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致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毀，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除了钩沉抉隐的口述史，除了不拘一格的叙史风格，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就，最为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转型”史观。然在专家型读者看来，这套史观，似又卑之无甚高论，不配享有高度赞誉。顷读网络所载纪念唐先生逝世的文章及访谈，如许纪霖，云：“很难说他（唐德刚）在史学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公认的学院派史学家”（《东方早报》10月30日）。又如，吾友胡文辉，十分许可唐先生“生龙活虎”的文采，而对其“转型”说，则谓：“大抵不过西方现代化史观山寨版，亦不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意味，其本人虽津津乐道，而理论思辨终非所长（《现代学林点将录》）”。

史观是否高明，容有轩轾，吾无辩焉；窃谓，唐先生在其著作中如何结合史实阐述其史观，读者通过其史观将获得对中国近代史的何种认识，是比争论其史观是否高明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话题。

请先介绍唐先生的“转型”史观。他说：“笔者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纪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00），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後，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告别帝制五千年》）。按，自1840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此一分期业已获得共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不再对1840—1949的百馀年历史作任何分期，而统名为“中国近代史”。然在唐先生看来，“中国近代史”并非一个已告结束的时段，而只是整个“转型”期的前半截，因为，“帝制转民治”的历史转型至今犹未完成，而“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1840—2040），姑名之为‘历史三峡’”；则是说，中华民族迄今仍在“历史三峡”中搏击风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即唐先生的“转型”史观。

据此史观看待近代史，则凡诸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大事件，不论成败，不论美恶，皆不过是“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再据此史观看待当代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史，则“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表现为：“一，它是‘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後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中国之惑》）。

而据此史观评论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最饶趣味。

唐先生说：“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後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民国前十年》）。按，“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唐先生以孙文为正面典型，谓当“二次革命”受挫，曾经“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文乃调换方向，“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终能保证国民党在历史三峡渡过险滩。反面典型则是袁世凯，当他“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後，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终于在历史三峡折戟沉沙，身死犹为後人笑。按，孙、袁看似趋向各异，其实，皆欲以“独裁专制”挽回共和失败的局面——孙文创立“中华革命党”，明令党员对其个人效忠，显为“独裁专制”——只是，孙的表现较袁更为“现代化”，故能获得世人谅解。

在转型期“大舞台”表演最为精彩的“艺员”，则非“倒戈将军”冯玉祥莫属：“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後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政学系探源》）。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冯玉祥，其立身或有可议之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此即“表演後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的注脚。只有不断“革命”，方能避免成为“革命对象”；冯公，其知幾者神知时者圣之谓耶？

唐先生以此史观，贯彻于知人、论世、叙史，再以活泼风趣的笔墨描述之；普通读者看他的书，不仅获得阅读快感，犹能通过他的史观获得对近代史的宏观印象，因此，爱不释手，掩卷太息，不亦宜乎。再进一步说，普通读者固然很少具备整体把握历史的能力——其实，专家读者何尝不如此？——然在知晓一些史事之後，则又渴望了解这些史事的意义，甚而奢望以史为鉴，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其心可悯，其情可叹。于是，史书作者若不能提供简便法门，供其解读陈迹、展望未来，必令读者失望。不独史家如此，即使一个说书人，惊堂木一拍，不也会说一些诸如“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尽管他主要的任务不过是以讲古来娱乐大众，并不承担普及“正确”史观的责任。然自听众而言，若说书人不能讲一两句“天下大势”，终觉意犹未尽，心中不爽。等而观之，写给大众看的史书，其中包括的形形色色的史观，实在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关键在于，作者所叙之事能否以作者所创之史观进行圆满解释，倘能自圆其说，则为佳构，不能，则无人信从，将被自然淘汰。以此标准衡量，唐先生的著作，洵为佳构。

尤为特出的是，唐先生下笔，常能揉杂事实、评论与感慨，天然凑泊，浑然一体，引人入胜。聊举一例：民国十六（1927）年五月，奉军少帅张学良与北伐“铁军”张发奎，在河南南部对阵，战况惨烈。此後数十年中，唐先生分别与张发奎、张学良见面，谈及此役。战时，奉军曾以重炮排轰北伐军。学良忆及炮轰，“眉飞色舞”，发奎则云：“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云：“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此役结局为“铁军”胜利，奉军败退，据说，当发奎乘胜攻入学良的司令部，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信，上书“留交张发奎将军”，为学良亲笔，信中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唐先生就此向当事人求证，发奎云，确有此信，吾“莞尔纳之”。学良也证实有此“留函”。及至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试问，如此笔墨，用以叙史，即无史观，何伤？况有锦上添花的“转型”说，有悲天悯人的道德感，能不令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尚矣。唐先生千古。

《论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管理员未必都是君子，但我一直相信，泡网的管理员是君子。

问题在于，这是否“过”。

只宜论心，不必论迹。论迹，天下没有说不拢的道理；论心，冷暖自知。

片名《窃听风云》，可看不到什么窃听技术方面的展示，感觉很小白。没有窃听，就讲风云好了。可也算不上什么风云，不过是善男信女式祸福报应，最多是一点生活的涟漪，根本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

以我说，还不如贯彻这两句台词，或许好看一点：

烂片。

mp3网络存储，最重要是可以外链，不然没意义。微软的skydrive可以存，不让链；一些小网站，不太稳定；专门的音乐网站，又要搞什么vip，用起来不方便。因此，俺选择Page。存了一首Dolly Parton的U  R，听听效果。

这个是photoshop官方网站，可以存图，可以外链，可以在线修改图片，很好用。

小小网络如此，何况宇宙终极理论。不用慨叹了，帖出歌词：

Kenny Rogers：Coward of the county

Everyone considered him the coward of the county.
He’d never stood one single time to prove the county wrong.
His mama called him Tommy, but folks just called him yeller,
Something always told me they were reading Tommy wrong.
He was only ten years old when his daddy died in prison;
I took care Tommy, ’cause he was my brother’s son.
I still recall the final words my brother said to Tommy,

“Son my life is over, but yours has just begun.
Promise me, son, not to do the things I’ve done.
Walk away from trouble if you can.
It won’t mean you’re weak if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I hope you’re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Son, you don’t have to fight to be a man.”

There’s someone for everyone, and Tommy’s love was Becky.
In her arms he didn’t have to prove he was a man.
One day while he was working, the Gatlin boys came calling
They took turns at Becky, n’there was three of them.
Tommy opened up the door, and saw Becky crying.
The torn dress, the shattered look was more than he could stand.
He reached above the fireplace, and took down his daddy’s picture.
As his tears fell on his daddy’s face, he heard these words again:

“Promise me, son, not to do the things I’ve done
Walk away from trouble if you can.
I don’t real mean you’re weak if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I hope you’re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Son, you don’t have to fight to be a man.”

The Gatlin boys just laughed at him when he walked into the barroom;
One of them got up and met him half way cross the floor.
When Tommy turned around they said, “Hey look! old yeller’s leaving,”

But you could’ve heard a pin drop when Tommy stopped and locked the door.

Twenty years of crawling were bottled up inside him.
He wasn’t holding nothing back — he let ‘em have it all.
When Tommy left the bar room, not a Gatlin boy was standing.
He said, “This one’s for Becky”. as he watched the last one fall.

“I promised you, Dad, not to do the things you’ve done
I walk away from trouble when I can
Now please don’t think I’m weak, I didn’t turn the other cheek,
And papa, I should hope you understand.
Sometimes you gotta fight when you’re a man”.

Everyone considered him the coward of the county……

记者　黄长怡

    南方都市报：《湘军崛起》这本书，有评论说“客观地描述了太平天国战争”，不知道你本意是否如此？

    谭伯牛：历史书是否可以严格地分为客观与主观，我从不敢确信。曾经风行的后现代史学理论，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有些地方，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到底是否有历史真相的存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否能如实重构？这些质询是很有力的。我没办法回答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我只是看了一些书，自以为对当时局面有一定的了解，尤其对与湘军、天平天国有关的事实比较熟悉而已，于是，将这些我所了解的事放在我认为的时代背景中来写。任何东西，只要是人写出来的，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这本书也不是对天平天国战争的全面描述，主要讲的是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的故事。太平天国战争的场景很大，除了长江中下游数省，还有华北、西南、西北等战场，都不能忽视。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长江流域以外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挑选从湘军建立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来写？因为你特别感兴趣？

    谭伯牛：那倒不是。这本书脱胎于一个电视讲座，当初讲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观众的接受力。根据个人经验以及电视台的建议，我用很多小故事将这段历史串起来讲，有人说这是“用电视写专栏”，我觉得说得有道理。选择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历史来讲，是因为故事多，且有连贯性，讲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不累。这是受电视体裁的限制，纯技术原因，并没有什么深意。

    南方都市报：你看了哪方面的书籍来了解这段历史？

    谭伯牛：大致有当事人的全集、别集、笔记、日记，清政府的官方文件(如《实录》、《方略》有关内容)，以及后人追忆性质的笔记，还有一些西方人的回忆录，如戈登(常胜军指挥官)的书信、赫德(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日记，等等，差不多就是这些材料。

    南方都市报：写战争之前，你用一半的篇幅来写人物，而且很生动，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谭伯牛：主要也是出于电视体裁的考虑。说到湘军，就不得不说那些“大佬”，而这对于观众来说也是最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是讲战争进程，某月某日谁跟谁打了一仗，过程怎样，胜败如何，伤亡多少，可能听起来索然无味，至少，我自己不喜欢听这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肯定没错，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但是，我们不能轻视那些历史伟人的表现。如果把大人物剔除，或者淡化，只从长远过程去看历史，可能学院派比较喜欢这个调调，可是，放到电视上去讲，或者用通俗的形式写成书，观众与读者是会昏昏欲睡不能终卷的。写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选择哪种写法不重要，关键是史实大体无误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里，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有没有新的解读？

    谭伯牛：曾国藩的名气太大了，很多人说他无所不能，从内到外，样样拔尖，道德品质好，事功为人也好得不得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占全了。但我觉得这么讲他，没什么意思。曾国藩不过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就有个人发展的低潮与高潮，就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就这么写他，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不带入伟人、圣人这些成见。具体的写法，则用事例来描述，譬如，曾国藩的“执行力”比他的同事左宗棠要稍逊一筹，曾国藩能成功，与他在官僚体系里的职位、人脉、资源及个人修养关系更大，“执行力”倒是有欠缺。左宗棠，我更多地强调他的个性，如对事不对人，如“忠告而不善道”。胡林翼，以前大家不是很熟，我特地增加了篇幅，告诉大家他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是怎么成功转型为湘军领袖，他不仅在事功上有突破，在道德品质上也令人刮目相看。这样写，是不是算新的解读，不好说。我以为突出介绍了胡林翼的作用，或许稍有新意。

    南方都市报：说到胡林翼，你的书里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谭伯牛：对。胡林翼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我们说，湘军有“曾左胡彭”四大人物，但对胡我们了解甚少。胡林翼是湘军大本营的管家，当时的大本营不在湖南，而是在武昌，而胡林翼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武昌(他是湖北巡抚)，他对湘军的军事、后勤、财政与人事，具有决定权。曾国藩呢，除了初期打几次胜仗，此后，进入江西就一直处于劣势，再又回家守丧，可以说，至少四年左右的时间，湘军的实际统帅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湘军从西往东一直打到南京，途中的安庆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长江的咽喉。不拿下安庆，就不能肃清水路，而不肃清水路的话，光靠湘军的陆师去打南京，是很危险的。安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打下来的，但是，攻克安庆只是大型战役的局部胜利，大型战役的指挥者是胡林翼，他是所谓“将将之人”，地位是“将兵之人”无法比拟的。打下安庆，胡林翼病逝。人死了，留下一个大好局面。攻克南京的最大障碍被他削除了，南京成了孤城，接下来曾国荃攻克南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林翼的“遗产”。还有一点，曾国藩能做上两江总督，也得益于胡林翼在精神上的鼓励(或者说“怂恿”)以及实际上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再次出山，比以前更谨慎，好的方面，是对个人的得失看得没以前那么重要，不好的方面，则是不敢放手做事。胡林翼则鼓励他，要敢于担起责任，要绝对集中权力，同时，也向中央政府推荐曾国藩，让他主持两江事务。最后，我们看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主掌四省军务，成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这里面也有胡林翼莫大的功劳。因此，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把他提出来大说特说，是绝对有必要的。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在湖南会形成湘军这么一支改变中国命运的军队？

    谭伯牛：这个问题很大，只能尝试回答。首先，湖南的开发到明朝中后期才真正开始，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文明不先进，自然，野蛮的风气保存得多一点。同样，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从广西开始，因为广西的开发比湖南更晚，未开化的风气保持得更多一点。落后地区的民众，对“穷则变”的追求，对战乱的承受力，可能要比先进地区的人强一点。另一方面，理学(宋学)到清代中后期成为一种潮流。理学既强调个人的修养，也强调要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我做起”。而此前的汉学，所谓“乾嘉之学”，更重视个人专业的完善，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座学术大厦。这是汉、宋之学在个人与政治、社会关系层面的区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大夫，受理学风气的影响大，互相激励，志同道合，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触发，他们的“小宇宙”同时爆发，合力组织军队，终于做出一番事业。此外，跟湖南的地理位置有点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从广西打到南京，途中经过湖南，不久，又对湖南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于是，湖南地区的官绅商民，对此不得不有所反应，一旦曾国藩这样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响应的人必然不少。上述历史背景对于产生湘军这样一支军队是有利的因素，但是否有这些因素就必然会产生湘军这样的组织，也不好说。

    南方都市报：你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认为没有谁对谁错。但从书名《湘军崛起》和书中所用的篇幅上，感觉你的个人感情上偏向湘军多一些，是这样吗？

    谭伯牛：当时在电视讲座上取的名字叫《湘军传奇》。后来因为出书，编辑觉得名字不够响亮，改成《湘军崛起》。仅从书名来说，不能表达我个人的偏好。书中写了不少湘军负面的事情。太平天国作为军事团体，也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对此，我尽量如实地写出来，不隐恶。对于整体的湘军来说，我的个人感情没有倾向，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领导人，我会有一些偏好。研究历史人物，因为研究得深入，对于被研究人物产生一些感情，有点偏向，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过，除了湘军人物，对太平军那边的领袖，我也有喜欢、崇敬的人，譬如忠王李秀成。当然，我还没“粉”到梁启超那个程度，他的《李鸿章传》将李秀成和李鸿章拿来比较，简直把李秀成捧上了天，开个玩笑，他那本书可以算“比较史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喜欢李秀成？

    谭伯牛：他是赤手空拳奋斗上来的，相对于曾国藩这些“大佬”，他年纪小，出身和学问不如他们，然而，作为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李秀成搅动大局，力挽狂澜，令曾国藩等人寝食不安，足见他能力超强。他的品格也不错，爱护部属，友善对待被占区的人民乃至官绅，都是备受后人称赞的。再就前面那个问题补充两句，说我偏爱湘军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日常说的一句笑话，都有“文献可征”，而太平军一方，则有文献太少的遗憾。文献太少，一是因为清政府销毁了很多资料，此外，太平天国不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或者说团结不到知识分子)，因而为之“秉笔实录”的人太少，也是一个原因。我能看到的史料，确实是湘军这边的多，所以在写作中，自然写湘军方面的多一些。所谓倾向，主要看书写的篇幅，而篇幅多少则取决于资料的多少。曾经有人伪造太平天国的史料，譬如李秀成，就有人伪造他的诗作和故事。那些赝品历史，有的还很有趣，但是，既然证明是假的，我们就不能使用。相对于太平天国其他领袖，李秀成算是“幸运”的，他被捕后写了一份自传，后人通过这部自传，了解他不少志事。包括我在内的秀成“粉丝”，之所以成“粉”，跟这部自传大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历来对太平天国与湘军的评价就如同天平，两边摇摆不定，天平天国被宣传成为“先进的农民起义”，但后来又有“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趋势。为什么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

    谭伯牛：百多年来，对战争双方的评价就如同跷跷板一样。最早，太平天国被“戡定”，来自官方评价的最高待遇就给了湘军和这些“大佬”们。到了晚清革命潮流开始兴起，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志士，自认继承太平天国的遗志，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久，清政府垮台，民国成立，太平天国的地位就上来了，被说成是民族革命的先驱。至于湘军，则被说成为满人效力而屠杀汉人的走狗集团。但这还不是很极端。整体被否定，个体还有被肯定的，如曾国藩，仍然受到推崇。蔡锷、梁启超、蒋介石等人，对这位湘军“大佬”很崇敬。到了国共内战时期，两党都要在历史上寻找己方的“镜像”——— 不论好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合法性与历史大有关系。以前，国民党认为自己是革命遗志的继承人，但是，当时他们是执政党，在情感上不可避免地要认同曾国藩那一脉，即“道统”、“政统”的维护者。共产党作为在野党，作为受压迫者，则不可避免地对太平天国产生同情，要肯定他们的价值，所以在宣传上贬低湘军，最有名的是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成为英勇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代表，湘军则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到八十年代才稍有变通。这就是坐跷跷板看历史的大致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有一本书《太平杂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妖魔化”太平天国。书中所用材料，一些是事实，一些不是，其口吻，则与一百多年前“主流”社会抨击“发逆”的口吻差不多。用这套陈词来讲太平天国，我觉得过头了。大约在同时，有一篇文章，一位老诗人写的，《可怕的曾国藩》，则从不同于范文澜的立场角度，痛骂古人。窃以为，这也过头了。说曾国藩是古往今来第一完人，和他是刽子手、汉奸、卖国贼，都“太超过”了。看上去，一方把他捧上天，一方把他踩在脚下，其实，背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心态是一样的，即将历史视作宣传工具，都是“影射史学”。不要以为只有“文革”才有“影射史学”，在此之前，早就有了，在此之后，依然有人乐此不疲。我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很难说谁更善谁更恶。你既不信世间有圣人，那你最好也别说谁是魔鬼。写历史，就是把你所知道经过考辨的事情写出来，不要急着定义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读者不傻，看了之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劳作者操心。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封底，开宗明义，你说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发生一个更新的更积极的变化，那么双方都是失败者。那么，这场“失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谭伯牛：不是一点价值，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将太平天囯战争与此後的晚清新政及辛亥革命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战争期间造成的中央-地方权力的消长，是奠定未来数十年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战争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将财政、人事、司法权下放到地方，作为地方长官的总督、巡抚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战争结束，又由于战後重建的需要，中央政府不能立即收回这些权利。渐久，在战争期间形成的临时性财政制度（譬如厘金）、人事制度（譬如督抚举荐重要属员）、司法制度（譬如就地正法），竟成为不得不长期执行的固定制度。各省督抚掌控这些制度，反过来制约中央政府的行政。于是，可以看到，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立宪法，开国会，地方自治，直至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诸凡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背後皆以太平天囯战争时期肇始的地方权力扩大、中央权力消退为决定性因素。

 晨报周刊：继曾国藩之后，你将左宗棠排为第二号人物来讲，为什么呢？

谭伯牛：从历史事迹来看，左宗棠是湘军的开创者，是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并获胜的统帅，其後又率军在西北边疆征战，保障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因此，在曾国藩之後，讲他的故事，是很自然的选择。

 晨报周刊：这里面就涉及了左与郭嵩焘的关系，你也提到了《郭嵩焘日记》中，郭听闻左的死讯后“既伤且撼”的看法。但你觉得，这是郭“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左是一代伟人。郭之所以说左“自毁已甚”，是从私德的角度来看。你在书中，重点提及了左生活简朴的一面，但郭看到的却是“以凶横佐其权谋之术”的张扬跋扈，是扈从百余人的大排场。在你看来，左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吗？

谭伯牛：今天看来，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近代伟人。但在当时，仅自事功而言，郭氏声誉不能望左氏之项背。我们今天看重郭嵩焘，是因为他对现代化的认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计，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左、郭曾经是好朋友，然自郭氏出任广东巡抚，二人便因对公事各持意见，最终决裂。平情而论，郭氏的“执政能力”、“政策水平”远不及曾、左、李（鸿章）诸人，对于他与左的决裂，曾、李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皆认为曲不在左，其咎在郭。我们阅读当时往来奏牍，所获印象，亦与曾、李的观感一致。因此，对于郭嵩焘私下里“诋毁”左宗棠的话，只能视为个性、人格上的偏激，无法视为公允的评价。

 晨报周刊：在“曾左胡彭”中，你似乎对胡林翼的评价最高，有气魄、有能力、后勤和战略规划的水准高，但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似乎很少提他在战略上对湘军的意义，通常只会提他通过讨好官文小老婆以搞好与官文关系的段子。这对他，是否委屈了点？

谭伯牛：委屈与否，斯人已逝，我无法代答。世事往往如此，活得够长、抬轿子的人够多，其人的“历史地位”会更为显赫。当然，决不是说曾、左就是浪得虚名。只是，胡林翼确实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作为後来人，作为历史爱好者，应该阐述表彰他的事迹。

 晨报周刊：胡林翼和左宗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筹饷。这一点，也是你在《湘军崛起》中不断强调的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胜利，也是财务上的胜利。那么，太平军的财务，为何会这么糟糕呢？

谭伯牛：太平天囯早期采用“圣库”制度，一切财物，集中管理，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并获得一定成功。但是，後期，“圣库”制度名存实亡，天王以下，诸人各私其家，导致“国库”空虚，从而不利于军事，并最终失败。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囯并未真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财政制度，纯系走一步看一步，想到哪做到哪，用以前的话说，这是农民起义革命政权不成熟性的体现。史上很多起义造就的革命政权，都有这个毛病。我想，未能大规模招揽原政权的官吏，因而无法借鉴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主要病因。辛亥革命後，民国政府选官，用了不少“清官”，从而保持政权的稳定，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晨报周刊：你格外提到，胡林翼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他早年风流过后的道德修养，应该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此外，曾国藩的修德的本领也自不待言。他们的道德水准，比起洪秀全的表现，显然要好一些，这也是湘军胜利的一个因素吗？

谭伯牛：个人道德，或者说个人修养，对于一个人做事情能否成功，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是否因此影响太平天囯的成败，则不太好说。我认为，太平天囯的失败，更多与政权建设、财政及人事制度的不成熟有关。

 晨报周刊：在财务以外，和绿营和八旗相比，湘军的士气可能要更好一些。士气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是否可以从结果推论原因，湘军的胜利，也意味着，在当时，湘军的意识形态，比太平军的意识形态更有战斗力？

谭伯牛：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特别强调曾国藩善做“政治思想工作”。我读《王壮武公遗集》，对湘军领袖如何团结、鼓舞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与太平军作斗争，也有深刻印象。自大而言，忠孝礼义这些概念深入人心，自微而言，保家为乡，对湘军基层士兵来说也不言而喻，同时，湘军还开得出四两银子的月薪，以此，湘军的士气及战斗力，不会不好。太平天囯的意识形态建设，则徒有虚名，天父天兄那一套，并未真正为人信从，土地改革，也未真正实施。

 晨报周刊：用一个粗略的说法，湘军在传统的家国情怀的意识形态下，催生了洋务运动，甚至产生郭嵩焘这种注重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者，它的旧瓶好像还能装点新酒。但太平天国，似乎是在“革命”的暴力下，却用半真半假的西方宗教外衣包裹着的却是完全的旧酒。这两种模式，相较而言，哪种更靠谱？

谭伯牛：湘军产生的背景是传统中国二千馀年不断发展的政治文明。不论好坏，一套制度及其配套的思想能沿用这么长时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而在制度框架内消除异己，镇压反动力量，从来就是所谓“修齐治平”的必修课。只有遭遇真正的强有力的“挑战”，譬如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或曰现代化挑战，这套制度与思想的局限性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机缘，调和新旧，其焕发生机的几率亦不低。相较而言，太平天囯的制度与思想，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晨报周刊：前面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另一个疑问，湘军对于湖南，既带来了最改良的力量，也保持着最守旧的力量。相比之下，哪种力量在现实的中更大一些？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可想而知，是维持旧制度旧道德的力度更大。具体而言，湖南在戊戌变法期间，既是实行最激进政治改革的省份，同时又被西方人（譬如耶鲁学生）认为是中国反对西方价值观最顽固的“堡垒”，似又说明，这两种力量难分高下。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对于湖南人来说，“湘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概念化的符号。但你在本书的开篇就指出了“湘军”的许多问题，其实它开始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团，等等。这样的辨析，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谭伯牛：用意不过想说明历史实际而已。不独湘军，很多历史名词，其实都是名实不符，需要厘清。

 晨报周刊：从对时代的推进来看，你似乎对湘军的胜利评价并不高，是这样的吗？

谭伯牛：此题可不做。

 晨报周刊：从我们后人角度来看，我们多半对湘军的认识，是盲目崇拜的。从“事功”的角度更多一些，而不是从价值观的评价尺度看它的局限性。这种认识的盲点，给今天的湖南人的思维，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影响？

谭伯牛：其实，据我观察，今天的湖南人以身为湘人自豪，除了朴素的乡土情结，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有不少湘籍人士，与湘军关系不大。更何况，湘军在共和国大部分时间内获得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甚至是完全负面的评价。只是近十几年来，我们才关注湘军。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纪录片，采访益阳人，竟有不知胡林翼为何人者，可见我们对湘军的隔膜。因此，说到今天湖南人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的负面观感，还不能直接与湘军挂钩。然而，历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湘军的地域主义、宗派主义、胜者通吃，这些不好的方面，总有办法影响後人。湘军是中国的湘军，不仅是湖南人的湘军，其利，我们可以感受，其弊，我们也会感染。湘军对湖南人的影响，是个小题目。重要的是，湘军不仅感染湖南人，更感染中国人。有一位湘军後裔，曾说：“假如湖南人沉毅一点，广东人安静一点，江浙人大方一点，中国还有不强的吗？”（易君左《扬州人的生活》）看上去，这只是对各地风气的针砭，其实，这是对全体国人的针砭。同理，若包括湘人在内的国人，皆能体行湘军的优点，捐弃湘军的缺点，湖南安得不强，中国安得不强？

谢谢翩若提的好问题。

• 从《战天京》开始，你一直关注晚清历史，这种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知道，你常说自己是历史爱好者？
  我所记得的第一本“指名购买”的书，是《说岳全传》。当时每天追着广播听评书，很不过瘾，便请家母买一套回来。家母对于小孩子该不该看课外书有点犹疑，规定每天只看一小时，且须先完成学校作业。看这书，正在夏天，于是，四点多钟放学，立即回家，花个把小时做完作业，搬出一张板凳，一张靠背凳（聊当书桌），坐在巷口（光线好，通风凉爽），成为至今令我怀想不已的快乐时光。後来，长大了，知道《说岳》并非历史书，然而，说到对历史的兴趣，甚至说到对阅读的兴趣，此事堪称滥觞。其时，我九岁。至于现在自称历史爱好者，则与历史演义的所谓历史毫无关系，对于演义，更是十分排斥。因为，我知道，历史比演义要精彩得多。然而，这不是今是昨非的觉醒，不过是由表及里的蜕变。一个人，终身爱好演义，绝非坏事，他或她或能因此成了小说家，不然，他或她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足以在需要的时刻温暖他或她的心灵。
• 这本《湘军崛起》跟你以前的风格有所不同，我指的是语言，更明白和晓畅，口语化，这是有意识的追求吗，我想它应该是利弊都存在的，尤其是对这样的历史著作而言，你应该对此是有所考虑的？
  这本书脱胎于一次电视讲座。制片人很希望我能将湘军的历史讲述的如同一部评书，遗憾的是，我没有那样的功力。而在形式上，多少保留了评书的特点，即口语化。如果读者不以“历史著作”的标准要求此书，我想，囫囵吞枣读一遍，未始不能将它当作了解湘军历史的好材料。既为讲座，形成文字，自然极端的口语化。口语化，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易解，其弊在于辞费。我所做的，就是尽量将故事脉络保存完整，而删除太过拖沓重复的部分，同时，对措辞造句稍加润饰，以便阅读。
•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讲述的是湘军的意义。他们如何在内忧外困中做他们能做的事情，对我们了解整个晚清史有常读常新的印象。我知道你一直对曾国藩等人感兴趣，这应该是最后形成了对湘军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从什么时候渐渐成熟的？
  传统中国的作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乡邦文献。我自初中开始，好读一点古诗文辞，对此有深刻印象。很自然，我为这份情怀所感染，对于湖湘人物尤为关心。吾湘开发甚晚，所谓文学武功，皆须到了近代才有看头，而其中最有看头的，除了毛泽东等湖南人参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曾国藩诸人创立湘军缔造“同光中兴”这一段故事。以此，我的阅读重点转向乡邦史乘，而尤为关注甚至说得上想要“穷尽”的资料，皆与湘军有关。当然，近代史乃至整部传统中国的历史，作为湘军的背景，也不能不尽量熟悉。自觉，通过湘军，深化了对国史的理解；而通过国史，亦增进了对湘军的同情。
• 这本书你主要讲的是湘军，但也主要是集中在几员大将和重要的战役，它籍此勾勒了湘军的整个发展史，也使我们对晚清史和曾国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有了现场的认识，整本书繁而不乱。我想，在整体设计上你下了功夫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句话没什么错。至少，对于历史之动力究竟为何，迄今并无真正所谓“科学”的解释。但是，历史绝不是人民写的，这是另一句不错的话。就拿中国史学来说，有官修之书，有私家著作，二者皆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前者是所谓统治阶级，後者是所谓文化精英。司马光固然属于统治阶级，司马迁亦绝非“草根著史”，他们都不是“人民”的代表。他们的书，是传统史学的两根支柱，司马迁的书，以纪传体为独创，以个体的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司马光写的则是帝王将相“相斫书”，重点关注历史上的大人物。後人取长补短，将两种体裁糅杂为“纪事本末”体，将大人物大事件当作历史的全部。我生长中国，自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以此，《湘军崛起》也用了纪事本末体，对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及历次决定性战役，不惜浓墨重彩，而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则涉笔不多。当然，就当今专业史学的标准或曰趣味来说，这不算合格的写法。幸好我预先声明了，这本书并非“历史著作”。
• 我不熟悉湘军，但这本书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你对李鸿章、曾国藩以及曾国荃之间的信件来往，以及他们的奏折的分析特别有意思。通过奏折和信件，书中曾氏兄弟以及李鸿章的为人秉性的分析，以及对各自立场的坚持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刻画，令人信服。这很重要，我的意思是你通过这样的奏折分析和信件分析为中心，从另外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晚清史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人际，这很见功力，你很喜欢读奏折么？
• 先不说我，即是皇帝，都不喜欢读奏折，而他本应是奏折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读者。清代奏折，除非特别重要，皇帝都不会全看一遍，而是由助手提要节录，再拿给他看。因此，我不能说我喜欢读奏折。但是，胡、曾、左诸人奏折，我几乎都看过一遍，此外，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也差不多全部过目。这不是炫耀，吾国读书量比这大的人，指不胜屈，我就认识好几个。我想说的是，我要读这些奏折书信诗文，既非喜欢，也不是要写什么论文专著，而是非如此不能知晓他们的事迹与心境。而尽量多的知晓他们的事迹与心境，恰是阅读让我产生快感的最重要原因。他们那天做了什么，大致如何计划的，他们那天说了什么，私下里又如何考虑的，他们聚在一起——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文本”上聚在一起——又因为这些言说思虑而发生了什么；欲了解这一切，不读奏折，不看日记书信诗文，是不可能的。一旦真切深入了解了这一切，即有快感。可以说，我读奏折，我有快感。每个人都有追求快感的方法，我读奏折，不过是其中之一种。包括奏折在内的“私人文字”读得多了，也就对他们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免不了误解。然而，即有误解，自觉也是一种熟人之间亦根绝不了的误会，而非因素昧平生才产生的的隔膜。
• 《天下残局》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细节爱好者，你喜欢收集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个人癖好，比如皇帝与大臣间的奏折、清史档案、挽联、书信、日记、时人笔记、乡间故事……当你选择那么多丰富的细节时，其实也意识到这些细节蕴涵着引导社会走向的可能吧？这是否也显示了你的某种治史观？
  以小见大，严格来说，不过是一个叙述策略。怎么为一件小事确立它的历史意义呢？是因为通过你接续的叙述，而非其本身具有这么一种性质。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狂妄的以为自己发见了历史的线索，发见了事件的预兆，而只是老老实实将其视为对写作趣味的追求，会心安理得的多。我所写的绝大部分用以带起大事件的小故事，都只是为了让读者保持耐心，随我进入一个比一件小事复杂的多得多的人际网络或者事件交集。我们可以说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发千里之外的飓风，但是，我们很难几乎不可能知道究竟是那只蝴蝶有这么灵验。当然，如果这只蝴蝶色彩异常斑斓，形状异常动人，我们不妨说，可能就是它。只是，我不打保票。蝴蝶或许选错了，接下来那场风暴，可是真的。
• 你对每个人的心思的分析，比如曾国荃为什么这样说，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做，李鸿章为什么最后自告奋勇。我觉得你其实是抱了“同情的理解”，你怎么看同情的理解这回事儿？
  同情的前提，是设身处地，也就是说，如果我处在他的时空，他的地位，也拥有如他一样的成长经历、人际交往，我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倘若认为这也可能，那不是妄人，就是佞人。不要说古今悬隔之人，就是同时代的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欲相引为“同情兄”，也是特别难的事情。我至愚至陋，断不会有这样的幻想。然而，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既是大师的说话，又决非可以轻易否定。我想，此事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话题。甲了解同情自己的兄弟妻子，甚于对乙的兄弟妻子，如此而已。如果将兄弟妻子换成隔代古人，甲或以读书多、心思密、阅历广、用情深，而较乙更理解更能同情，也是说得通的。杜诗感叹“萧条异代不同时”，我们也不好说他非妄即佞，而应承认他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的权利。尽管，这份同情，往往不过是移情。曾国藩与王闿运，曾有一段对话，其时，闿运去徐州拜访国藩，一日饭後，二人乘轿归邸，到了房间，闿运说，我在轿中，在想相公心里想些什么；国藩回答，巧了，我在轿中，则在想你在想我在想了什么。二人所说，不过是斗机锋——闿运当时欲投靠国藩，国藩不置可否，终于不了了之——但是，通过这种绕口令的问答，我们可以揭示所谓同情的真相。我以为曾国藩是如何想的，我认为李鸿章为什么那么做的，云云，而极有可能，起曾、李于地下，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我所猜测的对错，而是我为什么会那么想，那么看。很多时候，人的言动，并非如文字叙述一般富有条理，因果秩然。我们自己能准确说出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决定背后的思考与情感么？如前所述，所谓同情之理解，更应视为一种叙述策略。虽然，叙述策略并非不重要，因为，除了同情之理解，还有采取何种叙述策略才能更高明，更合人情，乃至更人性的问题。请用绕口令结束这个问题。读者以为我这么写才是稍具同情之理解，而我或以为非如此写不能符合读者对我能具有同情之理解的想象，更非如此写不能符合他们自以为本身所具有的同情之理解。反之，读者不以我的同情之理解为然而认为他们所具同情之理解方为正确，与前相较，亦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口径，而那件事的真相，其实是无法证明或者证伪的。小儿辩日，盲人摸象，作者与读者共勉，且同情，如此而已。
• 在阅读大作时，我常常想到何为历史的问题。用沟口雄三的话说，历史事实并不是使用钓竿钓上来的一条一条的鱼，而是正在流动着的鱼群。历史的事实是鱼群的生态，它不能被历史学家钓出水面，而是邀请历史学家潜入水底，展现在他的面前。另外，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历史学家能真的触摸到历史吗，我是怀疑的，虽然我知道但每一种企图因其不失积极性的一面，但是，作为几千年后追寻历史的人，应该是希冀与真相的距离更短些吧？
• 细描一般人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藉此传述不仅限于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风貌，这是现代史学的趣向；不承认有唯一的历史真相，而认为历史不过是文本堆聚而成的个体印象，则是信奉后现代史学理论者的共识。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认识尚浅，亦未对此进行长期深入的思考。胡说几句吧。所谓新史学，即当下流行的诸如身体史性别史疾病史等以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的操作手法强力介入史学研究的潮流，新奇则有之，而欲以此挑战传统史学的观念——作者的与读者的——仍嫌不够有力。因为，第三只眼乃至第N只眼看历史，只是视界的区别，而非对历史之所以为历史进行洗心革面的颠覆。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与文学，竟然没有根本的区别。文学作品是要建构一个世界，史学作品是重构一个世界，看上去取向不同，但在方法上，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文学的世界并不存在于现世，历史的世界也不存在于现世，建构与重构，其本质都是虚构。其著者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它们的核心议题都是要取消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只承认历史书写不过像小说一样只是一种“文本”（The past is the fiction of the present），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也只能是完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阐释循环；文本以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依了后现代史学的主张，管他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兴起有绝续的思想，全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构”，真实云云，意义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须辨矣。吾国有句俗语，文史不分家，粗一看，跟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同。但是，文史不分家，主要说的是历史学家应该具有高明的表达能力；鲁迅称赞史记，说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此意。古人并不真的认为纪传表志能等同于稗官小说。中国传统对历史的态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肃的。我无力反驳后现代史学理论，只记得几句话，并以为应当遵从，这就是杜预在《左传正义序》里说的，好的史书，应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表彰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人与事——什么是不该遗忘的，或基于一己之审美，或基于阶级之立场，或基于时代之感应；尽量客观描述，少出己见，多留空间与读者；叙事要有技巧，书写要见匠心，否则，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最后，近其所能逼近历史现场，发掘历史真相，但是，不要挟带太多私货，不要强古人以就我，毕竟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文学的真，在此层面来说毫无价值。当然，这几句话究能将人引向何方，我也不确定。对此，我只是信，并无辩。

序
去年初，我为湖南教育电视台录制了一部电视讲座，名为《湘军传奇》。其时，无讲稿，仅列提纲，每日独对摄像机，讲上两个钟头，一连录了一个多月，方告毕役。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什么胸有成竹，而是老实交待，由于时间不够与精力不济，此次讲座准备的并非十分充分；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向电视台领导尤其是制片人田思思女士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他们的大度与信任。然而，准备不充分，讲的也磕巴，并不意味这个讲座不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经过精心的後期制作——串词、剪辑、画面与音乐，讲座的播出，相对于讲座的录制，简直有脱胎换骨的区别。巧妇固不能为无米之炊，然而，只要有一些稍能入咽的材料，巧妇必能因难见巧，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
节目完成，再蒙出版家尚红科先生的美意，希望我能将讲座内容整理成书。讲座的主题是湘军——严格的说，指自创建至克复南京期间的湘军——此系鄙人关心有年的题目，窃谓积力既久，不无一得之愚，以此，虽非巧妇，我也硬着头皮，割肉择菜，炖炒烹炸，期于不辱使命。既为讲座，形成文字，自然极端的口语化。口语化，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易解，其弊在于辞费。我所做的，就是尽量将故事脉络保存完整，而删除太过拖沓重复的部分，同时，对措辞造句稍加润饰，以便阅读。加上黄海龙先生的细心编辑，此书终于成形。然而，这份工打得如何，尚祈读者评判。
封面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湘”是湖南，指地域，“军”是军队，可以说是一门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然而，再细细分辨这两个字，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指称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錱、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馀名乡勇，去到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至于湘勇或曰湘军之湘终与湖湘之湘划上等号，是后来的事。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甚或暗示中国之将材士气以湖南一省为最，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后世理解为“无湖南兵不成中国劲旅”，固然不无经验上的证据，终与历史上的证据相悖，不宜滥用。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如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此外，则是出身于湘军统帅幕府的文职人员，以及未在湘军任职但与湘军统帅关系密近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他们也属于湘军系。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的有湘军，去镇压革命的也有湘军；民国军阀混战，其中也有湘军；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说完湘军之“湘”，再讲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有人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不得了，他省的人都比不过咱们，这是一种成见；有人说，我们湘乡人又如何如何不得了，省内咱们最能做大事，这更狭隘一点；至于曾国荃，则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最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中愤而出走建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建军元老罗泽南与李续宾——他们的关系曾被很多人误会，说续宾是泽南的弟子，其实不是；续宾之弟续宜才是泽南弟子，续宾不是——各领一军，都是湘军名帅，虽有并肩作战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不和的事迹。我们看李续宾年谱，他的家人、部下，就讲了很多不和谐的故事。又如，湘军初建，王錱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为什么”在此不便展开，讲不清楚，希望在接下来的讲述能够提供答案。在此，只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馀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的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接下来要解释湘军之“军”。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由江忠源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逝世的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錱创建、训练与指挥，他逝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囯；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馀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偶有昙花一现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仍是平平无奇。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囯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如此，并不符合事实。
以上所说，是湘军派系的大致情况，再介绍一些细节的差异。曾、胡、左所率部队都被称为湘军，但是，领导人不一样，营制不划一，战略、战术也各具风格。老湘营有自己的营制，迪军（李续宾）有自己的营制，霆军（鲍超）也有自己的营制，曾军实施的又是另外一套营制，而胡林翼在湖北为当地军队也订了一套制度。营制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数，譬如，一营多少人，就不一致，有订五百人的（曾军），有订三百六十人的（老湘营），有七百多人的（迪军），也有千人左右的（霆军）。其次，体现在战法，有以奔袭为能的（老湘营），有以扎硬寨打死战为根本的（曾军），也有看上去自由放任而实则形散神不散的（霆军）。第三，在将士薪资上也有肥瘠之别，一般来说，林翼饷军，银钱最舍得（此与其治饷最有成效有关），国藩领兵，常有饷匮之叹，宗棠出师，则优于计划长远，收支平衡。最后，则体现在将士风貌，王闿运尝说，曾军“凛凛如秋”，胡军“煦煦如春”，是最有代表性的写照。可见，在制度、风貌、经济诸方面，数军不能划一。虽然在《曾国藩全集》中可以看到他定的营制文本，但在实际遵循方面，湘军各派乃至各个统领都是各行其事。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湘军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是各军“互不相统”。不说整个湘军系统，即在曾军，国藩虽为统帅，但是，若哪支军队未经他直接指挥过，如霆军，他也没办法指挥如意；霆军将士不管什么曾大帅的令箭，他们只认鲍将军。各位将领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某人招募一营，某人常带一军，若其人战死或者病休，那么这支部队就只能遣散，而不能交由其他人指挥，否则肯定会出事，或者闹饷，或者溃变，甚至反叛，如此种种，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此与湘军招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湘军的招募，先由什长招十名士兵，然后，哨官招十个什长，这就有了一百人；然后，营官招四个哨官，就有了四百人；此外，营官哨官各有亲兵，加起来，五百人一营就差不多了。士兵只认什长，什长只认哨官，哨官只认营官，环环相扣。有朝一日，营官战死或者退役，若换一人来做营官，哨官就不会买他的账，整营也就乱了。
营官与部属形成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因为部属由营官招聘而来这么简单，实与湘军的饷制最有关系。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漫长的太平天囯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取得最终胜利，有一条很值得总结，那就是，除了军事经验的不断成长，他们的财政管理水平也优于友军及敌军，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湘军“能筹饷”。能筹饷的人方能在湘军高级指挥系统占有一席之地，胡林翼说过，我就没见过能统带一支大军却不能筹饷的人。军队一日无饷就一日动不了，没有钱买吃的，士兵就挨饿，动不了；没有钱补充军火，就不能作战，也动不了；没有钱支付运输费用，军力调动也是空谈。动一下，就是钱，而打仗最不能在乎的就是钱，这都是常识。因此，筹饷一事，对于湘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或比懂不懂兵法、会不会指挥更形重要。
以此，又能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解释何谓“书生领兵”。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在帐房里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产生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决不少——但说到筹饷能力，微斯三人，吾熟与归。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
再说何谓传奇。传，就是转述。奇字，与常字相对而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奇，不是说非要怪力乱神才是奇。湘军生活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说是奇事。转述湘军的奇事，即是湘军传奇。

在长沙喝酒，中午，喝到4点多，出饭店门，竟然看见弟弟先在门口等着了，略有不解，不及细思，遂随一行人上了车，往河东，继续喝茶，晚饭，改啤酒，至十二点散。弟弟有事，先走了。回家，问，我心中有疑，怎么在河西吃饭，却邂逅了你？他说，还没醒呢？滚。 一室大笑。我悻然睡去。

不过半途而废了。。嘿嘿
“少林”这个名字，好像不适合用于棋社，作武馆的招牌更贴切。不过此“少林”不是少林寺的“少林”，而是刘少林的“少林”。刘少林是棋社老板。据说是石油公司一个经理级别的干部，喜欢围棋，热心公益，于是租房子，刷墙壁，购办桌椅板凳棋子棋具，为广大棋友提供了一个以棋会友的“休闲驿站”（墙上有个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就这么写的）。刘少林自己要上班，便请织布厂退休工人吴则孝打理棋社的日常事务，规定无需上缴，多赚少补。回想起来，孝哥是我此生遇见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过细一想，迄今为止，我还没见过比孝哥更职业的经理人。孝哥没有想过把棋社据为己有，孝哥泡的沱茶都是十块钱五砣的正宗云南甲级，孝哥做的盒饭菜式多样每日更新决不使用垃圾油，孝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孝哥最开始赢过我十块钱后来我水平见涨一夜之间连砍他十盘连本代利赚了九十大元。
少林棋社的基本消费是这样的：上午茶二元，下午三元，晚上三元，零点以后五元。白沙烟五元。白沙啤酒三元。盒饭五元。康师傅三块五。冰镇娃哈哈矿泉水二元。我一般是下午一点去，凌晨走，其间消耗香烟两盒，盒饭一个（夏季则加啤酒两瓶），消费额保持在二十一块。每天出门，我会带上四十一块钱，如果净负四盘，就不名一文，身无鸟啄。所以，每天都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一点麻痹大意都来不得。
棋社下棋，都要带彩，卫生棋属于穷极无聊或者无聊极穷的人才干的营生。彩金一般是五块，我们称之为下一杯茶；如果是十块，那就是下十斤酒，如果二十，那就是二十斤酒，以上依次类推。基本上，五十一百的彩棋不会在楼下店堂进行，而要移师到二楼包间。所谓包间，不过是个小阁楼，刚好容下一张棋桌，四五张椅子。冬冷夏热不说，楼下就是厨房，辣椒炒肉下锅，能把人呛个半死，唯一的好处就是清静无打扰。即便如此，包间也不是什么人都去得的，而且收费略高，白天五块，晚上十元；除了对局者，就只有对局者邀请的相关人士才能入座。平常下棋，双方彩金都压在棋盘下，谁赢谁揭盘子，术语叫揭盖，隐约有骂对方是王八的意思。当然，比较熟悉的对局者之间，就省略了这套繁文缛节，输了从口袋里排出几十大毛就是，不过弊端也由此产生，万一输了，对方面作猪肝之色，口中念念有词，仔细听过，乃是先欠一盘的意思，你也只有自认倒霉，骂句脏话了事。赌格更次者，则会面对了无生机的棋局，双目呆滞，不发一言，不落一子，直到你不耐烦了，说：到底何式搞？他才会细如蚊声地回一句：先欠一盘吧。至于最为下贱的举动，就要算屎隐尿遁了。借口拉撒，一去再无消息，少则三五天，多至十余日，才得再次谋面，知耻者还能奉上旧欠，无德者则推托诈忘。对付的办法，多半看你在棋社的资历，或者性情温暴而定，并无定式可言。
当然，大多数的群众还是愿赌服输，害群之马在哪里都是少数。间常也会有发生口角乃至老拳相向的时候，虽然起因在棋上，我们老人却都明白，本质还在于积怨。人再穷，也不会为五块钱劳损筋骨，轻易杜绝日后相见的余地。所以，棋艺固然重要，作人才是关键。人做得好，就不会随便被吃（读如掐，入声）住，一旦有事发生，声援助拳的一拥而上，场面总是大优。由此想来，从一个四班学生开始，一直混得如鱼得水，就和我不拘小利善于做人大有干系。先解释何谓四班。四班，全称是授四子班，棋社都有最高手，相当于早期网络围棋网站给会员定级别的管理员“锚”，让我四子，十盘里面他赢六盘，就表示我为合格的四子班。同理可证，和我分先，双方胜负相当的，就引为同学。我去少林棋社下的第一盘棋，就是和当时的最高手——跳码子对局。不过，刚去的时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明白，我们下的是分先。
跳码子，姓张，名泉。至于为什么叫跳码子，就不得不解释一下长沙方言里面的隐语瘦辞。姓氏、数字，在长沙话里，大多有与之对应的别称；例如，姓唐，被称为蜜河里，这是谐音糖的原因，“河里”类似语助，相当于儿化音。姓朱，称为蠢河里，朱谐猪也。数字一到十，则称为么、浪、参、沙、毋、闹、叉、敲、弯、少，这是清末金融业的行话。此外还有更高明的隐语，例如数字五，可以称为抓老倌，因为以手指计数，五指合拢，正是个抓的形状。其实，这些习惯都是传统贸易活动促成的；市场里稠人广众，双方讨价还价，或者交换信息，必定不想消息泄漏，贻误商机，于是发明了这套密码式语言；据我所知，长沙以外，很多地方都有这套语言识别系统，甚至有全靠手语的。张姓为什么称为跳码子呢？这个就不靠谐音了，而靠偏旁形状，瞪大眼睛仔细看：弓，是不是很像人跳起来的姿态？这个解释，是跳码子告诉我的，我看了半天，倒觉得像是一只青蛙跳起来后腿悬在半空的形态，不过，没说出来。
那一天，跳码子坐在棋社最外面那张桌子，看体坛周报。我路过少林棋社，不由得就被店堂里噼里啪啦拍棋子的声音给引了过去，站在他身边，看他身后那局棋。大概是挡住了光线，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一会，说：朋友，来一盘啵？自高中以后，我就没下过棋，原来那点底子本也有限，不过因为那一阵子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每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正愁没个消遣的东西，碰巧就发现了这个棋社，还立即就有人邀请对局，于是想也没想，点点头，坐到他对面。第一次在社会上（家庭、学校以外的世界，统称社会）下棋，我也不懂太多规矩，不会谈待遇，再加上没在这里下过，谈待遇也没参照，所以他问我何式下，我就答了句随便，他说那就分先吧，下十斤酒（高手彩金下限是十元，他这个级别的下一杯茶是比较丢人的）。我点点头。他抓起一把子，问单双，我拈出一颗黑子。还好，单，拿了黑棋。
天可怜的！直到现在，我和跳码子级别的人也下不了分先啊。那天就分先了，不但分先了，还连着来了五盘。不过，在他，是天上落钱地上捡，在我，则是如见故友大过棋瘾，各取所需，两得其便。围棋术语所谓两分是也。虽然每盘都被杀得尸横遍野，算是快乐黄昏的不和谐音，但总算开始了一年多忘忧生活的序曲，小小的不快，随即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时薄有积蓄，输掉五十块钱，还不至于后来那么心惊肉跳，所以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输了棋和钱，反倒是白棋小飞挂星之后的拆四，对于第一次见到迷你中国流的我来说，是一个震撼。直到现在，我都喜欢这样的拆四，甚至不一定有什么局势配置，仅仅因为这次的印象，手中的棋子就自觉不自觉地放到了边线星的斜下格。
第五盘中局完败，掏出十块钱，递过去。跳码子把钱推回来，说算了吧。我说这怎么行，愿赌服输。他说，分先我占了点面子，要不让你三个再接着下？看看表，晚饭时间，已经约了人。站起来，留下钱，说下次再学习吧。从那以后，只要没有重要事情，每天都准时到棋社报到。我不在少林棋社，我就在去少林棋社的路上。
少林棋社在北正街上。北正街，原名北门正街，是长沙古城北门出城的正道，以前的时务学堂，郭嵩焘别墅，王闿运湘绮楼，以及陈寅恪出生地——最开始为唐朝“破天荒”进士刘蜕的蜕园，后来成为朱明后裔、湘军将领周达武的私宅——现在的周南中学；等等名胜，就坐落于北正街的左右附近。只是现在看来，满街的小吃店，杂货店，电玩店，拥挤狭窄，破旧肮脏，怎么也显不出古街风貌。我从北边过来，有时步行，有时坐一辆人力三轮，大约十分钟光景，就到了棋社。
棋社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各种阶级，各种成分，荟萃一堂，但是人以棋分，按级分班，还是容易理清头绪。一般来说，越有钱的人棋力越差。例如，肥剁鸡是民营资本代表，六子班。桂老爷是高级公务员，九子班。康师傅，温州小资产阶级，七子班。沈老怪，大学教授，五子班。他们负多胜少，人人得而诛之，但是棋痴不改，每每从容就义，无怨无悔的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伟大事业。他们是高棋的衣食父母，是一个棋社得以生意兴隆的票房保证。他们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与孔子同尊，那就是：夫子。跟他们下棋，就是：杀夫子。每个夫子，都会有固定的几个人进行接待，从授二子开始，直到个人的极限，七八九子不等，需要安排四五个杀手分而治之。这些固定组合，都维持着数年以上的交往历史，之间的金钱往来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据知情者介绍，桂老爷投资围棋事业就超过五十万。只是我去的时候，已经见不到他一夜间输掉数万的豪举，反倒看见两次押下大哥大回家取钱赎机的尴尬场面。夫子喜欢找实力相当的人下棋，但是有两个原因阻碍这种事情的发生；首先是棋社里他们那种棋力的人比较少见，偶尔有的话，也是不数月间成绩暴涨，脱离低级班，升入高级部，由分先渐至让先、先五乃至二子三子。其次，则是棋力相当，财力不符。成千上万输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兴趣下五块十块一盘的情趣围棋，往往要求下按子计费的大胜负。按子计费，首先有个底子钱，通常在二百以上；棋局结束，贴目还子完毕的差额部分，最低十块钱一粒，最高可到五十。我亲眼见过的一盘，结算价格超过二千五。所以，和夫子们旗鼓相当的低级别选手，不能也不敢和夫子们分先对弈，毕竟，下那种彩棋的精神压力太大。此外，夫子们乐此不疲的和固定对手下棋，努力输钱，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赌徒翻本心理。前前后后输给同一个对手那么多钱，隔三差五能扳回来一盘，就算和所输相较，不啻杯水车薪，夫子们也会高兴万分，洋洋得意，好像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实际上，少得可怜的胜局，十有八九是对手卖个破绽，放线钓鱼的手段。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常输偶胜的轮回，在精神上支持着夫子们勇往直前的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夫而不夫乃至于杀夫的传奇人物，夫子界也不是没有，九豆腐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
九豆腐姓黄，外号的来历是这样的，五年前他开始下围棋，一到棋社，逢人皆可授九子而胜之，性又好赌，百折不回。长沙方言以豆腐一词形容性格软弱，能力低下，于是常被让九子还输个精光的老黄就得了个九豆腐的外号。前三年，九豆腐每战尽墨，不单家产输光，老婆也改嫁走人，乃得一无牵挂，专心学棋。他厚着脸皮上少年围棋班，把《围棋定式大全》翻得稀烂，电视讲棋从不错过，遇到高手就摆个变化图出来请教，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终于在近一年来，棋力暴长；九豆腐本身也是个人精，在彩棋对局心理方面，结合自身经验，揣摩他人意图，终于掌握了一套如何引诱、战胜、培养、维系夫子的独门心法，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开始盈利。以前让他九个的，很多倒过来被让二三个还奈何不了他，更多的是培养了被他让七八个的夫子。更有甚者，九豆腐还跑到深圳几家棋社，接待各地南下夫子，成了小有名气的彩棋高手。夫子们虽然都以九豆腐为榜样，但是天资稍逊，秉性有差，能够步武其人者，少之又少。不过总算有了个榜样，脱离苦海的希望还是存在，前途并不是一片黑暗，夫子们的热情壮志终于不会磨灭，棋社事业也就保持着可持续性发展的可喜态势。
夫子和杀手们构成彩棋金字塔的顶端，而三、四子班实为棋社的中坚，他们人数众多，出勤率高。大部分有个可有可无的工作，一个月随便对付，发个三四百块工资，勤快的弄点私活，改善生活，懒散的只求温饱，不愁饿死。钱不多，避免成为夫子，棋不够，难以成为杀手，不尴不尬，自得其乐，就是这个团体的真实写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第一天跟跳码子下完棋，回家就找出棋书，回忆白天局部变化的吃亏之处，研究了几个定式，找到正确的走法，顺便多看了几条手筋、骗着之类的内容，留待明天去坑害他人。第二日过去，跳码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没和别人下棋，又在看报纸。我没有什么钱，但是衣着鲜丽，看上去好像有点钱，而且十块钱一盘的棋连输数盘，认输付账之余，也无废话，跳码子就判断其为有培养前途的夫子。实际上我的棋艺不高，对赌博还是略有研究，其间的心理揣摩，常能逆料得十之八九不失其真。只是初来乍到，显得太过精明，恐招人恨，所以不作计较而已。昨天的棋，全盘除了压抑，就没有别的感觉，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他说再下就让三个，我只觉得四个五个怕也不是对手。见到我，他把报纸往边上一扔，说来了，玩一盘？
不太熟的情况下，上手主动找下手下棋，算是一个忌讳。因为下手就像惊弓之鸟，由于实力不济，自信不够，总是充满狐疑，不到有几分把握，绝不会主动挑战，而对于上手的邀请，就只觉得那笑面温词的背后，无不是带血的屠刀，布刺的陷阱。比较适当的作法，应该是上手在赢过棋以后，不急不躁，等待下手在复仇心理以及温习功课之后再度注满的自信双重作用下，而自行束脩，才平静的接受挑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把下手吓唬住了，以致不敢应战，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榨不出油水，白白损失一笔十拿九稳的收入。出现这种错误，无非两种情况；要不就是刚从低级班毕业的上手，徒有一身好武艺，而战略方面的修养还十分幼稚，再不就是经济吃紧，扰乱一贯的诱敌之计，而出此下策，希冀侥幸。跳码子当时的情况，就属于后者。可是，虽然明白这一切，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却只是继续过瘾，并不吝惜几十块钱的损失，于是，稍稍故作迟疑，说你太厉害了，怎么下我都是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