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 五朝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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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央财政结存最高的一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据户部银库黄册,这一年的财务数据,为:旧管,7466万;新收,1811万;开除,1095万;实在,8182万。按,旧管、新收、开除与实在,四个名目,合称“四柱”。四柱清册法为吾国传统会计法,创立于唐代,沿用至清末。用现代会计术语,四柱分别相当于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与期末结存。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好容易攒下八千馀万两银子,交出一分漂亮的财报,谁能想到,再过七十馀年,国库里的实在银两竟比不上当初的零头。且看是如何败家的。
最大的败家子,不是别人,正是高宗弘历。在他手上,固然录得最高的实在数,然而,到嘉庆三年(1797),只剩下一千九百万。不过二十年,六千万两银子,没了。钱都花哪去了?边疆的战事,名园的兴造,外省的巡幸,诸凡所谓“盛世”必须的文治武功,在在皆要花钱。弘历大胆施行“积极财政”,钱就这样给造没了。钱没了,弘历还挺安逸,自称“十全老人”,以为“旷古未有”。其子仁宗颙琰,乐不起来,只能汲取教训,稳健理财,不再追求虚头巴脑的盛世风光,总算扳回一局,卸任时留下二千七百万。继位的宣宗旻宁,克承父志,崇俭去奢,一度创造了三千三百万的佳绩,颇有恢复元气的指望。无奈,旻宁八字太差,命不该富,陡然与国际接轨,遭遇了鸦片战争,军费及赔款花差极大,最终导致巨亏。道光三十年(1850),国库仅馀八百万矣。然而,其子文宗奕詝更惨,登基即与太平天囯大开内战,敌占区的赋税收不上来,各地军队的费用却不能少,于是,至咸丰三年(1853),实在一栏填的数字是1,696,897两,创了新低。但是,最惨的是,169万并非真金白银,只是账面数据,经审计,当年的库存“实银”,只有118,709两。
就这么点银子,还教人家怎么做皇帝?当时若有退出机制,我敢赌五毛钱,奕詝会选择辞职。奈何做皇帝没有辞职一说,奕詝还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封建社会真是暗无天日啊。左支右绌,计无所出,奕詝一想,对不起,朕只好玩厚黑了。黑谁?黑“富绅”。请注意,此所谓富绅,不是指有钱的百姓,而是指家资丰裕的在任及退休高官。百姓按时足额纳了税,即已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哪怕政府濒临破产,他也不用再多出一文钱来搞什么“同舟共济”。民犹水也,与坐船的可不是一伙。这个道理,今人有不明白的,古人大体却还拎得清。
三年二月,财政上的当务之急,是没钱给在京官员发工资。御史文瑞出了个主意,说,“令富绅捐助,即可凑成巨款”。这一招,八成不是文瑞想出来的,而是先承了皇帝的“意旨”。奕詝装糊涂,问,都有哪些富绅啊?文瑞立马开了单子,包括历任宰相——穆彰阿(革职)、潘世恩(致仕)、卓秉恬(在职)、耆英(降革)与陈官俊(已逝)——在内,共计十八家。奕詝说,好吧,“所指各家均于初十日赴户部衙门候旨,有老病不能亲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
届期,退休高官济济一堂,见面,寒暄数语,各就为啥子来户部报到交换了意见,迅速达成共识:“今日之集,必系劝捐”。随後,又就如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开展讨论,一致认为:各家虽有富名,但多为不动产及投资,并无大笔现金,即算全数拿来充公,也是缓不济急,应请皇帝宽限一个月,才好筹集现金。大概是看老干部们商量妥当了,惠亲王、恭亲王、僧格林沁及户部尚书文庆,方从堂後走出,宣读圣谕:“文瑞所奏之人,皆系受国厚恩,当此时势艰难,谅各情殷报效,……”;穆彰阿历官最显(大学士,军机领班大臣,俗称“首相”),结局最惨(文宗登基即遭罢斥),跪在头一位,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想想国家,看看自己,不由得百感交集,“当即伏地痛哭”。随跪于後的诸人,亦皆内牛满面。
哭毕,“三位王爷即邀诸老在大堂茶话”,泪痕犹在,开始算帐。你来我往,商讨“久之”,穆、卓、耆,三家共捐四万两;潘世恩,三千两;孙瑞珍(户部尚书),五千两。其中,捐额稍巨之家,以筹款需时,允许分期付款;如崇实(通政使),三日内缴三千两,一月内,续缴九千两。王爷们对此表示欣慰,赞他“爽快”。然而,也有报出一个数字,被王爷打回要求加码的;如陈介祺(官俊子,翰林编修),请捐一万,僧格林沁不同意,说,你家最近刚收了一家银号,这些人里就你家最有钱,咋能捐这么少?最终,以四万成交。事後统计,十八家共捐二十馀万。
捐款,一般而言,要自觉自愿,而由皇帝下了圣旨,号召捐款,则可称“被捐款”。今人有抱怨被捐款者,看了这个故事就知道,早有典型,吾道不孤矣。
此外,这次被捐款活动,据说与文瑞素来嫌恶陈介祺有关。僧格林沁当时主持军务,何能对陈家的投资项目如此门清?必也是文瑞事先做了详尽调查,并极力怂恿勒捐巨款所致。而奕詝尽管一年前罢了穆彰阿的官,犹有馀憾,明知他虽曾位极人臣,其实家底不厚,却非要让他列名“富绅”,破财出血,方能泄愤。

2010年9月25日12:37 | 1,045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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