，即把问题变为局外、局内孰优孰劣的高下之争，但在“内外有别”（对不起，我借用了一个糟糕的政治术语）这一点上，我倒比较赞同他的想法。因为他对学术分歧的存在至少比您更了解也更坦诚，还有我所接触过的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也比较坦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在中国这座大山面前，身在此山和身在山外就是不一样，彼此都有看不清的地方。我看不出作为视角的不同，它们有什么讲不得。1980年代，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佛（Lewis R．Binford）批贾兰坡，他也用过同样的词汇（贾兰坡《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若干问题——评宾福德等的新看法》，《考古》1988年1期，77—84转62页。案：贾文所说“宾福德”即宾佛，今多译为“宾佛”。该文引用宾佛1986年的文章《局外人对中国旧石器的观点》“the Chinese Paleolithic an Outsider’s View”，与Nancy M. Stone合写，所谓“局外人”就是outsider）。您的“个体还原论”和“中西无别论”，让我觉得非常矫情（我是按北京土话理解这个词），说句不客气的话，也太公孙龙了。
还有，我想说明的是，拙文讲的话，无论介绍，还是议论，我的基本估计都是来源于同相关学者的接触，而不是光凭书本知识，也不是光凭印象和推论，而且您放心，我们是用中文交谈。我在写作前，同巫鸿教授本人，同他的批评者，还有他的同行，都交换过意见。虽然我也同意，在美国，研究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学者，或者狭义的汉学家，他们人数太少，圈子太小，但谁是巫鸿教授的真正同行，我还分得清。在我看来，您的很多估计都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根本不顾事实，特别是争论本身。如果事情真是像您所说，所有问题的引起，只是因为巫鸿教授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然后有一个心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为此，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事），除了他，没人会怀疑巫鸿教授的“众望所归”（那他们还批什么劲呢），说实话，我或其他学者是不会热心这场争论的。
今天我之所以出来编这组译介，而且是费力不讨好地干这件事，这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跟什么人斗气（我很不愿意为此花费时间，也害怕我的朋友会因此受伤），而是因为我和我的西方同行，特别是《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群，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一直就有严重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像您所说，其实都是由我制造或虚构，而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私下讨论中，比如“什么是中国人”的讨论，就不能不说是和贝格利教授有关，而且明显已被很多美国学者接受。我认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巫鸿教授也说，贝格利教授的批评目标“是众多的学者和广大的学术传统”。事情绝不会简单到贝格利是自人、巫鸿是亚裔。您干吗非得推论，如果他们把肤色换过来，我就会有另一种评价。我认为，在这一争论的背后，真正成为焦点的，还是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看法，还是在两大学术传统背后，有很多由来已久的分歧。比如，从最近的断代工程发布会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看，我相信，真正的争论还在后面，而且恐怕并不是发生在汉学与亚汉学之间，而是发生在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
我担心，很多本来还能沟通的事，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还会进一步恶化。关于断代工程和“走出疑古”，我在文中讲了几句话，目的是想请我们的西方同行多注意一下它的学术背景，而不要把眼睛光盯在政治背景上。
为了让您对我所组织的译介有更准确的了解，因而让您能打到我的要害之处（而不是“桌子板凳”），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所采用的写作思路。
（一）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所组织的这组译介其实是想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让文章本身来说话，不但问题的提出是开放的，问题的结尾也是开放的。至于我个人的介绍，那只是一个引子。它并不是《纪念性》一书的书评，而是对“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的介绍。这也就是说，我更关心的不是巫鸿教授的书，而是由它引发的这场讨论。我的介绍，当然是面对中外两方面的读者，但我的目的并不是想去教训我的西方同行，而是让我的同胞多少能领略和见识一下什么是“国际学术”。当然您又会说了，这什么也不代表。作为这篇介绍的作者，我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什么具有国际水准或国际眼光的学者。我没有这个资格，也不领这个头衔。而且，我也绝不羞于与我的中国同行为伍，而是按我的真实存在，使用“你们”（或“人家”，或“他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儿。这就像我反对男人的偏见，但我并不否认我是男人，而且免不了还有男人的偏见一样。此外，我也并不否认，在我的文章中，我有我的立场，甚至还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既反对国内同行的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也并不承认西方汉学的很多“天经地义”。虽然为了避免干扰剧目本身的上演，我想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减少不必要的“画外音”和“提前预告”。还有，当然不用说了，我的英语肯定没您好。
（二）我想介绍这场讨论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讨论（有人说是扔炸弹），而不是以一个学术法官的身份对涉讼双方做出裁决。如果您不习惯这种写法，我得请您原谅，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习惯，因而也从来不写书评。为此，我故意选择了一个好像行为艺术而且带有刺激性的题目。张隆溪教授跟我说，他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但没有说他的具体意见，我猜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太不“国际”，而且每个人从这个词汇读出的可能都是他想读出的恶毒含义，让谁看了都搓火，因而口吐真言，面对面地进行争论，从而达到以毒攻毒，合两偏为一全的效果。虽然我对争论的结果并不乐观。在您的文章里，按照您的角色安排，贝格利教授是偏见的一端，我是偏见的另一端，好像争论是在我和贝格利教授之间，巫鸿教授是这场争论的受害者，您是“隔岸观火”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者。其实“火”就在您的身边，您也并没有“隔岸”。谁都非常清楚，这里引起争论的是巫鸿教授和他的《纪念性》，而他的批评者是巫鸿教授最直接的同行，他们是一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西方学术界的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果您对我的介绍老是越看越糊涂的话（按您的说法，是我们“越打越乱”），我想向您说明，我既没有想把我的文章做成巫鸿教授的辩护辞（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四面受敌，特别是它因中国学术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打算借它来批判贝格利教授（我认为，那样的辩护既无益于巫鸿教授的声誉，也不能使有关的批评者服气）。
（三）您只要不带偏见地阅读，就会发现我是本着这样的用意来安排我的文章：（1）我对中西学术的沟通深感困惑和悲观（参看刘东先生的卷首语），为此，我不但用了“科索沃”这样的新喻，还用了“巴比伦塔”这样的旧典（可惜您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2）我用“三岔口”的摸黑对打（可惜您也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为读者描画了中西学术的典型偏见，让它们出来对骂，好像谁都理直气壮，其实谁都荒唐可笑（我对“人家”的批评比较委婉，而对“我们”的批评比较尖锐，而且是放在前面，可惜的是，您却把我大加嘲笑的说法当成了我自己的说法）；（3）我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并把他们的意见归纳为四点，认为前三点有一定道理，后一点还值得商讨（可见我并不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都没有道理）；（4）针对上述批评，我想提醒批评者，他们在纠谬订错之余，是不是也能全面和正面理解一下他们的批评对象（我比较习惯于这样的批评），即考虑一下巫鸿教授的写作思路，比如他的后现代倾向和他对中国礼仪的关心，还有最近他对“废墟”的思考，而不要自己跟自己的影子打架，把气撒在中国学术上；（5）我觉得要想消弭分歧，就得勇于面对分歧，知道目前的“国际学术”（我是说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术），其实还是建立在相互的偏见之上。
这是拙文的提要。
此外，为了供您调整思路，完善文章，请让我讲一下，尊作对拙作有哪些曲解和误会之处：
（1）我讲“三岔口”，关键是说“没有光”，即中外学者缺乏真诚的对话。而您讲“三岔口”是说当事者都是无谓之争，而且对打的不是贝、巫，而是贝、李。
（2）我说的“西方学术范式”，或西方学者“最能认同顾先生”，在原文中都是描述性的，您要反驳我，最好是向读者指出，这里归纳的哪一条是李零所虚构（请参看贝格利讲的巫鸿“犯规”和夏含夷讲的学术“洗礼”），而不必把问题扯到巫鸿做到了什么没有，顾先生是不是也有与西方学者相似的观点。对不起，您好像特别喜欢指东说西，把别人置于没有常识的境地。更何况，我根本就没讲顾先生的观点对不对，他是不是出过国。您一定要把问题归于族裔，那是您自己的事，我并不认为学术传统的差异在于族裔。当然，我还得给您提个醒，您在强调顾先生是中国土生土长、未曾出过国的同时，最好不要忘记，他毕竟是生值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他毕竟是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们也同样不要忘记，他还受到过崔东壁式的中国辨伪传统的训练。而且我说“最能认同”，本不过是说，他们的学术倾向正好和顾先生非常投契。这个问题也和族裔无关。比如1929年，美国学者恒慕义（Arthur W．Hummel）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附王师韫的译文《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收入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二册，北京：朴社，1933年，下编，421—454页），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段话，正与贝格利文的最后一段有微妙的相似。
（3）我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学者的傲慢和他们讲的两句话，即“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还做什么学问”。您只要看一眼原文。就不难发现，我要讲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而且在转述这类陋说之后，马上就是批评。您怎么连我的批评都不看，反而拿它作为我的说法，而且用来挖苦我的英语水平呢？
我觉得，您的最大误会就在于，您常常把我的事实陈述当作我的价值判断，您太不习惯我很偏爱的用事实讲话请读者判断的写作方法，也太不习惯于什么角色也不进入的“无立场阅读”，即像您说的，真的就是坐在台下看。
最后，我向您说明的是，我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译文提出了很多批评。但我想请您理解的是，虽然我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远远不能同您相比，但您猜度我是故意添油加醋，巧设陷阱，丑化哪一位，这却未免求之过深。因为您知道，目前在国内做英文翻译，大家经常苦恼的是懂专业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又不懂专业，我们的翻译，经常都是勉为其难。这里的译文本来都是请别人翻译，最后不得不推倒重来，或者动大手术。因为我自知能力有限，又听说贝格利教授是以美文而著称，所以除了反复推敲，还请了另外一位现在美国原来也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不愿署名）对译文校了三遍。当然，不管怎么说．译文的一切错误．责任都该由我来负。
您提到我把很多翻译上的微妙之处做了不必要的简化（为了照顾汉语的阅读习惯和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确省掉了许多在您看来非常微妙也许不该省掉的小词），还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和误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意见。至于我译的“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 but denied a definition，the reader embarks on the case studies thr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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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吴俊霖 作词：吴俊霖/王武雄
最近的夜暝 我定定会爬起床 目睭金金 看你看到天光
你睏的真甜 笑容是彼呢单纯 温暖的爱 一时煞充满心门
真希望能够 永远甲你作伴 轻轻松松 唱咱快乐的歌
人生的路上 总有坎坷的路爱行 不免烦恼 我是你的靠山
不管风雨有多大 你是我的心肝 有我陪伴你 你永远不会孤单
就算讲海水嘛会干 你也是我的心肝
无人可比 一生一世 最爱你的是我
大华烈士简又文，1930年代居上海，题其居为斑园。
谢兴尧《回忆逸经与逸文》云：“我问他有何取义，他说，他的名字中有一文字，他的夫人名玉仙，所以用斑字名园，表示共同生活”。
无官不贾，而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藏于贾而官者。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致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毀，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除了钩沉抉隐的口述史，除了不拘一格的叙史风格，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就，最为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转型”史观。然在专家型读者看来，这套史观，似又卑之无甚高论，不配享有高度赞誉。顷读网络所载纪念唐先生逝世的文章及访谈，如许纪霖，云：“很难说他（唐德刚）在史学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公认的学院派史学家”（《东方早报》10月30日）。又如，吾友胡文辉，十分许可唐先生“生龙活虎”的文采，而对其“转型”说，则谓：“大抵不过西方现代化史观山寨版，亦不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意味，其本人虽津津乐道，而理论思辨终非所长（《现代学林点将录》）”。
史观是否高明，容有轩轾，吾无辩焉；窃谓，唐先生在其著作中如何结合史实阐述其史观，读者通过其史观将获得对中国近代史的何种认识，是比争论其史观是否高明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话题。
请先介绍唐先生的“转型”史观。他说：“笔者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纪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00），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後，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告别帝制五千年》）。按，自1840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此一分期业已获得共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不再对1840—1949的百馀年历史作任何分期，而统名为“中国近代史”。然在唐先生看来，“中国近代史”并非一个已告结束的时段，而只是整个“转型”期的前半截，因为，“帝制转民治”的历史转型至今犹未完成，而“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1840—2040），姑名之为‘历史三峡’”；则是说，中华民族迄今仍在“历史三峡”中搏击风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即唐先生的“转型”史观。
据此史观看待近代史，则凡诸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大事件，不论成败，不论美恶，皆不过是“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再据此史观看待当代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史，则“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表现为：“一，它是‘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後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中国之惑》）。
而据此史观评论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最饶趣味。
唐先生说：“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後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民国前十年》）。按，“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唐先生以孙文为正面典型，谓当“二次革命”受挫，曾经“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文乃调换方向，“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终能保证国民党在历史三峡渡过险滩。反面典型则是袁世凯，当他“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後，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终于在历史三峡折戟沉沙，身死犹为後人笑。按，孙、袁看似趋向各异，其实，皆欲以“独裁专制”挽回共和失败的局面——孙文创立“中华革命党”，明令党员对其个人效忠，显为“独裁专制”——只是，孙的表现较袁更为“现代化”，故能获得世人谅解。
在转型期“大舞台”表演最为精彩的“艺员”，则非“倒戈将军”冯玉祥莫属：“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後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政学系探源》）。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冯玉祥，其立身或有可议之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此即“表演後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的注脚。只有不断“革命”，方能避免成为“革命对象”；冯公，其知幾者神知时者圣之谓耶？
唐先生以此史观，贯彻于知人、论世、叙史，再以活泼风趣的笔墨描述之；普通读者看他的书，不仅获得阅读快感，犹能通过他的史观获得对近代史的宏观印象，因此，爱不释手，掩卷太息，不亦宜乎。再进一步说，普通读者固然很少具备整体把握历史的能力——其实，专家读者何尝不如此？——然在知晓一些史事之後，则又渴望了解这些史事的意义，甚而奢望以史为鉴，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其心可悯，其情可叹。于是，史书作者若不能提供简便法门，供其解读陈迹、展望未来，必令读者失望。不独史家如此，即使一个说书人，惊堂木一拍，不也会说一些诸如“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尽管他主要的任务不过是以讲古来娱乐大众，并不承担普及“正确”史观的责任。然自听众而言，若说书人不能讲一两句“天下大势”，终觉意犹未尽，心中不爽。等而观之，写给大众看的史书，其中包括的形形色色的史观，实在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关键在于，作者所叙之事能否以作者所创之史观进行圆满解释，倘能自圆其说，则为佳构，不能，则无人信从，将被自然淘汰。以此标准衡量，唐先生的著作，洵为佳构。
尤为特出的是，唐先生下笔，常能揉杂事实、评论与感慨，天然凑泊，浑然一体，引人入胜。聊举一例：民国十六（1927）年五月，奉军少帅张学良与北伐“铁军”张发奎，在河南南部对阵，战况惨烈。此後数十年中，唐先生分别与张发奎、张学良见面，谈及此役。战时，奉军曾以重炮排轰北伐军。学良忆及炮轰，“眉飞色舞”，发奎则云：“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云：“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此役结局为“铁军”胜利，奉军败退，据说，当发奎乘胜攻入学良的司令部，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信，上书“留交张发奎将军”，为学良亲笔，信中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唐先生就此向当事人求证，发奎云，确有此信，吾“莞尔纳之”。学良也证实有此“留函”。及至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试问，如此笔墨，用以叙史，即无史观，何伤？况有锦上添花的“转型”说，有悲天悯人的道德感，能不令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尚矣。唐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