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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是个梅痴。一生画梅无数，写咏梅诗无数，还干脆取了个表号，叫“梅花外子”（外子即今语老公）。既然玩得这么野，就怪不得後人要给他传一段野史。
1935年，李宗邺出版《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打着文学研究的幌子，八玉麟的卦。他以彭诗有“修得梅仙嫁作妻”之句，一口咬定，玉麟婚外恋人的名字就叫“梅仙”，并说玉麟曾建“吟香馆”，金屋藏娇。梅仙亡後，玉麟遂以画梅寄托相思，所谓“一腔心事托梅花”。近代史名家罗尔纲在1937年读到这本书，不以为然，不是说他不信玉麟曾有一段艳史，而是不赞成李宗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假如彭玉麟对他的恋史还留有可供我们稽考的地方的话，可能在他那些感怀的诗中会留有一些”。也就是说，他认为李宗邺“以诗证史”，战略对头，但战术错了。
于是，1946年，罗尔纲写成《彭玉麟画梅本事考》，试图揭晓玉麟的神秘爱人究竟是谁。他用的材料，一是玉麟的诗集，一是王闿运为彭氏作的行状。行状有一句话：“邹夫人（玉麟妻）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玉麟之母）卒後，遂不相面”；这是说玉麟的夫妻生活很不愉快，也可理解为玉麟婚外恋的诱因，罗尔纲也正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证玉麟的“恋史”。他强调，玉麟《感怀》诗第二首前四句很重要，诗云：“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四句诗其实是一篇叙事短文，盖谓，玉麟与某人在安徽分手，十二年後在湖南重见，相聚四年，再次分手——接下来一句是“惜别惺惺情缱绻”，既云“别”，则生离死别都是分手。而罗尔纲径断为“玉麟的爱人死去了”，不免武断。但他所以如此武断，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将诗中“十二年”与“四载”的时限，与另外一首诗《梦亡友情话甚洽口占志感》（作于1884年）的“已杳音容卅七年”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1884-37=1847，而1847-4=1843，而1843-12=1831。那么，若能证明玉麟在1831年与某女在安徽分手，1843年某女来湘，1847年某女死，则“恋史”考证可算成功了一半。天不负有心人，玉麟还真在1831年与一位韶龄女子道了别後珍重，只是，女子的身份不太合适，她是玉麟的姨妈。当然，不能是亲姨妈；若然，彭玉麟竟乱伦，那还了得。据罗尔纲考证，这位女子名竹宾，是玉麟外婆的养女，曾带着小玉麟四处“嬉戏”；1831年，二人分别；1843年，竹宾随养母来衡阳，姨侄再见，不久，竹宾嫁人；1847年，竹宾难产死。若是时间、人物、事件就这么对上了，再加上玉麟写过的暧昧诗句，庶几可说，梅痴爱“熟女”的野史堪足升级为玉麟的婚外情信史。
可惜，罗尔纲错了。据玉麟撰其母《行状》，竹姨来湘，在1845年，而直到1852年其母逝世，竹姨仍在人世。可知，只有1831年二人分手是事实，其他两个年份都错了。然而，错不要紧，重要的是找出错的原因。若从罗尔纲提示的逻辑来说，玉麟的《行状》与诗作互有矛盾，人的记性不会随时可靠，则孰对孰错，犹有可辩。只是，他的逻辑大有问题，与玉麟的记性无关。因为，他的逻辑建立在两组诗所怀念的是同一个人的基础上，若不能确证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确证都是怀念竹姨），则上揭1884-37-4-12=1831的等式无法成立。然而，罗文没有一句话论证二诗所怀是同一人。不是他疏忽，而是，他没有证据。但是，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于是，他才造出一段毫不可信的野史。
至于究竟梅痴有没有婚外恋，爱不爱熟女？这依然是个问题。尽管李、罗的考证都不合格，鄙见仍以为有，惟所用证据与前贤殊异。来日方长，容俟後叙。
顺治九年八月上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乌尔肯希巴立台地方的行营主持了三场法会，祈求“断除凶神恶煞的热力”——主要指汉地痘症的威胁，然而，他仍未确信施法的效果，故向清世祖提出，“因内地疾疫甚多”，可否将觐见地由首都改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或者代噶（在今内蒙凉城县）。此书寄至北京，引发清廷满汉大臣间的一场大讨论。
九月初三日，世祖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介绍达赖喇嘛改地相见的建议，说自己准备接受这条建议，“亲至边外（即代噶）迎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约三千人）”，若在京招待，不免花费太多，而在蒙古地方设请，不妨因陋就简，节约一点银两。其时当清代开国之初，百废待举，征战未息，遇事虑及银钱，是当然的道理；兼之历代开国之主大皆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出，保有简朴的习惯，世祖虽是少年皇帝，对此亦有体会。一是礼貌，“我既招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此亦与其时国家草创尚来不及详订礼仪细节有关，若在乾隆朝，则皇帝与各路人马相见，具有定制，不必每事一议矣。一是政治，世祖担心怠慢了达赖喇嘛，“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世祖提出三条意见，命王大臣们讨论。
会议诸人大致分作满、汉二派。满臣一致认为，从前咱们这边发出邀请，达赖喇嘛没怎么拿架子，即依约而来，那么，他有诚意，皇帝也应该表示诚意，故亲至代噶迎接为是。至于接待费用问题。相见後，若达赖喇嘛愿在蒙古地方会谈，咱们就在那儿谈，这可以节约钱；愿意入京来谈，则“令少带随从入内”，也可以节约钱。而顺了达赖喇嘛的意，喀尔喀必“亦从之来归”。如此，礼尚往来，宾主双方不单有面子，还有里子，多好。
汉臣不同意。他们说，皇帝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故只能委托某亲王“代迎”。其次，即使达赖喇嘛愿意入京，而从者甚众，招待起来要费一大笔银子，故“不可令入内地”，只能住在边外，由朝廷赏赐一些银物，略致敬意而已。
两派意见格格不入，世祖犯了难，末了，他说：“朕当裁之”；宣布退朝。
达赖喇嘛渐行渐近，这事到底怎么办，可不能总拖。九月二十九日，决定出来了。据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实在不是好兆头。而在人间，则南旱北涝，饥民闹事，寇盗渐多，也不是好年景。因此，此时决不是“圣躬远幸之时”。用俗话说，此奏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不论世祖闻奏心内如何想法，他的批谕是：“甚是，朕行即停止”。嗣又致书达赖喇嘛，谓“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迎，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代噶接到这封最新的圣旨。同时，自京来此的钦差告诉他，“若大队随从相伴（入京），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轻装进京”。其後两天，他看见“前所未见的彩虹的光辉笼罩着行宫（清廷专为达赖喇嘛所建）”，“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自觉“吉凶难测”。然而，事势至此，已不暇论吉凶——尽管日後当同样的天象在西藏出现时，“它给达官贵人预示了死亡的降临”——“按照皇帝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
如此看来，两位领袖，虽有政教之异，年辈之差，在临见面的一刻，却同时从天象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启示。只是，除了天象，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呢？
清廷首次与藏地接触，犹在清太宗皇太极当政的时候，其时，明代统治尚未结束，满洲人正在等待入主中原最合适的时机。而太宗首次给藏地领袖写信，学界通常定为崇德四年（1639）——如迄今为止叙述此事最为详确的邓锐龄撰《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1996年），就采用这个说法——然据《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2000年）所译蒙文老档，可知太宗首次致书土伯特汗（清初称藏地为土伯特）实在崇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土伯特汗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第悉藏巴，他与格鲁派宗主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关系势同水火。崇德七年，达赖喇嘛联络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引军入藏，擒杀第悉藏巴，自此结束了噶玛噶举派近三百年的统治，藏地由格鲁派掌控。太宗为何致书第悉藏巴？因为，此前蒙古诸部连函吁请“迎聘”达赖喇嘛至盛京（今沈阳市），本着“自古历代皇帝创业，佛法未尝断绝”之意，太宗同意邀请，遂有此书。
而蒙古诸部在此时向盟友满洲“大汗”请求迎聘达赖喇嘛，有三个原因。一，自十六世纪，蒙古人大都转奉格鲁派，即“达赖”二字（蒙语“大海”的音译），亦是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赠予哲蚌寺转世活佛索南嘉措的尊号，故索南嘉措虽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第一、二世在生前实无“达赖”的尊称。蒙古向正在崛起的满洲部落推介自家的宗教偶像，是很自然的事。二，其时蒙古正与格鲁派僧侣集团密谋推翻第悉藏巴，将来藏地领袖必有达赖喇嘛的地位，让他早日与清廷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三，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不太融洽，其部领袖与达赖喇嘛私交甚笃，故喀尔喀希望通过达赖喇嘛与清帝晤面，从中说合，改善关系。
自清廷而言，于藏地形势虽未了然，对当时统治者第悉藏巴与达赖喇嘛不合却有耳闻，因此，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蒙古诸部迎聘达赖喇嘛，却不能无视第悉藏巴信奉噶举派的事实。于是，太宗仅写信给第悉藏巴，表示尊重佛法、延请高僧之意，而未言及到底邀请哪一派哪一位高僧，亦未专门向达赖喇嘛发送邀请函。直到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十日，太宗逝世以後，方由世祖福临致书，“敦请高僧喇嘛来京”。此为“清代自皇太极以来给达赖喇嘛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李保文撰《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清廷与藏地政、教领袖首次接触的时日，即如上述。而达赖喇嘛应邀赴京在顺治六年正月，据其自传：“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中原地域辽阔，我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上书具奏不能久留的原因”，并将启程时间订在“辰年”（即顺治九年）。世祖复书云：“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座前：朕体康安，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尔康安否？得喇嘛上表，言辰年夏进京，甚为喜悦”。达赖喇嘛担心在中原感染“天花和热病”，应属实情。不仅藏人对此抱有普遍的忧虑，满洲人也有同感，亲身见证此次历史性会面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说过：“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病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世祖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曾在南苑（即南海子）修筑避痘处所，最终“战痘”失败，染疾亡身。世祖亲政後，亦不在紫禁城长驻而常在南苑避痘，至与达赖喇嘛首次见面，地点也定在南苑。
但是，宾主双方在避染痘症上取得共识，并不意味没有其他原因影响此次会面，甚而不见诸公文的原因才是真实原因。二人年纪有差（会面时，达赖喇嘛三十六岁，世祖十六岁），但皆为政治史所谓伟人者，一旦相遇于揖让进退俱关大局之际，传染病再厉害，亦不得不暂时抛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得利益者林则徐能讲这句话，最终利益者能不领会、实践这句话？
民国廿九年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汉名黄正光）自拉萨归来，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黄正清（藏名罗桑泽旺，是活佛的大哥，1949年後官至甘肃省副省长）率队往迎。其时，筹建拉卜楞寺女子小学的藏学家于式玉女士，日夜劳作之馀，想“借这机会放松一下”，遂加入迎候活佛的队伍。六月二十日，迎候队伍行至黄河边的卓格尼玛滩（今属甘肃玛曲县），因活佛一行程路耽搁，众人在此扎帐休整，待了九天。在此期间，于女士甚觉“无聊”，“只有听司令讲些汉、藏相通的故事，才是解闷的唯一资料”，司令所讲故事予她以最深刻印象的，则是“藏人也有部《三国演义》”。据云，《演义》人物中最受尊崇的是关羽，尤其在西康地区，藏民每于饮茶时祝告：“骑着赤兔马，日行千里路，察人间善恶的关老爷，请来喝茶！”藏民称关羽为“格萨尔”，称关夫人为“珠莫”——“若说某一个女人像珠莫，那是恭维到极点的话”（《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于女士的哥哥于道泉先生也是藏学家，亦曾述及此事，云：“西藏有最流行之长篇小说，名曰《盖撒故事》，据云盖撒系一蒙古国王，乃观自在之化身。但中原之关帝在西藏皆称为盖撒。即西藏故事中所描写之盖撒王亦与《三国演义》中之关公相仿佛。且盖撒之侍者二人，亦酷似周仓与关平。大概自汉晋以来关羽之故事流行中原甚多，一部分为中原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三国演义》等书；一部分传入西藏，在西藏之民间传说中幾经变化後复为西藏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盖撒故事》”。其时，于先生尚未读过《盖撒故事》，所作推想，合乎常情（《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
吾有一友尝游拉萨，回来後兴奋的说，你知道吗，藏地也有关帝庙，藏语叫“格萨拉康”，拉康是庙，格萨就是格萨尔王，而史诗《格萨尔王传》正是关羽故事的西藏版，真是太有趣了！我说，还不够有趣，十九世纪有英国旅行家说格萨尔是罗马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更有趣咧。试想，格萨尔、盖撒、凯撒与关，略作谐音，不就是同名异呼么？吾友油然而惑，问，真有这么神奇？答曰，都是附会的错，格萨尔只是藏地英雄，与关羽、凯撒无关。
其实，在于氏兄妹文章发表後不久，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藏三国”的初步研究》（1944），即以文献与口碑证据破除了格萨尔是关羽的讹言。他说，格萨尔即《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罗”，是林国国王，国境辖今四川西北及青海一部分，与西夏国接壤。他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连中原（宋朝）以拒西夏”。《格萨尔》史诗便是根据他的文治武功演义而成。任先生认为《格萨尔》虽非藏版《三国演义》，然仅论文字优美、设想诡奇与诙谐幽默，决不输与汉地的古典文学名著。即如开篇，叙述一位老妇弃家朝佛，不幸中道而死，其媳由此怨诟佛法，发愿转世为魔以摧毁佛法。她的愿力甚大，终于生下三个魔子（暗喻与格萨尔作战的各族），诸天神佛紧急会商，群推一佛下凡护法，此即未来的格萨尔王。任先生译出西康版（此书被格鲁派列为禁书，只能以口传手抄的方式传播，故版本甚多）第一段，云：
“夕阳将坠，草原里一望苍茫，老太婆驱遣她的羊群，听它们不规则的前进，有似一顷柔浪，滚滚向前移转。转过浅冈，望见山侧金碧辉煌的佛寺，反映夕阳，显得分外的鲜艳华美，仿佛有万道毫光，非常锐利的排开宇宙的阴霾，把她微弱而愉快的心脏，很亲蜜甜美的把握住。她忘记了羊群，不知不觉下拜了”。
读来只觉情致如绘，适如任先生所谓：“纵不解藏文，但聆此意，亦当感其不凡”。
话说见过太后，狄公与庞青雲在朝房闲话，小作寒暄，狄公话锋一转，说：“叛乱虽平，可地方督抚个个手握重兵。庞大人，这，太后不放心啊！” 青雲答曰：“山字营带头裁军”。按，俗传曾国藩克复南京，位高权重，以致谣诼日兴，不安于位，他赶紧大规模裁军，以明心迹。窃谓，此皆野老之谈，诛心之论，不足取信。国藩在主观上想不想造反，在客观上能不能造反，答案很明确：看不出，不可能。鄙人尝撰文专论此事，今不赘言。倒是当日裁军的实际情势，不妨略作说明。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南京。七月二十日，国藩即奏请裁军。为什么裁军？第一个原因是省钱。当时湘军总数约十二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则全军每月需饷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及他项杂费又需十万馀两。以年计，则需七百馀万方能维持湘军开销。若统计包括湘军在内的全国兵饷，则年需二千馀万两，而当时政府各项收入合计只有四千馀万，军费支出竟占去一半以上。因此，国藩说：“（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确是实话。再说：“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後患”；也是实情。
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原因，是防止士兵肇乱。湘军不是经制军队，士兵都是“临时工”，南京一破，全军“失业”。老实的，回家继续务农；不老实的，则不甘心，极有可能趁着大乱虽靖而风波未息之时，捞一笔再走，或者要求加薪，或者劫掠百姓，甚者起兵造反。因此，距攻克南京才过了一个月，国藩即迅筹裁军，便是尽量不让士兵有充足时间进行“串谋”，用他的话说，这正是“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确实，缴了械，分了众，一声令下，即刻由武装部队“护送”回乡，那些想闹事的士兵根本没有机会造反。
当时主政者是西太后与恭亲王，一个寡妇，一个纨绔，虽皆智商超群、情商过人，毕竟不谙军事，认为在捻军仍未消灭的情况下，骤然裁撤几万人，未敢确信这些人会老老实实回家去。以此，特地向国藩建议，“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不若先汰老弱”，“俟江（西）、楚（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如此说话，反倒辜负了国藩的苦心，因此国藩婉拒，云，湘勇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执意请求迅速裁军，最终，朝廷同意了他的方案。
省钱与杜乱，是裁军的直接原因，另有一个间接原因，则是淮军代兴，足以填补湘军撤後的国防空缺。国藩云，“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必宜多撤”，而“淮勇锐气方盛”，则“不可轻撤”。有前辈学者将这段话解释为湘军营中盛行哥老会，以致国藩无力控制，遂托辞淮军後劲以为掩饰。其实，成军以来，湘军中即有“会党”（《营制》严禁“会党”、“结拜”即可证明），国藩未尝不知；他既然带了十年兵，怎么控制军中的“会党”，必有心得——事实也证明哥老会在裁军後虽有发动，究非大患。何况，秦汉以来中国，所谓“封建会道门”起事，哪朝哪代没有呢？只要没搞出黄巾军、白莲教的大场面，都算正常。
而且，国藩裁军，计之已熟，至迟在同治元年，他在日记书信中就提到这个计划。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很正常：修齐治平四门功课，已经循序操演了一遍，及至垂垂老矣，在己，功成名就，在人，既有“接班人”李鸿章又有“竞争者”左宗棠，则军国大事委诸二人可矣，何必拼上老命呢？今人看那个时代，但觉“诸夷环伺，间不容髮”，而自国藩视之，身际中兴，仔肩可卸，正是偃武修文的好时候，此时不裁军，更待何时？
问：您在对张荫麟的研究中，最被他感动的是什么地方？
答：我并未对他作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言感动。谨引用他在《玩〈易〉》中的一段话：“当你领导人们走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只看见一个政治主张之进步的方面，而不看见它退步的方面，只看见它可以兴邦的方面，而看不见它可以亡国的方面——这便叫做‘亢’。……反省啊！中国人，别尽管兴高采烈的种罂粟、收特税、借洋债、砍脑袋！你们必得反省：为什么有些于信仰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利而能有大害的学说和主张，而他们非信仰不可？为什么有些于活动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大利而能有大害的活动，而他们非做不可？这类人是否杀得尽禁得绝的？把这一类人杀尽了，禁绝了，国家又将成个什么样子？”说这话的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实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张荫麟不是共产党同情者，他是所谓费边主义者，固应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统治，反对任何有颠覆政权意味的革命，然而，作为史学家他对治乱兴衰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哲学家他对因果倚伏有着洞彻的判断，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本能厌恶权力对自由的侵害，于是，他写下这段话。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是史学爱好者，每当念诵这段话，我就感动不已。
庞青雲“得胜还朝”，由“军机处的陈公”领他入宫拜见太后，路上，陈云：“从宫门外走到这儿需要多久啊？年轻时，我头一次站在宫门外还是这么想。可等真的走到这儿，已经两鬓斑白，用了整整三十年，可惜啊，走不动啦”。此语略有感慨，或令观众低徊。只是，这话却不合实情。先不说陈公年轻时倘能考中进士，获得廷试资格，肯定会在保和殿答卷（自嘉庆朝，清代廷试多在保和殿举行），已经算是“走到这儿”，不必傻傻的“站在宫门外”；即使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只说他入值军机处以前，必也曾逐级升官，入宫搞过几回“陛见”，肯定也不止一次“走到这儿”。因此，“走到这儿”有什么稀奇呢？真把庞将军当乡下人啊。
更逗的是，青雲作为克复南京的第一功臣，入宫“面圣”，给他领路的决非陈公这样的军机大臣。清代制度规定，外省高官来见皇帝，俱由亲王、驸马之类的亲贵领路，一般大臣是没有资格的。“在内廷行走”的亲贵与“在军机处行走”的大臣，是两拨人，切不可走错了。若胡乱“走到这儿”，陈公必被侍卫拿下，来不及与庞将军闲话生平矣。
再说入宫後。剧中用俯拍的方式介绍了一位皇太后，太后并唤了一声“小李子”；据此猜测，应指慈禧太后与李连英（俗多作“莲英”，误）。然而，克复南京在同治三年，其时，接见大臣不止一位太后，而应是两位太后与一位小皇帝才是——除了慈禧，还有慈安太后（清文宗皇后）及清穆宗。而且，当日是“垂帘听政”的局面，两太后并坐帘後，文武百官不能看清她姐俩儿的“圣颜”。剧中未在太后座前设立黄幔（即“帘”），可算大大的“失礼”。至于李连英，这会儿还轮不到他在御前侍奉，因为他才十六岁，暂未得宠。非要让慈禧在此时唤出一位太监，那么，她应该叫一声“安仔”（即安德海）才对。
不过，修正这些情节毫无必要。因为，克复南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入宫“陛见”，根本不是这个排场。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点，由一等镇国将军奕山（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中俄爱珲条约》即由他签订）带领，国藩进入养心殿东间，首次拜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养心殿是一座偏殿，在军机处北面，是晚清帝后接见大臣最常用的处所。剧中的太和殿，则是用于举办盛大仪式的正殿，并不常启。国藩入门，即跪奏：“臣曾国藩恭请圣安”；旋即“免冠叩头”（剧中青雲叩首还戴着帽子，不合规矩），又奏：“臣曾国藩叩谢天恩”；然後起立，往前走幾步，跪于事先准备好的软垫，静候问话。当时，小皇帝坐东边，座後设黄幔，後边即是两位太后。一般来说，小皇帝与慈安不怎么说话，唱主角的是慈禧。慈禧问他第一句话：“你在江南，事都办完了？”答：“办完了”。再问：“勇都撤完了？”答：“都撤完了”。问：“撤得安静？”答：“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答：“路上很安静”。接下来，就叙家常，展望未来，如离京多少年了，家中幾兄弟，此後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何打算，云云。
至于青雲的原型马新贻首次见到帝后，则在同治七年五月十七日。其时，四十八岁的他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入京“请训”，三十三岁的慈禧似对他印象甚好，接见後，不等他至福州赴任，即调任两江总督（封疆之职，以直隶、两江最为重要）。可惜，他未留下笔录，我们无从知道他和慈禧说了些什么。惟可断定的是，他不会谈到剧中所谓“免除江苏辖区三年赋税”之事，因为，如此繁重的事体必经京内京外一番商讨才有结果，慈禧再怎么“天纵圣明”，也不可能片言而决。
龙力游 绘 养心殿
《投名状》惟一女角，名唤莲生，自谓出身“扬州瘦马”。按，“瘦马”即雏妓，典出白居易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而在清代，扬州为风月胜地，以此，称“扬州瘦马”，可显出虽是妓女身份，档次却不同流俗。“瘦马”养成，有出外谋生计者，称为“扬帮”（合苏、沪等地，则称“南帮”），所去的地方以通都大邑为多，如首都，如武昌，如广州。然自湘军战胜太平天囯，原本僻处内陆的湖南托了回乡将士的福，省会长沙的经济尤其是饮食娱乐业大为发展，标志性事件除了“无宴不海菜”（谓鲍鱼、燕窝之类）之外，便是城中妓馆自扬州、苏州引进人力资源，狠狠赶了一回“时尚”。即此可见“扬州瘦马”的崇高地位。只可惜剧中人的妆饰、表演，阨于导演的规划，太过憨朴，适如王韬论“北帮”（指清末京、津一带的妓女）所说：“实事求是，悃愊无华”（《燕台评春录》）——译作当时行话，则是“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清稗类钞》）也。遂致南北倒置，“歪曲”了历史，可叹。
又据金天羽、张相文为张文祥作的传记（分见《天放楼续文言》、《南园丛稿》），并未明指曹二虎之妻出身妓籍。按，张文祥是历史人物，对应的剧中人是姜午阳；他与曹二虎、马新贻（即庞青雲）结拜兄弟，排行老三。当然，曹妻与庞青雲通奸的剧情，则未歪曲“历史”——也有一些记载说文祥“刺马”并非为兄弟报仇，而另有原因。只是，传记所载通奸的经过与电影不同。今谨综合金、张的记述，对这桩风化事件作一个说明。
当新贻落难之时，并没机会见到虎嫂。虎嫂初见新贻，实在新贻成功策反二虎、文祥之後。其时，新贻任安徽布政使，已解散了山字营，二虎随他赴任，并将家眷接到省城，暂时寄居新贻的官署。据云：“新贻官既贵，渐耻与贼相伯仲”；也就是说，人一阔，脸就变。文祥敏感，发见马哥情意转淡，即欲离去，并劝二虎一块儿走。二虎迟钝，犹疑不决。文祥不忍抛下这个傻兄弟，只好留下与他一起耗着。怎奈新贻对兄弟的情意淡，对兄弟老婆的情意很浓，于是，“迫（虎妻）而私之”，且时不时借着公务令二虎出差，以便与虎妻通奸，“俨然同媵妾矣”。日久天长，奸情为文祥发觉，他尚未如剧中那么鲁莽，径直杀了嫂子，而是向二虎举报。二虎初闻犹不信，待到跟踪了几回，才认领这顶绿帽，然又胆小，不敢直斥新贻不讲义气，只能独个儿生闷气。文祥开导他，说，别郁闷了，这还算是你老婆么？既然奸夫淫妇情投意合，“不如弃之”，咱哥俩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为上罢。二虎同意了，但不知哪根筋不对，却“迁延不即行”。孰知本夫能忍，奸夫却不能忍，一日，新贻借口二虎通匪，将他“就地正法”，旋将虎妻收为姨太太。文祥听得兄弟惨死，偷偷将他葬了，“痛哭别去”，自此，隐姓埋名，“锻精铁为匕首，日夜砺之，淬以药，誓必剚刃新贻”。终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新贻刺死。此後，虎妻在马公馆自杀，其家秘不发丧，将尸体埋在後花园。
此与剧中午阳先杀莲生、二虎至死不知老婆偷人，大有出入。然清代官书记叙新贻之死，并未言及新贻勾引人妻，只说文祥在浙江交通海盗，因新贻主持捕盗，弄的他家破妻逃，“以是挟仇”，遂“丧心病狂”刺杀总督（《清史稿》）。电影与官书，在这一点上，倒是异曲同工，照顾了二虎的面子。泉下有知，二虎或应讲一句，谢谢包涵。
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有几分道理。电影呢？也差不多。抄没问题，就看是“窃意”还是“窃句”。窃意这件事儿，耍得好，可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窃句，则终归格调不高，往往生吞活剥，一不小心就拍成“喜剧片”。
粗一看，《投名状》似乎在向两种类型的电影致敬，一是香港黑帮片，一是好莱坞战争片。只是，传统中国的政治运作远比弹丸之地的蛊惑仔游戏复杂，罗马军团的方阵战法实在不适用于十九世纪冷、热兵器杂用的复杂局面。非要古为今用，声东击西，难免致敬其名，露怯其实，顾头不顾腚，令人笑来。今且不论紫禁城与外省的政治互动究应如何揭示，也不分析舒城之郊的空手入大炮是否可能，单说苏州城的攻与防。
从画面上看，山字营绕着城墙挖出战壕，士兵挤满壕内，便围住了苏州。战壕与城墙之间，是一片逼仄的平地，零星布设几架障碍物。试问，如此布置，城内的人要冲出来，城外的人要打进去，很难么？还是看看当日指挥战役的李鸿章与实际作战的戈登（C. G. Gordon，1833—85）怎么描述的吧。
李鸿章的叙述比较宏观，他说，太湖之水流经胥门与盘门，绕至娄门，往复数道，成为护卫苏州的天然防线。太平军沿岸构筑一道由土石组成的“长城”，自南而北，“一望无际”。“长城”以内，“石垒土营，比比皆是”。淮军无法近前，只能与太平军“夹河对垒”，依仗“西洋开花大炮”的威力，频繁轰击。
戈登率领“洋枪队”，负责攻击娄门外的“长城”——这也是苏州布防“尤高且坚”的一段工事。他说，土丘（即“长城”）上炮台林立，山坡密布短竹桩，坡前挖有三道壕沟，深约三米，壕沿遍插尖锐的竹签和铁钉，壕外则竖立着一长列的围桩。1863年11月26日，在炮兵连的火力支援下，戈登发动夜袭。他的作战风格是“奋不顾身”，“站在最前列”，而且，“从不携带武器，甚至当他带头冲进敌军阵地缺口时也是如此”。他只是挥舞一根藤杖，临阵调度，这根藤杖被士兵称为“魔杖”——“尽管比任何士兵更加目标暴露，他却从未负过伤”。然而，潇洒的戈登遇到了劲敌。“当夜，慕王（即苏州守将谭绍光）像普通士兵一样，没有穿上鞋袜，赤脚奋勇作战”，在他指挥下，太平军进行了精准、猛烈的反击，虽然死伤惨重，最终还是击退了戈登。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慕王能抗住戈登，却不能消弭太平军内部的离心离德。经此一役，城内早萌异志的王爷、“天将”们坚定了投降的信念，七天后，他们谋杀了慕王，献城乞降。此外，还有一件诡异的事。当慕王被刺那天，他曾命令法国参谋（太平军中也有外国“志愿军”）起草一封密函，寄与戈登，请求安排“私人会晤”——“可能慕王自己也在考虑提出投降的条件”。
可以设想，光着脚的天囯慕王PK手执藤杖的英国少校，这个场景肯定比穿棉袄的刘德华抱住一位长发男跌入水池来得有趣。更可以设想，山字营倘若扔掉馒头发动大炮对准苏州“长城”一通狂炸，当远较龟缩壕内望城兴叹的画面来得精彩。若还能运用电影语言揭露城内城外的人借助“第三种力量”（各国“志愿军”）进行沟通谋求妥协的微妙状况，则不仅触及事物之表，尤能探及人心之深。何况，这不仅是追求视听之娱，更能借此表现攻城确实给守军带来压力，锻炼了人性，显微了欲望，从而为接下来守军投降作出自然的铺垫。
史事发展，入情合理，根本毋庸劳动编剧抓耳挠腮瞎扯淡，而竟舍此他求，直是何苦来哉。
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其書《附錄》一《書札•與曾國藩七首》（第488-94頁），前六首錄自《陶風樓藏名賢手札》，第七首錄自《昭代名人尺牘續集》。今照原書校改。
488 頃叢遽不得暇
按 叢應作匆
490 故其□之也不光
按 □似作發
490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按應作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490 後若有善本
按 後字衍
491 然後進戰退守在足恃
按應作 在在足恃
491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按應作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492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也，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按 曾國藩所著為《聖哲畫像記》，書名號可不用。也字，手跡為已字。故應作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已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493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按應作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493 裕釗今歲初擬趨赴金陵侍鼂昔
按 侍前漏祗字。
1946年春，作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的幕僚，黄仁宇来到东北。其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并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就未来的政府组织、建国纲领、军队整编、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达成共识，一个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中国似乎即将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当苏联军队撤离东北，国、共双方对应由谁来接管此一地区，各执己见，不能妥商，于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协助下捷足先登，占据了四平以北大半个东北地区，国民党则尽遣精锐进入东北，欲以武力驱逐之。至此，内战序曲已经奏响，实现和平须再等四年。进入东北的国军俱由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因司令长官杜聿明卧病，暂由郑洞国负责实际指挥。在东北的中共武装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为林彪。四平是南、北满交通的咽喉要隘，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以此，四平之战的胜负即昭示两军在东北势力的消长。由于装备远不如国军，部队扩充太快，人员缺乏训练，在苦守一月、伤亡二万馀人之後，林彪不得不下令退出四平。旋即，国军进一步占领长春——毛泽东曾设想“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毛泽东致彭真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5日）——宣告争夺东北的阶段性胜利。黄仁宇随军入长春，“发现全城完好无缺”，“在大和旅馆（按今名春谊宾馆）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周以来的风尘仆仆”。尔後，尤令他感到“兴奋”的，则是5月28日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亲睹蒋中正的风采。
黄仁宇回忆，蒋中正下了飞机，“机械性的连说‘好，好，好’”，“镇定自制一如平日”，随後在机库内对杜聿明等将领发表“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以逐个与将领合影的方式作为奖励”，摄影完毕，他即乘机离去，并未进入长春。通过数十分钟的近距离观察，黄仁宇发现蒋中正表面上显得平静，但“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黄河青山》第170页）——按此所谓“脆弱”，本是黄仁宇用以描述蒋氏的身裁，谓他个头虽高，不免单薄；译者译为“脆弱”，遂凭添了一丝感情色彩。其实，此时的蒋中正一点儿都不“脆弱”，他并不魇足于四平之战的胜利，而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然而，这分豪情未能持久。当他试图进占全部东北时，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时任美国驻华特使，负责调停内战）立即向他施压，明确表示反对国军“向前推进”；而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则表示在军事上如果不能增兵的话国军亦将无法控制东北；及至毛泽东命令军队在华北展开“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6月12日），则不仅向关外增兵已成虚愿，即在关内应对“四处开花”的共军，亦令蒋中正有捉襟见肘之感。即此而论，黄仁宇窥见蒋氏在胜利後表现出来的“脆弱”，倒是十分传神。
不过，三十馀年後，黄仁宇撰《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已对这个细节失去了兴致，他更关心的是，蒋中正与国民党“藉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共产党“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而自1978年以降，共产党在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中厘定各人权利与义务”，“使整个组织能依数目字管理”，“以构成永久体制”；在此三阶段，执行者有异，执行力有差，意识形态话语有别，然自“大历史”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视作双方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遵循“中国长期革命”规律，合作了一场一脉相承前仆後继的历史“接力跑”。正以抱持这种“信念”，黄仁宇才要研读蒋中正日记，看能否从中提取史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作为历史人物，蒋中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同袁世凯、孙文、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其言行皆足以影响甚至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人若有日记，则以之与重要史事的各类记载互勘，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可藉此了解其人的精神气质，从而达致对历史具有“真了解”的境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然而，黄仁宇所能读到的蒋氏日记，既非全帙，又经删改，欲以此“了解”历史，对蒋中正取得“同情”，为“大历史观”下注脚，究有遗憾。按，据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蒋氏日记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其中，1915至1917年日记已佚，今日所见1915年日记仅馀13天的内容；1924年日记亦不存。蒋氏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2004年，蒋氏後人将全部日记寄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嗣後，由蒋家委托专人审读日记，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制成复本。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馀部分将陆续开放。技术处理部分则将在30年後全部恢复。近日，已有学者赴美研读日记原稿，并陆续刊布研究文章，假以时日，对蒋氏日记的研究必能蔚为大观，黄仁宇藉此“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的设想决不会成为空谈。
只是，黄书初版于1994年，其人则于2000年逝世，他是无缘得见这份日记的，那么，他从哪里读到蒋氏日记呢？据其自叙，他所见蒋氏日记来自两部书，一为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纪事止于1926年；一为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纪事止于1949年。二书皆以蒋氏日记为主干进行编排，所谓“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但是，所选内容既经蒋中正及其幕僚裁选，势必有为尊者讳的地方，甚至出于修饰形象的考虑而免不了淆乱视听的更动。因此，黄仁宇说：“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然在十馀年前，当蒋氏日记深藏不露之时（秦孝仪《长编初稿》“只在内部流通”，黄仁宇向秦氏借得一部，方能完成著述），有人披沙拣金，比次发明，撰成“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其开山辟路的功劳是不可掩的。十馀年来，海内外学者著述所引用的蒋氏日记，大皆自黄书转抄，即是黄仁宇有功史林的明证。当然，除了所据主要史料本身有缺陷，黄仁宇未能广泛参考共产党一方的史料（限于“美国学者”身份，难以接触党史资料），亦无力深挖藏诸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中的史料（大半生专治古代史，对现代史研究所下工夫不深），导致黄书在叙事上不够周全缜密，从而降低了他苦口婆心随时随地都在宣讲的“大历史观”的可信度。
譬如，自“中山舰事件”至发动“清党”，蒋中正在此一年间，为何由同情襄助共产主义事业一变而为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实系现代史上一桩极重要的“公案”。黄仁宇既从日记入手发愿为蒋氏写一部《初传》或曰《粗传》，固应尽力将此事叙述清楚，尤应尽可能将蒋氏的“心路历程”揭示明白。然而，正以前述史料的缺憾，限制了他的书写。毛思诚书纪事止于1926年12月31日，秦孝仪书自1927年10月以後方引用蒋氏日记，“清党”则发生在1927年4月。二书在内容上不能连续，遂致作者发出无米下锅之叹，而未能广征其他史料，旁敲侧击，则致产生“意必固我”之失。黄仁宇如此猜测蒋中正从和平“限共”走向武力“清党”的心理状态，云：“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说老实话，这不过机械套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卑之无甚高论，决不足以解释蒋中正的矛盾言行与委曲思致。况且，一边如此定论，一边又说，“我们无法断定何时他对清党一事下有决心”，也“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只好“从大历史的角度”泛泛而谈，谓“大历史不能因藉于小眼光。中国之长期革命其范围与深度早已超过法国大革命及英国之内战。而一九二七年之清党只是当中一个段落”；更是要从本质上取消此一事件的重要性。若据此立论，则自清末直至改革开放百馀年间，除了北伐、抗战、土改、文革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种种莫不只是“一个段落”，其得失成败，必然与偶然，既不足以影响大局，则皆不必耗费“小眼光”予以审视。从历史进程来说，陈迹已然，不容假说，固应如是；但是，黄书此段原要透过蒋氏日记来分析他的心理，自应简择史料，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娓娓道来，以求揭示蒋氏心理的变化过程，今仅搬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大历史的角度”，聊以塞责，何以服人？
以故，杨奎松撰《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原刊《史学月刊》，後收入《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便要批评这种写法，云：“多数研究者（按以黄仁宇、李云汉、汪荣祖与李敖为代表）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利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限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杨文操作同一题目的优胜之处，仅拈数例为证。
“中山舰事件”後，黄书罗列蒋氏日记中抒写心情的材料，断定“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国之革命并非立即制造出来一种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体制，首先应在树立威权”。按，此仍系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作臆测。杨文则敏锐发见此一事件“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因为，在事变当天他就取消戒严，释放被押的共产党人；当何香凝当面质问他下令戒严究怀何心，是不是想“投降帝国主义”，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在向黄埔军校同学训话，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他也大失风度，当众哭泣。言行既如此，何能看出蒋中正是在“树立威权”？至于蒋中正为何发动“清党”，以及何时暴露“清党”的企图，黄书语焉不详，叙述凌乱，杨文则广征博引，穷原竟委。黄书猜测蒋中正自开始北伐离开广州即对共产党人生了反感，杨文则观察到，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後，蒋氏仍只要“确保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当他考虑是否应让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军队，踟蹰不决，谓，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时莫非“最亲爱最可宝贵”的学生，入伍後则是“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干部，真令诸人退出，“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及至不得不宣布此一决定，他态度坚决，措辞却极委婉，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纠纷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求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等到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并不会迟”。至于最终酿成“清党”的白色恐怖，其因有几端，黄书或未言及，或言及而不中肯。如“扶助农工背後的利益之争”，黄未言及；如“迎汪（兆铭）拒汪之较量”，黄虽言及而叙次紊乱。至于蒋中正何时决定与共产党翻脸，黄书直承不知，杨文则据《邵元冲日记》、《困勉记》、《蒋介石言论集》、中共档案等史料勾出明晰的线索，不仅逐步揭示蒋氏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扼要介绍了国、共、苏各方的动态，既设置了“大历史”的背景，也提供了观察历史人物心态的“小眼光”视角。于是，读者展卷，但见历史场景错落有致，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洵为阅读中国现代史著述不可多得的乐趣。
其实，同是黄仁宇，叙述这段历史，只须少谈几句“大历史”理论，多讲一些亲身闻见的故事，会要精彩得多。他的自传《黄河青山》就是显证。他虽未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分共”这样的题目，但他追叙与张发奎、郑洞国、朱世明、田汉、范长江等国共两党人士的交谊，偶发几句议论，无不精当，令人赞叹。如，“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未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必是道德家或苛以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这是对两党精英各具魅力的点评。如，“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的发动叛变”；则是对中国内战的残酷性所做的微观而深刻的分析。书中如此妙语警句甚多，窃谓毫不逊色于他的“大历史观”，甚而过之。
反观《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以材料的缺陷，导致叙事不能周至，因不曾专治此一时段的历史导致取材支绌，故难称“信史”；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念念有词“大历史”（几有“灌水”之嫌），忽视对细节的琢磨，则降低了文学性。故曰，其书有开创之功，少紬绎之趣。吾人欲觅更真切生动的蒋中正传记，不得不再等上一段时间。
克复南京之後，赵二虎不顾庞青雲的阻挠，执意向士兵发放军饷。青雲说：“私分朝廷军饷是重罪”；二虎则云：“我们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随後，一边发饷，一边有人高声报数，云：“张文方，五两；王小三，三两四钱……”。
按，顾名思义，既称军饷，即谓供给军队的粮食与现金，其中就包括发给士兵的薪俸。一般来说，晚清湘军、淮军等勇营的士兵薪俸，包括按月计酬的“月银”，立功受赏的“奖费”，以及退役复员之际发放的“盘川”（即遣散费）。二虎在克城後给士兵发钱，实在是极正当的事情，何来“私分朝廷军饷”的指责呢？也许，编剧想藉此表达，青雲吝饷是为了能向中央上缴更多的银钱，从而换取朝廷对他的好感。然而，士兵上沙场博命，目的只是功名与利禄；惟能立大功者不多，那么，为一般士兵所注意者就只剩一个利字。于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哪怕是皇帝本人，不论是谁，皆不愿更不敢对士兵吝惜。战胜，没得说，要发饷，即使战败，也得发饷。舍不得？那就等着看军队由“饷溃”而兵变的好戏吧。
至于二虎说：“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大概是说军队在南京城内抢得财物，一半上缴中央，一半自用。此亦不符事实。同治三年，湘军入南京，统帅曾国藩即写了一分调查报告，说，本已做好打算，“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但是，及入城，并未发现大宗财宝，前此纷传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根本是谣言。因此，湘军无法向朝廷上缴“贼赃”，用以补贴国家多年用兵造成的财政亏损。奏入，朝廷对此表示高度谅解，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也就是说，能打胜仗就成，银子不是问题。
当然，朝野各方对湘军是否发了横财的质疑，并不因一纸诏书而解消，即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湘军在南京大捞了一笔，尤其曾氏兄弟，竟以此“暴富”。其实，综合分析当时公私史料，我们可以计算曾家的财产，决非“暴富”；南京城内，亦确无太平天囯遗留的“圣库”巨资（可参考拙撰《曾九暴富传说》）。然而，攻入南京的湘军将士绝非一无所得。他们洗劫了南京，人人皆有斩获，这是毫无疑问的。且不仅湘军，还有淮军，都在克城後进行洗劫；又不仅南京，被洗劫的城市还有九江、安庆、苏州、杭州、湖州……。战胜後“合法”抢劫，是旧时军人在薪俸以外的“非经常性收入”，甚至在全部收入中占大头。
再说“经常性收入”。略言之，按湘、淮军的“饷章”，士兵“月银”分四级：什长（今语“班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勤务兵）四两五钱，正勇（战兵）四两二钱，火勇（炊事兵）三两三钱。然日常发放，并非全额，而是只发八成，馀款在年底或退役时结清，以银票方式，待回本省府县後兑取。“奖费”也分等，如作战受伤：头等赏银十五两，二等十两，三等五两；致残者，另加；阵亡者，恤银三十两。早期，另有杀敌擒敌的奖赏，如，一个人头值五两（并非真要提头来见，割下耳朵即可领钱）；杀死“黄袍贼”（太平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名，赏十五两，生擒翻倍。後因太平军中“裹胁”平民太多，士兵滥杀取赏，导致支出大增，遂废止这种奖励，改为根据营官的报告，由统帅随宜酌定赏金数额。
如此，或可猜测，电影中，张文方发五两，许是他受了三等伤？王小三发三两四钱，许是他的身份为亲兵？
苏州杀降，是太平天囯战争时期的一桩大事，也是《投名状》的重要情节。先是，顾思齐先生撰《杀降》一文，在本版发表，广征博证，准确介绍了史事的经过与馀波。珠玉在前，鄙人不揣固陋，用敢再赘数语，向读者介绍为何杀降。
苏州是忠王李秀成的根据地，守城的慕王谭绍光是秀成的腹心爱将。只是，在电影里，守将却变成了黄文金（史上实有其人，即太平天囯的堵王）。
这位黄将军的穿着酷似李秀成。据曾供职于秀成麾下的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描述，秀成的“朝服十分华丽，幾乎垂至脚面，绣花的黄色缎袍上面缀着浮起的金饰和金银红三色丝线盘成的龙纹，此外再加上他的黄缎绣花裤和华丽的黄缎靴，构成了他的全套服装，衬托出他的英俊威武的神采，真是庄严华美无比”（《太平天囯革命亲历记》）。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那“华丽丽”的戏服，可知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正来自呤唎的回忆录。
黄将军杀身成仁的行为，则似取材于翼王石达开的事迹。同治二年六月，石达开率六千人转战四川，陷入绝境，不得已，与清军谈判，谓自己甘愿受刑，只求赦免全军将士。四川总督骆秉章同意了他的条件。于是，所部四千人遣散回籍，二千人被收编，石达开则被凌迟处死，割了一百多刀。湘军统帅刘蓉亲睹石达开的就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的“惊艳”演出，可知，刀数有殊，风采无二。
然而，黄将军死的光荣，终未能救得同袍的性命，令人遗憾，更令人不解。他明明托付赵二虎，请遣散将士，让他们“回家务农”，二虎必已将此意转达庞青雲，青雲何必冒着与兄弟决裂且违背圣旨的风险（同治元年十二月九日上谕，明令禁止杀降），非要悍然杀降呢？据电影台词，青雲杀降有两个原因，一是粮不够吃，一是担心降卒复反。其实，史上的苏州杀降，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谨据《李文忠公奏稿》、戈登书信、李秀成《自述》、周馥《负暄闲语》及《清稗类钞》第二册“程忠烈用兵”条，说明杀降的真实原因。
照苏州守将谭绍光的想法，务要“城在人在”，然城中另有一个纳王郜永宽，则觉得大势已去，不若投降。其时，赞同郜永宽意见的人占多数，于是，他们暗中联络清军，愿意“献城”。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一，苏州划为南北两区，清军驻北区，降军驻南区；二，降军人员，遣散一部分，收编一部分，至少须收编二十营（约一万人）；三，清方须为降军将领提供若干提督、总兵等高级武职，任职省份由降军指定，而且，短时间内清方不应强求降军“薙髮”（即尊重黄将军那种长髮披肩的“审美趣味”）。按，于情于理，论礼论法，这三个条件皆不可能被清方接受。但是，清方谈判代表程学启与郜永宽等人会面，面无难色，一口应承。于是，同治二年十月廿四日，降军杀谭绍光，次日，降军提着谭将军的人头来到清军大营，并协助清军“弹压”不愿投降的谭将军部下，杀了一千多人。廿六日午，江苏巡抚李鸿章设宴款待郜永宽等人，饭吃到一半，程学启入禀，谓有要事请巡抚走一遭，鸿章甫离席，学启即翻脸，率兵将“降酋”一网打尽，旋又挥师入苏州，“大肆杀掠”。此即苏州杀降之真相。
鉴于久攻不克的军事困境，程学启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无法执行的法理局限，李鸿章以杀降代替抚降。降人没有志气，当了傻子；杀降不讲义气，做了骗子。虽是狗咬狗之局，骗子总比傻子可恨，以此，梁启超要责备李鸿章，“于是而有惭德”也（《李鸿章传》）。
宋征殷 太平天囯战争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