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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窃听风云》，可看不到什么窃听技术方面的展示，感觉很小白。没有窃听，就讲风云好了。可也算不上什么风云，不过是善男信女式祸福报应，最多是一点生活的涟漪，根本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
以我说，还不如贯彻这两句台词，或许好看一点：
mp3网络存储，最重要是可以外链，不然没意义。微软的skydrive可以存，不让链；一些小网站，不太稳定；专门的音乐网站，又要搞什么vip，用起来不方便。因此，俺选择Page。存了一首Dolly Parton的U R，听听效果。
小小网络如此，何况宇宙终极理论。不用慨叹了，帖出歌词：
Kenny Rogers：Coward of the county
Everyone considered him the coward of the county.
He’d never stood one single time to prove the county wrong.
His mama called him Tommy, but folks just called him yeller,
Something always told me they were reading Tommy wrong.
He was only ten years old when his daddy died in prison;
I took care Tommy, ’cause [...]
记者 黄长怡
南方都市报：《湘军崛起》这本书，有评论说“客观地描述了太平天国战争”，不知道你本意是否如此？
谭伯牛：历史书是否可以严格地分为客观与主观，我从不敢确信。曾经风行的后现代史学理论，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有些地方，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到底是否有历史真相的存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否能如实重构？这些质询是很有力的。我没办法回答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我只是看了一些书，自以为对当时局面有一定的了解，尤其对与湘军、天平天国有关的事实比较熟悉而已，于是，将这些我所了解的事放在我认为的时代背景中来写。任何东西，只要是人写出来的，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这本书也不是对天平天国战争的全面描述，主要讲的是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的故事。太平天国战争的场景很大，除了长江中下游数省，还有华北、西南、西北等战场，都不能忽视。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长江流域以外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挑选从湘军建立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来写？因为你特别感兴趣？
谭伯牛：那倒不是。这本书脱胎于一个电视讲座，当初讲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观众的接受力。根据个人经验以及电视台的建议，我用很多小故事将这段历史串起来讲，有人说这是“用电视写专栏”，我觉得说得有道理。选择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历史来讲，是因为故事多，且有连贯性，讲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不累。这是受电视体裁的限制，纯技术原因，并没有什么深意。
南方都市报：你看了哪方面的书籍来了解这段历史？
谭伯牛：大致有当事人的全集、别集、笔记、日记，清政府的官方文件(如《实录》、《方略》有关内容)，以及后人追忆性质的笔记，还有一些西方人的回忆录，如戈登(常胜军指挥官)的书信、赫德(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日记，等等，差不多就是这些材料。
南方都市报：写战争之前，你用一半的篇幅来写人物，而且很生动，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谭伯牛：主要也是出于电视体裁的考虑。说到湘军，就不得不说那些“大佬”，而这对于观众来说也是最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是讲战争进程，某月某日谁跟谁打了一仗，过程怎样，胜败如何，伤亡多少，可能听起来索然无味，至少，我自己不喜欢听这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肯定没错，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但是，我们不能轻视那些历史伟人的表现。如果把大人物剔除，或者淡化，只从长远过程去看历史，可能学院派比较喜欢这个调调，可是，放到电视上去讲，或者用通俗的形式写成书，观众与读者是会昏昏欲睡不能终卷的。写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选择哪种写法不重要，关键是史实大体无误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里，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有没有新的解读？
谭伯牛：曾国藩的名气太大了，很多人说他无所不能，从内到外，样样拔尖，道德品质好，事功为人也好得不得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占全了。但我觉得这么讲他，没什么意思。曾国藩不过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就有个人发展的低潮与高潮，就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就这么写他，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不带入伟人、圣人这些成见。具体的写法，则用事例来描述，譬如，曾国藩的“执行力”比他的同事左宗棠要稍逊一筹，曾国藩能成功，与他在官僚体系里的职位、人脉、资源及个人修养关系更大，“执行力”倒是有欠缺。左宗棠，我更多地强调他的个性，如对事不对人，如“忠告而不善道”。胡林翼，以前大家不是很熟，我特地增加了篇幅，告诉大家他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是怎么成功转型为湘军领袖，他不仅在事功上有突破，在道德品质上也令人刮目相看。这样写，是不是算新的解读，不好说。我以为突出介绍了胡林翼的作用，或许稍有新意。
南方都市报：说到胡林翼，你的书里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谭伯牛：对。胡林翼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我们说，湘军有“曾左胡彭”四大人物，但对胡我们了解甚少。胡林翼是湘军大本营的管家，当时的大本营不在湖南，而是在武昌，而胡林翼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武昌(他是湖北巡抚)，他对湘军的军事、后勤、财政与人事，具有决定权。曾国藩呢，除了初期打几次胜仗，此后，进入江西就一直处于劣势，再又回家守丧，可以说，至少四年左右的时间，湘军的实际统帅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湘军从西往东一直打到南京，途中的安庆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长江的咽喉。不拿下安庆，就不能肃清水路，而不肃清水路的话，光靠湘军的陆师去打南京，是很危险的。安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打下来的，但是，攻克安庆只是大型战役的局部胜利，大型战役的指挥者是胡林翼，他是所谓“将将之人”，地位是“将兵之人”无法比拟的。打下安庆，胡林翼病逝。人死了，留下一个大好局面。攻克南京的最大障碍被他削除了，南京成了孤城，接下来曾国荃攻克南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林翼的“遗产”。还有一点，曾国藩能做上两江总督，也得益于胡林翼在精神上的鼓励(或者说“怂恿”)以及实际上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再次出山，比以前更谨慎，好的方面，是对个人的得失看得没以前那么重要，不好的方面，则是不敢放手做事。胡林翼则鼓励他，要敢于担起责任，要绝对集中权力，同时，也向中央政府推荐曾国藩，让他主持两江事务。最后，我们看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主掌四省军务，成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这里面也有胡林翼莫大的功劳。因此，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把他提出来大说特说，是绝对有必要的。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在湖南会形成湘军这么一支改变中国命运的军队？
谭伯牛：这个问题很大，只能尝试回答。首先，湖南的开发到明朝中后期才真正开始，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文明不先进，自然，野蛮的风气保存得多一点。同样，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从广西开始，因为广西的开发比湖南更晚，未开化的风气保持得更多一点。落后地区的民众，对“穷则变”的追求，对战乱的承受力，可能要比先进地区的人强一点。另一方面，理学(宋学)到清代中后期成为一种潮流。理学既强调个人的修养，也强调要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我做起”。而此前的汉学，所谓“乾嘉之学”，更重视个人专业的完善，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座学术大厦。这是汉、宋之学在个人与政治、社会关系层面的区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大夫，受理学风气的影响大，互相激励，志同道合，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触发，他们的“小宇宙”同时爆发，合力组织军队，终于做出一番事业。此外，跟湖南的地理位置有点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从广西打到南京，途中经过湖南，不久，又对湖南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于是，湖南地区的官绅商民，对此不得不有所反应，一旦曾国藩这样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响应的人必然不少。上述历史背景对于产生湘军这样一支军队是有利的因素，但是否有这些因素就必然会产生湘军这样的组织，也不好说。
南方都市报：你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认为没有谁对谁错。但从书名《湘军崛起》和书中所用的篇幅上，感觉你的个人感情上偏向湘军多一些，是这样吗？
谭伯牛：当时在电视讲座上取的名字叫《湘军传奇》。后来因为出书，编辑觉得名字不够响亮，改成《湘军崛起》。仅从书名来说，不能表达我个人的偏好。书中写了不少湘军负面的事情。太平天国作为军事团体，也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对此，我尽量如实地写出来，不隐恶。对于整体的湘军来说，我的个人感情没有倾向，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领导人，我会有一些偏好。研究历史人物，因为研究得深入，对于被研究人物产生一些感情，有点偏向，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过，除了湘军人物，对太平军那边的领袖，我也有喜欢、崇敬的人，譬如忠王李秀成。当然，我还没“粉”到梁启超那个程度，他的《李鸿章传》将李秀成和李鸿章拿来比较，简直把李秀成捧上了天，开个玩笑，他那本书可以算“比较史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喜欢李秀成？
谭伯牛：他是赤手空拳奋斗上来的，相对于曾国藩这些“大佬”，他年纪小，出身和学问不如他们，然而，作为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李秀成搅动大局，力挽狂澜，令曾国藩等人寝食不安，足见他能力超强。他的品格也不错，爱护部属，友善对待被占区的人民乃至官绅，都是备受后人称赞的。再就前面那个问题补充两句，说我偏爱湘军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日常说的一句笑话，都有“文献可征”，而太平军一方，则有文献太少的遗憾。文献太少，一是因为清政府销毁了很多资料，此外，太平天国不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或者说团结不到知识分子)，因而为之“秉笔实录”的人太少，也是一个原因。我能看到的史料，确实是湘军这边的多，所以在写作中，自然写湘军方面的多一些。所谓倾向，主要看书写的篇幅，而篇幅多少则取决于资料的多少。曾经有人伪造太平天国的史料，譬如李秀成，就有人伪造他的诗作和故事。那些赝品历史，有的还很有趣，但是，既然证明是假的，我们就不能使用。相对于太平天国其他领袖，李秀成算是“幸运”的，他被捕后写了一份自传，后人通过这部自传，了解他不少志事。包括我在内的秀成“粉丝”，之所以成“粉”，跟这部自传大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历来对太平天国与湘军的评价就如同天平，两边摇摆不定，天平天国被宣传成为“先进的农民起义”，但后来又有“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趋势。为什么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
谭伯牛：百多年来，对战争双方的评价就如同跷跷板一样。最早，太平天国被“戡定”，来自官方评价的最高待遇就给了湘军和这些“大佬”们。到了晚清革命潮流开始兴起，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志士，自认继承太平天国的遗志，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久，清政府垮台，民国成立，太平天国的地位就上来了，被说成是民族革命的先驱。至于湘军，则被说成为满人效力而屠杀汉人的走狗集团。但这还不是很极端。整体被否定，个体还有被肯定的，如曾国藩，仍然受到推崇。蔡锷、梁启超、蒋介石等人，对这位湘军“大佬”很崇敬。到了国共内战时期，两党都要在历史上寻找己方的“镜像”——— 不论好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合法性与历史大有关系。以前，国民党认为自己是革命遗志的继承人，但是，当时他们是执政党，在情感上不可避免地要认同曾国藩那一脉，即“道统”、“政统”的维护者。共产党作为在野党，作为受压迫者，则不可避免地对太平天国产生同情，要肯定他们的价值，所以在宣传上贬低湘军，最有名的是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成为英勇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代表，湘军则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到八十年代才稍有变通。这就是坐跷跷板看历史的大致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有一本书《太平杂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妖魔化”太平天国。书中所用材料，一些是事实，一些不是，其口吻，则与一百多年前“主流”社会抨击“发逆”的口吻差不多。用这套陈词来讲太平天国，我觉得过头了。大约在同时，有一篇文章，一位老诗人写的，《可怕的曾国藩》，则从不同于范文澜的立场角度，痛骂古人。窃以为，这也过头了。说曾国藩是古往今来第一完人，和他是刽子手、汉奸、卖国贼，都“太超过”了。看上去，一方把他捧上天，一方把他踩在脚下，其实，背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心态是一样的，即将历史视作宣传工具，都是“影射史学”。不要以为只有“文革”才有“影射史学”，在此之前，早就有了，在此之后，依然有人乐此不疲。我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很难说谁更善谁更恶。你既不信世间有圣人，那你最好也别说谁是魔鬼。写历史，就是把你所知道经过考辨的事情写出来，不要急着定义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读者不傻，看了之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劳作者操心。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封底，开宗明义，你说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发生一个更新的更积极的变化，那么双方都是失败者。那么，这场“失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谭伯牛：不是一点价值，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将太平天囯战争与此後的晚清新政及辛亥革命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战争期间造成的中央-地方权力的消长，是奠定未来数十年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战争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将财政、人事、司法权下放到地方，作为地方长官的总督、巡抚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战争结束，又由于战後重建的需要，中央政府不能立即收回这些权利。渐久，在战争期间形成的临时性财政制度（譬如厘金）、人事制度（譬如督抚举荐重要属员）、司法制度（譬如就地正法），竟成为不得不长期执行的固定制度。各省督抚掌控这些制度，反过来制约中央政府的行政。于是，可以看到，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立宪法，开国会，地方自治，直至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诸凡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背後皆以太平天囯战争时期肇始的地方权力扩大、中央权力消退为决定性因素。
晨报周刊：继曾国藩之后，你将左宗棠排为第二号人物来讲，为什么呢？
谭伯牛：从历史事迹来看，左宗棠是湘军的开创者，是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并获胜的统帅，其後又率军在西北边疆征战，保障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因此，在曾国藩之後，讲他的故事，是很自然的选择。
晨报周刊：这里面就涉及了左与郭嵩焘的关系，你也提到了《郭嵩焘日记》中，郭听闻左的死讯后“既伤且撼”的看法。但你觉得，这是郭“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左是一代伟人。郭之所以说左“自毁已甚”，是从私德的角度来看。你在书中，重点提及了左生活简朴的一面，但郭看到的却是“以凶横佐其权谋之术”的张扬跋扈，是扈从百余人的大排场。在你看来，左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吗？
谭伯牛：今天看来，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近代伟人。但在当时，仅自事功而言，郭氏声誉不能望左氏之项背。我们今天看重郭嵩焘，是因为他对现代化的认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计，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左、郭曾经是好朋友，然自郭氏出任广东巡抚，二人便因对公事各持意见，最终决裂。平情而论，郭氏的“执政能力”、“政策水平”远不及曾、左、李（鸿章）诸人，对于他与左的决裂，曾、李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皆认为曲不在左，其咎在郭。我们阅读当时往来奏牍，所获印象，亦与曾、李的观感一致。因此，对于郭嵩焘私下里“诋毁”左宗棠的话，只能视为个性、人格上的偏激，无法视为公允的评价。
晨报周刊：在“曾左胡彭”中，你似乎对胡林翼的评价最高，有气魄、有能力、后勤和战略规划的水准高，但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似乎很少提他在战略上对湘军的意义，通常只会提他通过讨好官文小老婆以搞好与官文关系的段子。这对他，是否委屈了点？
谭伯牛：委屈与否，斯人已逝，我无法代答。世事往往如此，活得够长、抬轿子的人够多，其人的“历史地位”会更为显赫。当然，决不是说曾、左就是浪得虚名。只是，胡林翼确实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作为後来人，作为历史爱好者，应该阐述表彰他的事迹。
晨报周刊：胡林翼和左宗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筹饷。这一点，也是你在《湘军崛起》中不断强调的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胜利，也是财务上的胜利。那么，太平军的财务，为何会这么糟糕呢？
谭伯牛：太平天囯早期采用“圣库”制度，一切财物，集中管理，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并获得一定成功。但是，後期，“圣库”制度名存实亡，天王以下，诸人各私其家，导致“国库”空虚，从而不利于军事，并最终失败。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囯并未真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财政制度，纯系走一步看一步，想到哪做到哪，用以前的话说，这是农民起义革命政权不成熟性的体现。史上很多起义造就的革命政权，都有这个毛病。我想，未能大规模招揽原政权的官吏，因而无法借鉴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主要病因。辛亥革命後，民国政府选官，用了不少“清官”，从而保持政权的稳定，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晨报周刊：你格外提到，胡林翼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他早年风流过后的道德修养，应该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此外，曾国藩的修德的本领也自不待言。他们的道德水准，比起洪秀全的表现，显然要好一些，这也是湘军胜利的一个因素吗？
谭伯牛：个人道德，或者说个人修养，对于一个人做事情能否成功，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是否因此影响太平天囯的成败，则不太好说。我认为，太平天囯的失败，更多与政权建设、财政及人事制度的不成熟有关。
晨报周刊：在财务以外，和绿营和八旗相比，湘军的士气可能要更好一些。士气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是否可以从结果推论原因，湘军的胜利，也意味着，在当时，湘军的意识形态，比太平军的意识形态更有战斗力？
谭伯牛：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特别强调曾国藩善做“政治思想工作”。我读《王壮武公遗集》，对湘军领袖如何团结、鼓舞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与太平军作斗争，也有深刻印象。自大而言，忠孝礼义这些概念深入人心，自微而言，保家为乡，对湘军基层士兵来说也不言而喻，同时，湘军还开得出四两银子的月薪，以此，湘军的士气及战斗力，不会不好。太平天囯的意识形态建设，则徒有虚名，天父天兄那一套，并未真正为人信从，土地改革，也未真正实施。
晨报周刊：用一个粗略的说法，湘军在传统的家国情怀的意识形态下，催生了洋务运动，甚至产生郭嵩焘这种注重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者，它的旧瓶好像还能装点新酒。但太平天国，似乎是在“革命”的暴力下，却用半真半假的西方宗教外衣包裹着的却是完全的旧酒。这两种模式，相较而言，哪种更靠谱？
谭伯牛：湘军产生的背景是传统中国二千馀年不断发展的政治文明。不论好坏，一套制度及其配套的思想能沿用这么长时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而在制度框架内消除异己，镇压反动力量，从来就是所谓“修齐治平”的必修课。只有遭遇真正的强有力的“挑战”，譬如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或曰现代化挑战，这套制度与思想的局限性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机缘，调和新旧，其焕发生机的几率亦不低。相较而言，太平天囯的制度与思想，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晨报周刊：前面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另一个疑问，湘军对于湖南，既带来了最改良的力量，也保持着最守旧的力量。相比之下，哪种力量在现实的中更大一些？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可想而知，是维持旧制度旧道德的力度更大。具体而言，湖南在戊戌变法期间，既是实行最激进政治改革的省份，同时又被西方人（譬如耶鲁学生）认为是中国反对西方价值观最顽固的“堡垒”，似又说明，这两种力量难分高下。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对于湖南人来说，“湘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概念化的符号。但你在本书的开篇就指出了“湘军”的许多问题，其实它开始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团，等等。这样的辨析，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谭伯牛：用意不过想说明历史实际而已。不独湘军，很多历史名词，其实都是名实不符，需要厘清。
晨报周刊：从对时代的推进来看，你似乎对湘军的胜利评价并不高，是这样的吗？
谭伯牛：此题可不做。
晨报周刊：从我们后人角度来看，我们多半对湘军的认识，是盲目崇拜的。从“事功”的角度更多一些，而不是从价值观的评价尺度看它的局限性。这种认识的盲点，给今天的湖南人的思维，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影响？
谭伯牛：其实，据我观察，今天的湖南人以身为湘人自豪，除了朴素的乡土情结，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有不少湘籍人士，与湘军关系不大。更何况，湘军在共和国大部分时间内获得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甚至是完全负面的评价。只是近十几年来，我们才关注湘军。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纪录片，采访益阳人，竟有不知胡林翼为何人者，可见我们对湘军的隔膜。因此，说到今天湖南人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的负面观感，还不能直接与湘军挂钩。然而，历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湘军的地域主义、宗派主义、胜者通吃，这些不好的方面，总有办法影响後人。湘军是中国的湘军，不仅是湖南人的湘军，其利，我们可以感受，其弊，我们也会感染。湘军对湖南人的影响，是个小题目。重要的是，湘军不仅感染湖南人，更感染中国人。有一位湘军後裔，曾说：“假如湖南人沉毅一点，广东人安静一点，江浙人大方一点，中国还有不强的吗？”（易君左《扬州人的生活》）看上去，这只是对各地风气的针砭，其实，这是对全体国人的针砭。同理，若包括湘人在内的国人，皆能体行湘军的优点，捐弃湘军的缺点，湖南安得不强，中国安得不强？
谢谢翩若提的好问题。
从《战天京》开始，你一直关注晚清历史，这种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知道，你常说自己是历史爱好者？
我所记得的第一本“指名购买”的书，是《说岳全传》。当时每天追着广播听评书，很不过瘾，便请家母买一套回来。家母对于小孩子该不该看课外书有点犹疑，规定每天只看一小时，且须先完成学校作业。看这书，正在夏天，于是，四点多钟放学，立即回家，花个把小时做完作业，搬出一张板凳，一张靠背凳（聊当书桌），坐在巷口（光线好，通风凉爽），成为至今令我怀想不已的快乐时光。後来，长大了，知道《说岳》并非历史书，然而，说到对历史的兴趣，甚至说到对阅读的兴趣，此事堪称滥觞。其时，我九岁。至于现在自称历史爱好者，则与历史演义的所谓历史毫无关系，对于演义，更是十分排斥。因为，我知道，历史比演义要精彩得多。然而，这不是今是昨非的觉醒，不过是由表及里的蜕变。一个人，终身爱好演义，绝非坏事，他或她或能因此成了小说家，不然，他或她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足以在需要的时刻温暖他或她的心灵。
这本《湘军崛起》跟你以前的风格有所不同，我指的是语言，更明白和晓畅，口语化，这是有意识的追求吗，我想它应该是利弊都存在的，尤其是对这样的历史著作而言，你应该对此是有所考虑的？
这本书脱胎于一次电视讲座。制片人很希望我能将湘军的历史讲述的如同一部评书，遗憾的是，我没有那样的功力。而在形式上，多少保留了评书的特点，即口语化。如果读者不以“历史著作”的标准要求此书，我想，囫囵吞枣读一遍，未始不能将它当作了解湘军历史的好材料。既为讲座，形成文字，自然极端的口语化。口语化，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易解，其弊在于辞费。我所做的，就是尽量将故事脉络保存完整，而删除太过拖沓重复的部分，同时，对措辞造句稍加润饰，以便阅读。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讲述的是湘军的意义。他们如何在内忧外困中做他们能做的事情，对我们了解整个晚清史有常读常新的印象。我知道你一直对曾国藩等人感兴趣，这应该是最后形成了对湘军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从什么时候渐渐成熟的？
传统中国的作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乡邦文献。我自初中开始，好读一点古诗文辞，对此有深刻印象。很自然，我为这份情怀所感染，对于湖湘人物尤为关心。吾湘开发甚晚，所谓文学武功，皆须到了近代才有看头，而其中最有看头的，除了毛泽东等湖南人参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曾国藩诸人创立湘军缔造“同光中兴”这一段故事。以此，我的阅读重点转向乡邦史乘，而尤为关注甚至说得上想要“穷尽”的资料，皆与湘军有关。当然，近代史乃至整部传统中国的历史，作为湘军的背景，也不能不尽量熟悉。自觉，通过湘军，深化了对国史的理解；而通过国史，亦增进了对湘军的同情。
这本书你主要讲的是湘军，但也主要是集中在几员大将和重要的战役，它籍此勾勒了湘军的整个发展史，也使我们对晚清史和曾国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有了现场的认识，整本书繁而不乱。我想，在整体设计上你下了功夫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句话没什么错。至少，对于历史之动力究竟为何，迄今并无真正所谓“科学”的解释。但是，历史绝不是人民写的，这是另一句不错的话。就拿中国史学来说，有官修之书，有私家著作，二者皆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前者是所谓统治阶级，後者是所谓文化精英。司马光固然属于统治阶级，司马迁亦绝非“草根著史”，他们都不是“人民”的代表。他们的书，是传统史学的两根支柱，司马迁的书，以纪传体为独创，以个体的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司马光写的则是帝王将相“相斫书”，重点关注历史上的大人物。後人取长补短，将两种体裁糅杂为“纪事本末”体，将大人物大事件当作历史的全部。我生长中国，自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以此，《湘军崛起》也用了纪事本末体，对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及历次决定性战役，不惜浓墨重彩，而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则涉笔不多。当然，就当今专业史学的标准或曰趣味来说，这不算合格的写法。幸好我预先声明了，这本书并非“历史著作”。
我不熟悉湘军，但这本书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你对李鸿章、曾国藩以及曾国荃之间的信件来往，以及他们的奏折的分析特别有意思。通过奏折和信件，书中曾氏兄弟以及李鸿章的为人秉性的分析，以及对各自立场的坚持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刻画，令人信服。这很重要，我的意思是你通过这样的奏折分析和信件分析为中心，从另外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晚清史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人际，这很见功力，你很喜欢读奏折么？
先不说我，即是皇帝，都不喜欢读奏折，而他本应是奏折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读者。清代奏折，除非特别重要，皇帝都不会全看一遍，而是由助手提要节录，再拿给他看。因此，我不能说我喜欢读奏折。但是，胡、曾、左诸人奏折，我几乎都看过一遍，此外，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也差不多全部过目。这不是炫耀，吾国读书量比这大的人，指不胜屈，我就认识好几个。我想说的是，我要读这些奏折书信诗文，既非喜欢，也不是要写什么论文专著，而是非如此不能知晓他们的事迹与心境。而尽量多的知晓他们的事迹与心境，恰是阅读让我产生快感的最重要原因。他们那天做了什么，大致如何计划的，他们那天说了什么，私下里又如何考虑的，他们聚在一起——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文本”上聚在一起——又因为这些言说思虑而发生了什么；欲了解这一切，不读奏折，不看日记书信诗文，是不可能的。一旦真切深入了解了这一切，即有快感。可以说，我读奏折，我有快感。每个人都有追求快感的方法，我读奏折，不过是其中之一种。包括奏折在内的“私人文字”读得多了，也就对他们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免不了误解。然而，即有误解，自觉也是一种熟人之间亦根绝不了的误会，而非因素昧平生才产生的的隔膜。
《天下残局》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细节爱好者，你喜欢收集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个人癖好，比如皇帝与大臣间的奏折、清史档案、挽联、书信、日记、时人笔记、乡间故事……当你选择那么多丰富的细节时，其实也意识到这些细节蕴涵着引导社会走向的可能吧？这是否也显示了你的某种治史观？
以小见大，严格来说，不过是一个叙述策略。怎么为一件小事确立它的历史意义呢？是因为通过你接续的叙述，而非其本身具有这么一种性质。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狂妄的以为自己发见了历史的线索，发见了事件的预兆，而只是老老实实将其视为对写作趣味的追求，会心安理得的多。我所写的绝大部分用以带起大事件的小故事，都只是为了让读者保持耐心，随我进入一个比一件小事复杂的多得多的人际网络或者事件交集。我们可以说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发千里之外的飓风，但是，我们很难几乎不可能知道究竟是那只蝴蝶有这么灵验。当然，如果这只蝴蝶色彩异常斑斓，形状异常动人，我们不妨说，可能就是它。只是，我不打保票。蝴蝶或许选错了，接下来那场风暴，可是真的。
你对每个人的心思的分析，比如曾国荃为什么这样说，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做，李鸿章为什么最后自告奋勇。我觉得你其实是抱了“同情的理解”，你怎么看同情的理解这回事儿？
同情的前提，是设身处地，也就是说，如果我处在他的时空，他的地位，也拥有如他一样的成长经历、人际交往，我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倘若认为这也可能，那不是妄人，就是佞人。不要说古今悬隔之人，就是同时代的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欲相引为“同情兄”，也是特别难的事情。我至愚至陋，断不会有这样的幻想。然而，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既是大师的说话，又决非可以轻易否定。我想，此事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话题。甲了解同情自己的兄弟妻子，甚于对乙的兄弟妻子，如此而已。如果将兄弟妻子换成隔代古人，甲或以读书多、心思密、阅历广、用情深，而较乙更理解更能同情，也是说得通的。杜诗感叹“萧条异代不同时”，我们也不好说他非妄即佞，而应承认他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的权利。尽管，这份同情，往往不过是移情。曾国藩与王闿运，曾有一段对话，其时，闿运去徐州拜访国藩，一日饭後，二人乘轿归邸，到了房间，闿运说，我在轿中，在想相公心里想些什么；国藩回答，巧了，我在轿中，则在想你在想我在想了什么。二人所说，不过是斗机锋——闿运当时欲投靠国藩，国藩不置可否，终于不了了之——但是，通过这种绕口令的问答，我们可以揭示所谓同情的真相。我以为曾国藩是如何想的，我认为李鸿章为什么那么做的，云云，而极有可能，起曾、李于地下，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我所猜测的对错，而是我为什么会那么想，那么看。很多时候，人的言动，并非如文字叙述一般富有条理，因果秩然。我们自己能准确说出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决定背后的思考与情感么？如前所述，所谓同情之理解，更应视为一种叙述策略。虽然，叙述策略并非不重要，因为，除了同情之理解，还有采取何种叙述策略才能更高明，更合人情，乃至更人性的问题。请用绕口令结束这个问题。读者以为我这么写才是稍具同情之理解，而我或以为非如此写不能符合读者对我能具有同情之理解的想象，更非如此写不能符合他们自以为本身所具有的同情之理解。反之，读者不以我的同情之理解为然而认为他们所具同情之理解方为正确，与前相较，亦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口径，而那件事的真相，其实是无法证明或者证伪的。小儿辩日，盲人摸象，作者与读者共勉，且同情，如此而已。
在阅读大作时，我常常想到何为历史的问题。用沟口雄三的话说，历史事实并不是使用钓竿钓上来的一条一条的鱼，而是正在流动着的鱼群。历史的事实是鱼群的生态，它不能被历史学家钓出水面，而是邀请历史学家潜入水底，展现在他的面前。另外，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历史学家能真的触摸到历史吗，我是怀疑的，虽然我知道但每一种企图因其不失积极性的一面，但是，作为几千年后追寻历史的人，应该是希冀与真相的距离更短些吧？
细描一般人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藉此传述不仅限于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风貌，这是现代史学的趣向；不承认有唯一的历史真相，而认为历史不过是文本堆聚而成的个体印象，则是信奉后现代史学理论者的共识。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认识尚浅，亦未对此进行长期深入的思考。胡说几句吧。所谓新史学，即当下流行的诸如身体史性别史疾病史等以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的操作手法强力介入史学研究的潮流，新奇则有之，而欲以此挑战传统史学的观念——作者的与读者的——仍嫌不够有力。因为，第三只眼乃至第N只眼看历史，只是视界的区别，而非对历史之所以为历史进行洗心革面的颠覆。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与文学，竟然没有根本的区别。文学作品是要建构一个世界，史学作品是重构一个世界，看上去取向不同，但在方法上，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文学的世界并不存在于现世，历史的世界也不存在于现世，建构与重构，其本质都是虚构。其著者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它们的核心议题都是要取消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只承认历史书写不过像小说一样只是一种“文本”（The past is the fiction of the present），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也只能是完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阐释循环；文本以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依了后现代史学的主张，管他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兴起有绝续的思想，全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构”，真实云云，意义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须辨矣。吾国有句俗语，文史不分家，粗一看，跟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同。但是，文史不分家，主要说的是历史学家应该具有高明的表达能力；鲁迅称赞史记，说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此意。古人并不真的认为纪传表志能等同于稗官小说。中国传统对历史的态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肃的。我无力反驳后现代史学理论，只记得几句话，并以为应当遵从，这就是杜预在《左传正义序》里说的，好的史书，应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表彰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人与事——什么是不该遗忘的，或基于一己之审美，或基于阶级之立场，或基于时代之感应；尽量客观描述，少出己见，多留空间与读者；叙事要有技巧，书写要见匠心，否则，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最后，近其所能逼近历史现场，发掘历史真相，但是，不要挟带太多私货，不要强古人以就我，毕竟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文学的真，在此层面来说毫无价值。当然，这几句话究能将人引向何方，我也不确定。对此，我只是信，并无辩。
去年初，我为湖南教育电视台录制了一部电视讲座，名为《湘军传奇》。其时，无讲稿，仅列提纲，每日独对摄像机，讲上两个钟头，一连录了一个多月，方告毕役。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什么胸有成竹，而是老实交待，由于时间不够与精力不济，此次讲座准备的并非十分充分；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向电视台领导尤其是制片人田思思女士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他们的大度与信任。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湘”是湖南，指地域，“军”是军队，可以说是一门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然而，再细细分辨这两个字，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指称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錱、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馀名乡勇，去到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至于湘勇或曰湘军之湘终与湖湘之湘划上等号，是后来的事。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甚或暗示中国之将材士气以湖南一省为最，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后世理解为“无湖南兵不成中国劲旅”，固然不无经验上的证据，终与历史上的证据相悖，不宜滥用。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如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此外，则是出身于湘军统帅幕府的文职人员，以及未在湘军任职但与湘军统帅关系密近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他们也属于湘军系。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的有湘军，去镇压革命的也有湘军；民国军阀混战，其中也有湘军；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说完湘军之“湘”，再讲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有人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不得了，他省的人都比不过咱们，这是一种成见；有人说，我们湘乡人又如何如何不得了，省内咱们最能做大事，这更狭隘一点；至于曾国荃，则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最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中愤而出走建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建军元老罗泽南与李续宾——他们的关系曾被很多人误会，说续宾是泽南的弟子，其实不是；续宾之弟续宜才是泽南弟子，续宾不是——各领一军，都是湘军名帅，虽有并肩作战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不和的事迹。我们看李续宾年谱，他的家人、部下，就讲了很多不和谐的故事。又如，湘军初建，王錱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为什么”在此不便展开，讲不清楚，希望在接下来的讲述能够提供答案。在此，只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馀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的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接下来要解释湘军之“军”。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由江忠源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逝世的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錱创建、训练与指挥，他逝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囯；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馀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偶有昙花一现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仍是平平无奇。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囯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如此，并不符合事实。
以上所说，是湘军派系的大致情况，再介绍一些细节的差异。曾、胡、左所率部队都被称为湘军，但是，领导人不一样，营制不划一，战略、战术也各具风格。老湘营有自己的营制，迪军（李续宾）有自己的营制，霆军（鲍超）也有自己的营制，曾军实施的又是另外一套营制，而胡林翼在湖北为当地军队也订了一套制度。营制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数，譬如，一营多少人，就不一致，有订五百人的（曾军），有订三百六十人的（老湘营），有七百多人的（迪军），也有千人左右的（霆军）。其次，体现在战法，有以奔袭为能的（老湘营），有以扎硬寨打死战为根本的（曾军），也有看上去自由放任而实则形散神不散的（霆军）。第三，在将士薪资上也有肥瘠之别，一般来说，林翼饷军，银钱最舍得（此与其治饷最有成效有关），国藩领兵，常有饷匮之叹，宗棠出师，则优于计划长远，收支平衡。最后，则体现在将士风貌，王闿运尝说，曾军“凛凛如秋”，胡军“煦煦如春”，是最有代表性的写照。可见，在制度、风貌、经济诸方面，数军不能划一。虽然在《曾国藩全集》中可以看到他定的营制文本，但在实际遵循方面，湘军各派乃至各个统领都是各行其事。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湘军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是各军“互不相统”。不说整个湘军系统，即在曾军，国藩虽为统帅，但是，若哪支军队未经他直接指挥过，如霆军，他也没办法指挥如意；霆军将士不管什么曾大帅的令箭，他们只认鲍将军。各位将领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某人招募一营，某人常带一军，若其人战死或者病休，那么这支部队就只能遣散，而不能交由其他人指挥，否则肯定会出事，或者闹饷，或者溃变，甚至反叛，如此种种，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此与湘军招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湘军的招募，先由什长招十名士兵，然后，哨官招十个什长，这就有了一百人；然后，营官招四个哨官，就有了四百人；此外，营官哨官各有亲兵，加起来，五百人一营就差不多了。士兵只认什长，什长只认哨官，哨官只认营官，环环相扣。有朝一日，营官战死或者退役，若换一人来做营官，哨官就不会买他的账，整营也就乱了。
营官与部属形成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因为部属由营官招聘而来这么简单，实与湘军的饷制最有关系。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漫长的太平天囯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取得最终胜利，有一条很值得总结，那就是，除了军事经验的不断成长，他们的财政管理水平也优于友军及敌军，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湘军“能筹饷”。能筹饷的人方能在湘军高级指挥系统占有一席之地，胡林翼说过，我就没见过能统带一支大军却不能筹饷的人。军队一日无饷就一日动不了，没有钱买吃的，士兵就挨饿，动不了；没有钱补充军火，就不能作战，也动不了；没有钱支付运输费用，军力调动也是空谈。动一下，就是钱，而打仗最不能在乎的就是钱，这都是常识。因此，筹饷一事，对于湘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或比懂不懂兵法、会不会指挥更形重要。
以此，又能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解释何谓“书生领兵”。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在帐房里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产生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决不少——但说到筹饷能力，微斯三人，吾熟与归。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
再说何谓传奇。传，就是转述。奇字，与常字相对而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奇，不是说非要怪力乱神才是奇。湘军生活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说是奇事。转述湘军的奇事，即是湘军传奇。
在长沙喝酒，中午，喝到4点多，出饭店门，竟然看见弟弟先在门口等着了，略有不解，不及细思，遂随一行人上了车，往河东，继续喝茶，晚饭，改啤酒，至十二点散。弟弟有事，先走了。回家，问，我心中有疑，怎么在河西吃饭，却邂逅了你？他说，还没醒呢？滚。 一室大笑。我悻然睡去。
不过半途而废了。。嘿嘿
“少林”这个名字，好像不适合用于棋社，作武馆的招牌更贴切。不过此“少林”不是少林寺的“少林”，而是刘少林的“少林”。刘少林是棋社老板。据说是石油公司一个经理级别的干部，喜欢围棋，热心公益，于是租房子，刷墙壁，购办桌椅板凳棋子棋具，为广大棋友提供了一个以棋会友的“休闲驿站”（墙上有个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就这么写的）。刘少林自己要上班，便请织布厂退休工人吴则孝打理棋社的日常事务，规定无需上缴，多赚少补。回想起来，孝哥是我此生遇见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过细一想，迄今为止，我还没见过比孝哥更职业的经理人。孝哥没有想过把棋社据为己有，孝哥泡的沱茶都是十块钱五砣的正宗云南甲级，孝哥做的盒饭菜式多样每日更新决不使用垃圾油，孝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孝哥最开始赢过我十块钱后来我水平见涨一夜之间连砍他十盘连本代利赚了九十大元。
少林棋社的基本消费是这样的：上午茶二元，下午三元，晚上三元，零点以后五元。白沙烟五元。白沙啤酒三元。盒饭五元。康师傅三块五。冰镇娃哈哈矿泉水二元。我一般是下午一点去，凌晨走，其间消耗香烟两盒，盒饭一个（夏季则加啤酒两瓶），消费额保持在二十一块。每天出门，我会带上四十一块钱，如果净负四盘，就不名一文，身无鸟啄。所以，每天都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一点麻痹大意都来不得。
棋社下棋，都要带彩，卫生棋属于穷极无聊或者无聊极穷的人才干的营生。彩金一般是五块，我们称之为下一杯茶；如果是十块，那就是下十斤酒，如果二十，那就是二十斤酒，以上依次类推。基本上，五十一百的彩棋不会在楼下店堂进行，而要移师到二楼包间。所谓包间，不过是个小阁楼，刚好容下一张棋桌，四五张椅子。冬冷夏热不说，楼下就是厨房，辣椒炒肉下锅，能把人呛个半死，唯一的好处就是清静无打扰。即便如此，包间也不是什么人都去得的，而且收费略高，白天五块，晚上十元；除了对局者，就只有对局者邀请的相关人士才能入座。平常下棋，双方彩金都压在棋盘下，谁赢谁揭盘子，术语叫揭盖，隐约有骂对方是王八的意思。当然，比较熟悉的对局者之间，就省略了这套繁文缛节，输了从口袋里排出几十大毛就是，不过弊端也由此产生，万一输了，对方面作猪肝之色，口中念念有词，仔细听过，乃是先欠一盘的意思，你也只有自认倒霉，骂句脏话了事。赌格更次者，则会面对了无生机的棋局，双目呆滞，不发一言，不落一子，直到你不耐烦了，说：到底何式搞？他才会细如蚊声地回一句：先欠一盘吧。至于最为下贱的举动，就要算屎隐尿遁了。借口拉撒，一去再无消息，少则三五天，多至十余日，才得再次谋面，知耻者还能奉上旧欠，无德者则推托诈忘。对付的办法，多半看你在棋社的资历，或者性情温暴而定，并无定式可言。
当然，大多数的群众还是愿赌服输，害群之马在哪里都是少数。间常也会有发生口角乃至老拳相向的时候，虽然起因在棋上，我们老人却都明白，本质还在于积怨。人再穷，也不会为五块钱劳损筋骨，轻易杜绝日后相见的余地。所以，棋艺固然重要，作人才是关键。人做得好，就不会随便被吃（读如掐，入声）住，一旦有事发生，声援助拳的一拥而上，场面总是大优。由此想来，从一个四班学生开始，一直混得如鱼得水，就和我不拘小利善于做人大有干系。先解释何谓四班。四班，全称是授四子班，棋社都有最高手，相当于早期网络围棋网站给会员定级别的管理员“锚”，让我四子，十盘里面他赢六盘，就表示我为合格的四子班。同理可证，和我分先，双方胜负相当的，就引为同学。我去少林棋社下的第一盘棋，就是和当时的最高手——跳码子对局。不过，刚去的时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明白，我们下的是分先。
跳码子，姓张，名泉。至于为什么叫跳码子，就不得不解释一下长沙方言里面的隐语瘦辞。姓氏、数字，在长沙话里，大多有与之对应的别称；例如，姓唐，被称为蜜河里，这是谐音糖的原因，“河里”类似语助，相当于儿化音。姓朱，称为蠢河里，朱谐猪也。数字一到十，则称为么、浪、参、沙、毋、闹、叉、敲、弯、少，这是清末金融业的行话。此外还有更高明的隐语，例如数字五，可以称为抓老倌，因为以手指计数，五指合拢，正是个抓的形状。其实，这些习惯都是传统贸易活动促成的；市场里稠人广众，双方讨价还价，或者交换信息，必定不想消息泄漏，贻误商机，于是发明了这套密码式语言；据我所知，长沙以外，很多地方都有这套语言识别系统，甚至有全靠手语的。张姓为什么称为跳码子呢？这个就不靠谐音了，而靠偏旁形状，瞪大眼睛仔细看：弓，是不是很像人跳起来的姿态？这个解释，是跳码子告诉我的，我看了半天，倒觉得像是一只青蛙跳起来后腿悬在半空的形态，不过，没说出来。
那一天，跳码子坐在棋社最外面那张桌子，看体坛周报。我路过少林棋社，不由得就被店堂里噼里啪啦拍棋子的声音给引了过去，站在他身边，看他身后那局棋。大概是挡住了光线，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一会，说：朋友，来一盘啵？自高中以后，我就没下过棋，原来那点底子本也有限，不过因为那一阵子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每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正愁没个消遣的东西，碰巧就发现了这个棋社，还立即就有人邀请对局，于是想也没想，点点头，坐到他对面。第一次在社会上（家庭、学校以外的世界，统称社会）下棋，我也不懂太多规矩，不会谈待遇，再加上没在这里下过，谈待遇也没参照，所以他问我何式下，我就答了句随便，他说那就分先吧，下十斤酒（高手彩金下限是十元，他这个级别的下一杯茶是比较丢人的）。我点点头。他抓起一把子，问单双，我拈出一颗黑子。还好，单，拿了黑棋。
天可怜的！直到现在，我和跳码子级别的人也下不了分先啊。那天就分先了，不但分先了，还连着来了五盘。不过，在他，是天上落钱地上捡，在我，则是如见故友大过棋瘾，各取所需，两得其便。围棋术语所谓两分是也。虽然每盘都被杀得尸横遍野，算是快乐黄昏的不和谐音，但总算开始了一年多忘忧生活的序曲，小小的不快，随即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时薄有积蓄，输掉五十块钱，还不至于后来那么心惊肉跳，所以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输了棋和钱，反倒是白棋小飞挂星之后的拆四，对于第一次见到迷你中国流的我来说，是一个震撼。直到现在，我都喜欢这样的拆四，甚至不一定有什么局势配置，仅仅因为这次的印象，手中的棋子就自觉不自觉地放到了边线星的斜下格。
第五盘中局完败，掏出十块钱，递过去。跳码子把钱推回来，说算了吧。我说这怎么行，愿赌服输。他说，分先我占了点面子，要不让你三个再接着下？看看表，晚饭时间，已经约了人。站起来，留下钱，说下次再学习吧。从那以后，只要没有重要事情，每天都准时到棋社报到。我不在少林棋社，我就在去少林棋社的路上。
少林棋社在北正街上。北正街，原名北门正街，是长沙古城北门出城的正道，以前的时务学堂，郭嵩焘别墅，王闿运湘绮楼，以及陈寅恪出生地——最开始为唐朝“破天荒”进士刘蜕的蜕园，后来成为朱明后裔、湘军将领周达武的私宅——现在的周南中学；等等名胜，就坐落于北正街的左右附近。只是现在看来，满街的小吃店，杂货店，电玩店，拥挤狭窄，破旧肮脏，怎么也显不出古街风貌。我从北边过来，有时步行，有时坐一辆人力三轮，大约十分钟光景，就到了棋社。
棋社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各种阶级，各种成分，荟萃一堂，但是人以棋分，按级分班，还是容易理清头绪。一般来说，越有钱的人棋力越差。例如，肥剁鸡是民营资本代表，六子班。桂老爷是高级公务员，九子班。康师傅，温州小资产阶级，七子班。沈老怪，大学教授，五子班。他们负多胜少，人人得而诛之，但是棋痴不改，每每从容就义，无怨无悔的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伟大事业。他们是高棋的衣食父母，是一个棋社得以生意兴隆的票房保证。他们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与孔子同尊，那就是：夫子。跟他们下棋，就是：杀夫子。每个夫子，都会有固定的几个人进行接待，从授二子开始，直到个人的极限，七八九子不等，需要安排四五个杀手分而治之。这些固定组合，都维持着数年以上的交往历史，之间的金钱往来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据知情者介绍，桂老爷投资围棋事业就超过五十万。只是我去的时候，已经见不到他一夜间输掉数万的豪举，反倒看见两次押下大哥大回家取钱赎机的尴尬场面。夫子喜欢找实力相当的人下棋，但是有两个原因阻碍这种事情的发生；首先是棋社里他们那种棋力的人比较少见，偶尔有的话，也是不数月间成绩暴涨，脱离低级班，升入高级部，由分先渐至让先、先五乃至二子三子。其次，则是棋力相当，财力不符。成千上万输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兴趣下五块十块一盘的情趣围棋，往往要求下按子计费的大胜负。按子计费，首先有个底子钱，通常在二百以上；棋局结束，贴目还子完毕的差额部分，最低十块钱一粒，最高可到五十。我亲眼见过的一盘，结算价格超过二千五。所以，和夫子们旗鼓相当的低级别选手，不能也不敢和夫子们分先对弈，毕竟，下那种彩棋的精神压力太大。此外，夫子们乐此不疲的和固定对手下棋，努力输钱，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赌徒翻本心理。前前后后输给同一个对手那么多钱，隔三差五能扳回来一盘，就算和所输相较，不啻杯水车薪，夫子们也会高兴万分，洋洋得意，好像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实际上，少得可怜的胜局，十有八九是对手卖个破绽，放线钓鱼的手段。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常输偶胜的轮回，在精神上支持着夫子们勇往直前的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夫而不夫乃至于杀夫的传奇人物，夫子界也不是没有，九豆腐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
九豆腐姓黄，外号的来历是这样的，五年前他开始下围棋，一到棋社，逢人皆可授九子而胜之，性又好赌，百折不回。长沙方言以豆腐一词形容性格软弱，能力低下，于是常被让九子还输个精光的老黄就得了个九豆腐的外号。前三年，九豆腐每战尽墨，不单家产输光，老婆也改嫁走人，乃得一无牵挂，专心学棋。他厚着脸皮上少年围棋班，把《围棋定式大全》翻得稀烂，电视讲棋从不错过，遇到高手就摆个变化图出来请教，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终于在近一年来，棋力暴长；九豆腐本身也是个人精，在彩棋对局心理方面，结合自身经验，揣摩他人意图，终于掌握了一套如何引诱、战胜、培养、维系夫子的独门心法，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开始盈利。以前让他九个的，很多倒过来被让二三个还奈何不了他，更多的是培养了被他让七八个的夫子。更有甚者，九豆腐还跑到深圳几家棋社，接待各地南下夫子，成了小有名气的彩棋高手。夫子们虽然都以九豆腐为榜样，但是天资稍逊，秉性有差，能够步武其人者，少之又少。不过总算有了个榜样，脱离苦海的希望还是存在，前途并不是一片黑暗，夫子们的热情壮志终于不会磨灭，棋社事业也就保持着可持续性发展的可喜态势。
夫子和杀手们构成彩棋金字塔的顶端，而三、四子班实为棋社的中坚，他们人数众多，出勤率高。大部分有个可有可无的工作，一个月随便对付，发个三四百块工资，勤快的弄点私活，改善生活，懒散的只求温饱，不愁饿死。钱不多，避免成为夫子，棋不够，难以成为杀手，不尴不尬，自得其乐，就是这个团体的真实写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第一天跟跳码子下完棋，回家就找出棋书，回忆白天局部变化的吃亏之处，研究了几个定式，找到正确的走法，顺便多看了几条手筋、骗着之类的内容，留待明天去坑害他人。第二日过去，跳码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没和别人下棋，又在看报纸。我没有什么钱，但是衣着鲜丽，看上去好像有点钱，而且十块钱一盘的棋连输数盘，认输付账之余，也无废话，跳码子就判断其为有培养前途的夫子。实际上我的棋艺不高，对赌博还是略有研究，其间的心理揣摩，常能逆料得十之八九不失其真。只是初来乍到，显得太过精明，恐招人恨，所以不作计较而已。昨天的棋，全盘除了压抑，就没有别的感觉，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他说再下就让三个，我只觉得四个五个怕也不是对手。见到我，他把报纸往边上一扔，说来了，玩一盘？
不太熟的情况下，上手主动找下手下棋，算是一个忌讳。因为下手就像惊弓之鸟，由于实力不济，自信不够，总是充满狐疑，不到有几分把握，绝不会主动挑战，而对于上手的邀请，就只觉得那笑面温词的背后，无不是带血的屠刀，布刺的陷阱。比较适当的作法，应该是上手在赢过棋以后，不急不躁，等待下手在复仇心理以及温习功课之后再度注满的自信双重作用下，而自行束脩，才平静的接受挑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把下手吓唬住了，以致不敢应战，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榨不出油水，白白损失一笔十拿九稳的收入。出现这种错误，无非两种情况；要不就是刚从低级班毕业的上手，徒有一身好武艺，而战略方面的修养还十分幼稚，再不就是经济吃紧，扰乱一贯的诱敌之计，而出此下策，希冀侥幸。跳码子当时的情况，就属于后者。可是，虽然明白这一切，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却只是继续过瘾，并不吝惜几十块钱的损失，于是，稍稍故作迟疑，说你太厉害了，怎么下我都是死，哈哈。
这样吧，让四个，我们认真下一盘。他说。跳码子太急了，急得我都为他脸红。上下手之间决定如何让子，术语叫谈待遇。规矩：待遇就像传统文官制度，严格按级递升，不可僭越。分先输了，那就让先；让先输了，那就让先再贴五目；又输了，那就二子，然后依次递进，直到一个双方胜面之比为六四而上手略占便宜的待遇。每次修改待遇，至少需要三盘以上连败的纪录，否则难以达成妥协。上手们就在这一路上升的待遇中，获得下手主动馈赠的见面礼。在最终待遇谈定以后，下手还是一心一意，九死无悔的话，上手就可以确信自己的夫子花名册又增员一名。跳码子把待遇连升数级，一来自己损失了很多潜在收益，二来间接提高了物价水平，导致其他水平相当的上手和我下棋一开始就得从四子开始，也有金钱上的损失。损人不利己，莫此为甚。如此丧心病狂，可见跳码子当时经济上的窘困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状况。成人之美，是我的可贵品德。四个就四个吧。我摆上四个星位，点上一支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不出所料，四个也挡不住，两个多小时，又输了四盘。付完对局费，跳码子道声再见，离了棋社。端起茶，我便去看别桌的棋。下棋的是北京鳖和小胖子。北京鳖自称姓马，名雷，说北方话。现在回忆起来，那不是北京话，所以称之为北京鳖好像名不副实。鳖虽然指称某种器官，但是在长沙话里作为姓名以后的语缀，并不算骂人，百姓群众都习惯了而已。特别是某些人的姓名加起来只有两个字，补足一个鳖字，发音、听觉效果都比单称姓名方便得多。所以那天在长沙你发现自己的名字多了个鳖，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当作侮辱，那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就像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丫头养的，可是北京人哥们朋友之间照样丫来丫去，谈笑自若。北京鳖已经来了两个月，吃住都在棋社，定期从邮局领点汇款，剩下的就靠彩棋帮衬。他不算很厉害，跟我这种档次的下，顶多也就三子，但是经营甚巧，下棋以外，还帮着复复盘，教几个花招什么的，所以有几个固定的人跟他下，每天挣个几百大毛。他不是那种围棋杀手，流浪四方，靠棋吃饭。我猜测是个流窜犯。有传言说是在家乡打伤或者打死了人，来长沙避难的。看他天天呆在棋社，也不像有本地亲戚的样子。有时候孝哥让他睡棋社，有时候就到别的棋友家猫一夜。带他往家里睡的，虽都称名作弟子，我看最终棋也没长多少。围棋这东西还是得靠自己琢磨，盘上花样太多，随机应变是硬道理，别人帮不了多大的忙。
北京鳖形势甚好，一边下一边唱歌。棋社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有的翻来覆去就那么一首，例如北京鳖就会个太阳照在金山上，从头到尾，唱个不停，绝对是干扰对手的盘外招。有的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例如跳码子爱唱京戏，开局一般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到了对攻杀气的时候，就会唱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到了官子阶段，局面优胜，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调子就响起来。对局双方，谁在唱歌，就表示谁的形势比较好。旁人觉得最可笑的是眼见对方一着意外妙手，棋盘上沧海桑田，己方形势大坏，歌声戛然而止，而片刻之后，对手嘹亮的歌声唱将起来，充满洋洋得意的调侃。棋社不比中国棋院对局室，不禁吞云吐雾，不禁唱歌说话，不禁大声拍棋子，于是各种有助于比赛成绩的套路纷呈叠出，防不胜防。传说主席当年，为练静心专一，坐南门口市场读书，终于得收奇效；在棋社嘈杂的环境下还能浑然忘物，一心想棋，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山上唱到最后，小胖子输了。北京鳖揭开棋盘，取了彩金，问小胖子是否继续。小胖子说不行了，有事得走。他见我在看棋，笑眯眯的问，我们下怎么样？我推说下不过，他说让二个，我看看没别的人可下，也就坐下了。下多大？小赌怡情，二十斤酒吧？刚才他和小胖子下注是一杯茶钱，这下突然抬高消费水平，我感觉就不太好，明摆着想捡钱呢，于是来个狠的，说，那就让三个。三个？三个太多了，他还是笑眯眯的。我说，要不就算了。其实，让三个他还多占了几分赢面，故作一会儿迟疑，他也就答应了。不过，我的狠招可还没完，我说：我想认真走一盘，干脆，让三个，下一百。他没料到有这么一招，顿住了。表面上看，待遇不变，二十块钱和一百块钱没区别，实际上，区别太大了。当时的情况，于他，一百块钱是三、四天的生活费，输了就要降低生活质量；于我，也就一天的闲钱而已，输了不致出现经济危机，由此引发对局心理的变化就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专杀夫子的上手，早就过了这道心里关卡，不管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上万，都能专注于棋盘，不会像心理素质低劣的下手一门心思就算计着这块棋死了，得掏多少多少钱，那块棋活了，又赚到多少多少钱。只要在棋盘上，棋子就得按目计算，跟钱没关系；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交了大笔学费才能明白，更多的人则是交足了学费，还是不明白。道理都是相通的，业余棋界如此，专业领域也一样。专业棋手下各种比赛，如果总是想着这一手保守一点，冠军可以拿的稳妥一点，那一手退让一些，奖金也不会少一个子儿，基本上都要输掉。平常心，在哪里都重要。我不一定有很好的平常心，但是我能安排出一个表面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我更容易获得平常心的局面，这就是一百块钱彩金的妙处。
他看过我和跳码子下棋，单从棋力上说，让我三个不是多难的事，令他踌躇的，就是万一输掉一百块钱这个后果。看他还在犹豫，边上听到一百斤酒围过来看棋的都起哄了，怕什么啊，待遇合适，下。一百块钱一盘，也算棋社日常对局里面的重头戏，大家都想看热闹，于是推着他上。对实力的自信和旁观者的起哄双重作用下，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钱，塞到棋盘下。
转眼间，由被动而主动，我占据了有利位置。至于下棋，我就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什么熟悉下什么。他呢，频频长考，总是拣最凶的下法，一副速战速决的姿态。让子棋有个讲究，所谓两子凭境界，三子靠力量；他稍稍用强，未尝不可，但是这盘棋白子接二连三出现过分的着法，不知不觉间全盘薄弱，危机四伏。我则步步为营，凭着让子的优势，尽量让棋走厚，小地方吃亏全不计较。只要死活不出问题，白棋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散兵游勇，到了官子阶段都要自然枯死，不劳我费心捕杀。这是基本棋理，他不会不明白，但是一百块钱给他造成的压力，导致他逆其道而行之。赢了这一百，可以改善伙食，多喝几个二锅头；输了这一百，就得节约开支，多下几盘彩棋，拆东补西；跳码子能拿下，我当然也能拿下；但是他抬高彩金，是不是扮猪吃老虎？……等等小差，在他脑中开来开去。他毕竟不是专杀夫子的老枪，杂念一多，出手就变形，棋也就不像棋了。
如我所料，稀里糊涂，他就输掉这局。揭开盖子拿起那张皱巴巴的票子，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他坐在那，一个劲的抹着脑袋，疑惑不解的望着我。我笑一笑，问，继续？他没有继续，只说，让不动，让不动。我也不多说，端起茶，坐到另外一桌，看棋去了。
虽然赢了钱，我还是不太满意。因为，隐隐约约，觉得坏了规矩。棋社里出没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就是跳码子那样，靠围棋这门手艺，在棋社“上班”，赚得日常生活费用。一种就是我这样，围棋是业余爱好，喜欢棋社这种环境，有人陪着下棋，输掉的钱只当作茶费饭钱以外的对局费。两种人各取所需，组成了棋社存在的坚实基础。至于和我想法相同的人之间互有胜负，资金往来，那是另外一桩事。对于跳码子们来说，棋社就是单位，彩金就是工资，衣食父母就是这些围棋发烧友。此前生命的大部分都投入在围棋上，并未发展别的一技之长，现在正是通过围棋获得回报的时候。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提供多少种谋生之法；根据这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他们赢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我们这类人，都通过围棋以外的方式获得收入，维系生活。围棋对于我们，只是业余爱好，只是一种消费（如果下彩棋），消费的结果就需要买单，每次彩棋的失利，并不是我们赌运不佳，而只是正常交易的另外一种交割形式。至于表面上激动人心的赌博场面，那只是彩棋作为娱乐活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这和纯粹基于运气的扑克麻将以及其他赌博有很多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对于赢得北京鳖的一百块钱才耿耿于怀。钱是小事，坏了规矩才是大事。当然，身在局中的夫子与杀手们未必具有这么高深的理论认识，北京鳖也可能懵然无觉，所以我又稍稍释然。
就这样，在棋社过了两个月。请他吃过几次饭后，跳码子和我成了朋友，我们不再下棋，偶尔他会看我和别人下，事后复盘讲解，指出进步和不足。他也和我聊棋界的事情，很多故事极为精彩。
桂老爷的故事就可以排名前列。桂老爷在邮政上班，据说是基建科的头目。基建就是要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就是要大把花钱，大把花钱就要有人发财致富，于是，桂老爷就发了点财。桂老爷律己极严，完全没有类似职位一些官员的陋习，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还不搞画胡子。画胡子的本意是虚假；造词原则是会意。画出来的胡子，当然不会是真的。后来，演变成小蜜、二奶的意思。桂老爷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不好意思的是，下了十几年棋，桂老爷还是保持本色，一点也不进步。当然，不进步也好，省得总是改待遇。除了彩棋以外，桂老爷偶尔也和棋力相当者玩玩一二十斤酒的小场合，据说那是为了找找棋子放在星位以外别的地方的感觉；每盘棋都把所有星位占住，确实乏味。九豆腐跟他年纪相当，出来玩棋的时候棋力也比较接近，可是现在也让他先摆九个，是桂老爷最觉郁闷之事。所以，挑战九豆腐就成为他的使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像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桂老爷的使命感未曾少挫。只要这两人碰到，就会粘在一起，不到一方断腿，棋局就不会结束。断腿，就是输个精光，经常断腿的当然是桂老爷。除了身体不好，经常断腿，桂老爷和豆腐也结下了缘分。此豆腐不是九豆腐，而是七豆腐。七豆腐是从被让七个进化到让人七个的传奇人物，只是翻身解放不如九豆腐来的更加彻底。桂老爷也输了不少钱给七豆腐，但是不知为何，他对七豆腐就没有怨气，还经常请客吃饭，谈笑甚欢。七豆腐则全无心肝，饭照吃，钱照赢。俗语云卤水酱豆腐，这么看来，在桂老爷面前，七豆腐倒还不是豆腐，而是卤水了。一次，桂老爷穷极思变，想搞点花样整整九豆腐，于是找到七豆腐，要求合作一把，蒙九豆腐一次。七豆腐满口答应。桂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当他和九豆腐下棋的时候，七豆腐在边上支招。有句话叫：八九不当人。让九个子的棋，很多时候上手就是连蒙带骗，死棋吃活棋，特别是对攻杀气的时候，下手能够少紧几口自己的气，留心作个眼位什么的，一盘棋就能拿下。不当人，不拿下手当人也。桂老爷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七豆腐在边上提个醒儿。大家都不傻，提醒不能明着来，桂老爷倒也聪明，说出了个好办法。那就是他们下棋的时候，七豆腐边上坐着，装作看棋，手里则拿着个棋子，拍来拍去，一到关键时刻，就选择自己面前棋盘上一个特殊的交叉点，重复拍下。而这个位置，正好是桂老爷这边该下子的地方。安全起见，还搞了个中心对称，免得一眼被看穿。为了表示支持，七豆腐还要求在彩金内买二百元的码，桂老爷说不用不用，赢了照样分你一半，输了不怪你。七豆腐执意不肯。于是揣着七豆腐的分子钱与满胸的成竹，桂老爷去找来了九豆腐。本来按老规矩，这种大注的彩棋，都去楼上下，桂老爷借口楼上太热，不上去。都是老对手，九豆腐也没疑心，坐下就开练。七豆腐按计划坐边上，拿个棋子拍拍作响，一边看棋。自然而然，到了杀气的时刻，桂老爷余光瞟去，七豆腐在不停的拍一个交叉点，于是装模作样，长考良久，才在对称位置上落子。连续五步棋，桂老爷都依法操作。孰料到，孰料到，最终对杀，桂老爷还是英雄气短，一条大龙死个干干净净。
讲到这里，要插句嘴。这个舞弊之法，专利权并不属于桂老爷，而是不知何方神圣牛年马月所创的阴招。一经流布，彩棋界屡有采用者。桂老爷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听九豆腐和七豆腐谈论这一招才多了个心眼记下的，时间一长，忘了出处，反倒要班门弄斧了。更要命的是九、七两人，同属由弱变强之典范人物，相处一久，还真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再加上现在都是高手，由夫而杀夫，阶级认同感已经跟桂老爷的夫子身份大相径庭，所以密谋以后，七豆腐就对九豆腐和盘托出，并决定将计就计，好好修理桂老爷。如果让九子，七豆腐随便动两个手指头，就能把九豆腐给收拾了，这是肯定的。特别到了对杀的时候，七豆腐提个醒，必定立竿见影，生死速决。但是有了前面的阴谋与反阴谋，七豆腐指点的，就成了误导，桂老爷大龙含恨而死，也就不奇怪了。那天下的是五百的底子，五十块钱一粒子，一盘棋桂老爷就输了四千多，他身上就带了三千，付账以后，还欠一千多。当时桂老爷满心愤懑，可是不好发作，据说事后找了七豆腐，反被大骂一通，说明明指示的是这里，你这个豆豉眼看成了那里，活该。棋社不是足球场，没有可以重放的摄像机，桂老爷无法对质，只有咬咬牙，一口怨气，硬生生咽了下去。那边厢七豆腐既分得了一半彩金，还维护了阶级情感，两全其美，不提也罢。日久天长，这段秘史也就逐渐公之天下，并被当作出千者诫了。桂老爷也有所耳闻，只是这种事情都是谋于密室，死无对证，除了一个人发闷气，实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最好的办法是渐渐淡忘，省得经常刺激自己。桂老爷就这么作的，碰上七豆腐，缄口不提此事，只是请客吃饭的次数比以前就少多了。
作贼也好，作强盗也好，不单有有道无道之分，还有巧贼钝贼之别。桂老爷这种行为当然是钝贼所为，通人不齿，烟蒂掰掰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些盘外招的手筋级别方面高出桂老爷甚多。烟蒂掰掰何许人？严建国是也。烟蒂者，严老弟而严弟而烟蒂，谐音也。掰掰者，拜小儿麻痹症所赐，腿脚不太灵便，颇作摇摆之态，长沙话“摆摆”读平声，遂成“掰掰”；象形也。严建国自称长沙弹簧厂下岗工人；下棋的时候，手粘棋子，满盘游走，将将要放下，听得围观者叹息一声，好似不妥，执棋之手则如弹簧受力，激升而起，继续逡巡。他又吹牛练过花样溜冰，则是手指摁着棋子，在几个关键选点之间来往不止，或者我意已决，或者奥援示意，才买定离手，落子无悔。上述手艺步法以外，严建国还精通鸟儿问答，关键时刻，自言自语：走这里好像不错？断那里怕莫有风险？点进去会不会死？同时观察对手表情，聆听旁观反应。这些套路，虽然不为中国围棋规则所允许，但在棋社这种娱乐场所，只要不是重大彩局，对手也不好发作。话说回来，这些伎俩也只是严建国用来调笑而已，真正厉害的，是走私和夹带。所谓走私，不过是对手上个厕所，他这边根据美学原则把盘上棋子稍作调整，重新排列，大图案不变，小局部有异。一般用于双方鏖战通宵，神疲力竭，头晕眼花的时候。而挪动的棋子，也会选择当时焦点以外的地方，不会过分到明明五气杀四气，一尿之后，成了有眼杀无眼。对手重新落座，审视新局面，往往浑身别扭，却偏偏说不出难受在何处。所谓夹带，则属于四指并用之高明魔术，一着落下，盘面上凭空多出两颗棋子。食指中指在明，拇指小指在暗，一前一后，同声而落。操作关键在于与先前介绍过的弹簧功、溜冰舞相配合，乘对手早被晃得眼花缭乱，不遑点检，而能收暗渡陈仓之功。凡与严建国久战之人，全被训练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至于对局的认真，复盘的子细，更是超出一般水平甚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都感谢他让我具备了棋盘上明察秋毫的能力。最有趣的不是和严建国下棋，而是看严建国下棋，棋的内容姑且不论，单单他那云山雾罩的扯乱谈和捻花摘叶的无影手，就值回票价良多。负责任的说，棋社大部分的术语，发明权都属于严建国。例如，提子开花，叫花仙子；虎口防断，叫小虎队；布局高妙，不拘小节，叫境（界）围（棋）；棋形严谨，不出俗手，叫专（业）围（棋）；最搞笑的，水平高的玩家在他那里被称为高水，低的则是低水，而夫子就变成了油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这是杨天石对长久以来海内外蒋介石研究状况所发的感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相同的意思，黄仁宇也表达过：“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一篇《太祖本纪》；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顾及客观条件及各种背景，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信口盘出”（《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第一篇）。然而，不枉不纵，力求其真，能得其中，又谈何容易？所幸自2006年3月，蒋氏後人将蒋介石日记手稿公之于世，供人研究，虽不敢说蒋介石的“本相”借此机会即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庶幾或让学者在“找寻真实”的道路上少走几步弯路，在考史衡人的当口多发几句平情之论。
不过，以读日记作为知人论世的手段，不无风险。一般来说，日记分两种，一是写给自己看，一是写给大家看；吾国近代以来的名人日记，如《曾文正公日记》，如《胡适的日记》，大率可列入後一种。这类日记不仅于身後公开印行，即在撰写过程中的“未定稿”，也不时请师友亲戚来审订甚而批阅。然而，并不能轻易评判为大家而写的日记就不真实，就是作伪。这类日记“作法”，其实是吾国传统，由来有自。大略自宋代道学兴起，士大夫讲究“慎独”，重视“日课”，在外之言动，在内之念想，莫不追求合乎礼、当于义。做得好，写进日记，是“君子之德风”，能令读者见贤思齐，有益世道人心不尟；做得不好，甚而做了缺德事，也写进日记，既能鼓舞自己的迁过之勇，也令读者引为殷鉴。因此，大部分吾国近代士大夫的日记，其实是平生修养进德的纪录，虽属私生活书写的范畴，却又“事无不可对人言”，当时可供朋辈取阅传观，身後公开亦不惧悠悠之口，坦荡得很。由此而言，写了日记，请大家来看，利己利人，是一桩好事，毋庸受到责难；再者，所记既为实录，则无真伪之辨，不妨当作信史。
但是，研究史学，对此却未敢轻信。名利之中人，深入骨髓，微到豪颠，读者稍有不察，便被圣贤豪杰骗了，这也是寻常境况。杨天石考察蒋介石日记，提出三点证据，认为蒋氏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一，身前从未公布，无自我美化之嫌；二，无所顾忌骂人之语，并未删节；三，许多阴私，甚如自慰、嫖妓之事，亦载诸笔。但是，“主要为自用”的日记，是否就能鉴照出真实的“本相”呢？黄仁宇不谓然，他说，蒋氏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而是“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的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并以民国三十三年介石、经国父子交换批阅日记时蒋氏自道之语为证：“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黄仁宇认为，“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杨天石也发现蒋氏日记不乏“讳莫如深”的地方，如“四一二政变”，如软禁胡汉民，如遣宋美龄至香港指导对日谈判，此皆关系时局的大事，蒋氏日记却或付阙如，或避重就轻，以此可证蒋氏日记“有选择性”（遗忘甚至误导），虽“有相当的真实性”，却非“句句真实，事事真实”。
未拟公开的日记，竟也不能存真，虽不同于作伪，究属不餍人望。所谓说的都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诛心而论，这些真话，与假话无别。那么，即有全部蒋氏日记，欲借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仍嫌不够。正是看到这一点，叙述刺杀陶成章，必须对勘同时诸人的回忆录；叙述蒋介石苏联之行，必须征引中、俄所藏联共（布）早期档案等史料；叙述中山舰事件，必须参考同事诸人传记、函札乃至“口述”等史料；否则，不能重构历史现场，遑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当然，日记也能填补史事“空白”。如毛泽东赴重庆和谈，蒋介石不能与之就重大事项达成协议，辗转反侧，恼羞成怒，幾乎要将“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扣留“审治”，最终，苦于不敢违背苏、美二国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承诺，“郑重考虑”，自觉不能“孟浪”，只得放虎归山，“惟有天命之是从”。其间蒋介石心事之曲折、情绪之变乱，若非日记历历如绘，吾人决不可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又如风传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蒋宋美龄女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蒋介石亲率卫队前往捉奸；其事固为捕风捉影，然若非当时日记俱在，满纸皆是儿女情长的体己话（如11月19日：“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足证其时蒋、宋感情稳定，绝无情变的蛛丝马迹，则欲破此谣，还真有些难度。
或曰，历史像一面斑驳的铜镜，那么，业经证实为坚确的史料，恰似擦镜布与除锈剂，而辛勤细心的学者则如工人，欲从镜中获得清晰的图像，不能不时刻拂拭，谨防锈蚀。杨天石先生治民国史有年，适逢蒋介石日记手稿公布，赴美研究，已逾二载，旧作藉资补益，新知不断发明，传信拾遗，功在史林。作为研究者，他是有福之人，作为被研究者，蒋介石是有福之人，作为读者，吾人亦是有福之人。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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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进行了五次谈判，至4月17日，双方签订条约，为甲午战争划下句号。条约主要内容为：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清廷将辽东与台湾割与日本；清廷向日本赔偿二亿两军费。
毫无疑问，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自清末以来，有一种意见，将主持谈判的李鸿章视为丧权辱国的汉奸，并非公允的判断。他与伊藤、陆奥的谈话内容，俱载《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可以看出，他身处十分尴尬的地位，仍与对方反复辩难，不愿放弃任何“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机会，作为谈判者来说，决非渎职。而与他谈判的对手，亦能体谅他的苦衷，陆奥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像古稀以上的老翁（时年七十三岁），身躯魁伟，语言爽朗，我觉得曾国藩说他的仪表谈吐足以服人这句话，诚非虚言。不过此次使命却使他完全立于不利的地位”（《蹇蹇录》）；诚然，再如何德高望重，再如何谈吐不俗，面对城下之盟，除了屈服更无别的应手。
日方开列割地赔款的清单，表面上允许清方代表商议，实则不容商议。选项只有两个：同意，则签约停战；不同意，则续行侵略。而清方“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剑桥中国晚清史》）。然而，这个“筹码”——3月24日，李鸿章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颧——的分量并不重，只是促成日方宣布停战二十一日而已，对于合约条款的修订则毫无效用。其时，李鸿章之子经方随父赴日，在其父受创后致电总理衙门，云：“中堂（谓鸿章）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今日看来，真是一句极具讽刺性的梦呓。
五次谈话，以最后一次的篇幅为最长，然而所谈皆是琐细。陆奥说，“（鸿章）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但是，他知道大局已定，日方提出的条件必须全盘接受，“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甚至“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二千万两）赠作归国的旅费。此种举动，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即已“失态”。当时，清廷有所谓“清流”言官，专与“浊流”领袖李鸿章作对；而把持户部的翁同龢则以私人恩怨，时刻为难李鸿章；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便处处掣肘。及至临战，“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秋浦周尚书自订年谱》）？不战，是汉奸；战败求和，亦是汉奸。对此，李鸿章纵有天大本事，也只能“失态”。
当然，失态的人绝不仅一个李鸿章，失态的时代也绝不仅一个晚清。即如当时战胜的日本，日后战败，亦不免失态。作为读史者，不妨体谅昔人所以失态之故，而尽量杜绝未来失态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