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十册，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去年就听说这部书，昨天才买到。此书与五十年前那部同名资料集的关系和区别，前言写得很清楚。
再看目录，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很多。最可贵的当然是各馆所藏未刊稿本抄本，收集很多（小憾则是已经近代史资料杂志刊布者也收进不少，对我来说算是重复投资）；其次则是第九、十册，将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一书全文翻译，并选译《英国议会文书》数十万字。第七册为赵烈文日记选录，我找出台湾影印本对照了前面几页的录文，大体无差，在近日整理旧籍尤其是手稿往往错漏百出的形势下，看到高质量的录文，心情特别愉快。
但是，日记摘选的标准似仍须商榷，选那些不选那些，太费思量。当然，我这也是求全责备。日记这种东西，终归是全本比较好，清编委那么有钱，薛福成恽毓鼎的日记都请人整理出来了，赵烈文的日记整理既有目前的成效，实在应该促成其事。
又、每种资料并未注明整理者是谁，也算小憾。
已告知地址的各位朋友，你们好。书都没有寄出。有两个原因，一是看球，二是书不够，正等包裹，想凑在一起去邮局。根据目前局势，大约在未来七天内可以发出。而各位收到的时候，当在15天以后。
谨此道歉。
这是西湖的GE图片。
不仅仅是好看。这比历史地图直观得多。虽然有很多新建筑物，但是，山脉水流大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继续研究，有什么新得再说。
上个月写的，本来想更狠一点，後来一想，何必呢，所以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国学是什么？大师还用选？
前一阵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楼主使用被广电部明令禁止的台湾腔“国语”，挤眉弄眼的说：“惊讶！国学大师用选的……”；点进去一看，原来是百度网站、国学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评选，号召网民投票，选出“最受网友推崇的十名国学大师”。日前，十位“大师”的名单已经列出，正等待网友继续票选，以便最终排定座次。
用选“超女”的方法选“大师”，乍一看，令人惊诧，再一想，也不必失色。超女选举的本质或曰雏形，是选美。1921年，美国人举办了第一次选美，这是现代意义上的选美，余风至今不歇。而在此前的1918年，上海也办过一回选美，叫“花国选举”，惟对参赛者限制资格，非性工作者不得参与；不然，第一次选美的吉尼斯奖牌必将划入吾国名下，可以空前傲后矣，惜哉。不过，选美事业虽落人后，另有一般武艺，则属我之独有，不怕锦标旁落，这就是约在同时兴起的“国学”。
落选本届大赛的“大师”钱穆，曾如此定义“国学”：“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史家预测未来，常常出错，几乎是一条铁律；钱穆不能例外，他说“将来亦恐不立”，就是证据。君不见今日禹域之内，“国学”大盛，业已行出书斋，走上街头，登于网络，更有媲美“超女”之盛举，俨然成为时代的风尚，哪里还“亦恐不立”呢？钱穆唱衰“国学”，不得晋级，不亦宜乎？
美中不足的是，“国学”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迄无定论。有人说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有人说是传统中国的一切学问，有人说梅兰芳、侯宝林也是“国学大师”（见百度网站留言），总之，意见纷纭，没个准头。百度网站虽主持选举，可在章程中对什么是“国学”，候选者应具何等资格，竟也语焉不详，除了这一条：“候选大师选择范围为于190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间辞世的学人”；用大白话说，那就是只选死人了。易言之，死人才能代表“国学”？
需要申明者，鄙人有此一问，绝非唱衰，而是接另一个话头。被百度网站列为推荐专家之一的史学家李零尝云：“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这句话，比钱穆说得狠。清末民初之际，恰好是“国将不国”的时代，“国学”之出现，生逢其时，乃是一种对所谓“西学”的反动，含着深刻的自卑，但也有内省的自觉。那么，彼时的“国学”，不乏抱残守缺之心，也有内通外往之志，交糅杂储，莫可名状，正是“一时代的名词”，仅具思想史的意义，而无学术史的地位。
今夕何夕？今日已应是东海西海此理攸同的年代，已应是细心检讨如何“和平崛起”的年代，已应是认真读书为荣游谈无根为耻的年代，若再不去切实讲求“无国界”的学术，还拎起这不知所云的几两“国将不国之学”，通街叫卖，成何体统！
别选什么“大师”了。各安本分：做官不要贪污，治学不要剽窃，经商不要无良，办报不要瞎炒，如此，庶几能创造一个国富学昌的时代。
已刊。刊出时稍作删改，此为原撰。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为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讲毕“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课，即兴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据《论语》，“从心所欲”之年在七十以后，这一年，萧公权七十二岁。他虽自谦“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然步趋古圣的心愿终未落空，老怀可慰，实无遗憾。又过了十二年，萧公权才真的“悠然而逝”，去赴那十二万馀年的“约定”。苏轼尝云：“逝者如斯，而未曾往也”；然则不妨说，斯人虽逝，犹有“未曾往”者存乎天壤间。此所谓“未曾往”者，其人之行迹与著作也；走过必有痕迹，著述或寿于金石，俱有不能磨灭之义。请先略述行迹。
万里寄踪之迹
萧公权，本名笃平，字恭甫，号迹园。江西泰和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卒于1981年。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不久，转入哲学系。1922年，本科毕业。1923年，6月，获硕士学位；9月，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肄业。1926年，获博士学位；8月，归国。明年，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发行。与这篇论文一同列入丛书者，有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英译本）、英国哲学家罗素《物质的分析》、美籍德裔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 Koffka）《心的生长》等名著。旅美史家何炳棣在自传中对此深致赞羡，谓，“二十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萧著即为其一（《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77页）。而据萧氏弟子汪荣祖转述其师的“夫子自道”，则谓，作为不群不党的学者，萧公权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其博士论文“高于时贤”的出版规格，大有关系。
1927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因觉校方对其堂兄萧蘧（著名经济学家）待遇不公，转就沈阳东北大学之聘。东北大学校长为张学良，萧公权认为，“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张少帅’不是一个具有特殊才智或崇高理想的人”，“根本上是一个‘纨绔子’”。其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亦在东大，张学良对林徽音“十分倾倒”，要请她做家庭教师。林婉言谢绝，课程结束，立即同丈夫离开了学校。萧公权亦在不久后离开，移讲燕京大学。
1932年，接受清华大学聘书，入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因萧公权系从哲学转入政治学，同事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不免有些轻视。张奚若就在课堂上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萧某讲中国政治思想，不过是“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此后，相处既久，嫌猜渐泯，张奚若并以私人珍藏的政治学名著相赠，令萧公权“相信这是他对我的友谊表示”。但是，1940年，张奚若上书清华大学校长，谓萧公权 “出于计较个人小利”，于1937年“休假逾期不归”，敦请校方追究萧公权的违约责任，并应索还其在休假期间领取的薪金和经费（《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三卷，第326-7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萧公权转受四川大学之聘；自此，直至1946年，在川先后执教于四所大学（除了川大，还有华西大学及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与光华大学）。1938年，继母将“万里寄踪”小印交给萧公权；萧父早年有意出国留学，镌印明志，为环境所限，不克成行，终赍志以殁。1940年，撰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教育）部定大学用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抵南京，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
1949年9月，赴美，出任华盛顿大学教授。自是，在华大任教十九年，直至退休。1957年，撰成《中国乡村》（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60年，此书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1972年，出版自传《问学谏往录》与诗集《迹园诗稿》。1975年，《康有为思想研究》（英文）出版。1979年，弟子牟复礼（Frederik Mote，美国史学家）英译《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出版。1981年，逝世。
教学相长之书
萧公权总结生平，尝谓，读书二十四年（1902-1926），教书四十二年（1926-1968），“教学相长”，“心得其乐”；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教学相长”一语最妥贴的注脚。
萧公权能入南开大学，乃因原任教授徐谟辞职，经其堂兄萧蘧推荐，方为校方聘请。徐谟走后，留下一门“中国政治思想”的课，由萧公权继续讲授，此课并无现成讲义，只能“草鞋无样，边打边象”。新编教材也不能一蹴而就，只得一边备课，一边上课；其时，每周课时不过九点钟，备课却要花上五倍的时间。两年中，就这么“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编出了初稿。此后，历任燕京、清华诸校讲席，所授课程都有这门“中国政治思想”，其间不断增删更订，迨至入川，又花了两年时间，方才厘定成书。可见，此书自草创至定稿，无一日不在具体的教学中经受检验，故曰，此书真是“教学相长”一语的妥贴注脚。
据作者自述，此书“适合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是一部“根据政治学观点，参酌历史学方法，充分运用原始资料，尽量避免臆说曲解的书”。
萧公权虽出身于哲学系，然博士论文与政治哲学有关，对西方“政治学观点”自有领会。他虽未正式受过史学训练，但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902-1914），依“六经皆史”之义，可说对中国史料的掌握与解读具有根柢；而所谓“历史学方法”，本就是舶来品，若对在美所学之“科学方法”加以变通运用，信能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而“充分运用原始资料，尽量避免臆说曲解”，在读者看来，则不免仁智之见，褒贬不一；例如，“他为中国政治的研究缔造了一种非常规范而又冷静的传统，但应该说他还算不上一位思想家，他的研究多中和，少尖刻”（刘建军《昨日院士萧公权》）。此评颇能代表一部分读者之“口味”，但“诬良为盗”、自相矛盾，令人笑来。盖萧公权从未以“思想家”自命，虽然他做的工作是研究“思想史”；而史家的工作态度恰应是“规范与冷静”，又何取于“尖刻”耶？况且，此书“定位”本是教材，自应多提供知识，少灌输判断；否则，写成一部政工版两千年儒法斗争史，或五四版传统思想黑暗史，那又有什么益处？当然，若论者所谓“尖刻”，并不指观点的一味“尖”新及非黑即白的“刻”板，而是用以形容识见的“尖”锐与深“刻”，则此书之“尖刻”程度，又非一般泛泛之作可望项背也。即以名史家缪凤林对此书的赞语，稍作申说，以为例证。
石破天惊之论
缪氏称此书“谓法家思想与近世法治如两极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按，萧书第一编述先秦政治思想，于儒、法两家之异同，剖析入微，立论至当。如“尊君”一事，儒家虽持民本观念，不承认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其对君主之态度则视君主本身有否“道德”而定。贤如尧、舜，当然要尊他；恶如桀、纣，不仅不尊他，还可以造反推翻他（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听起来不错，但这是将道德、政治混为一谈，“不脱古代思想之色彩”。法家则不然，其视君主本身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惟一之标准”，不论尧、舜、桀、纣，贤与不肖，只要他依法作了皇帝，便要尊重他的“势”，别说推翻他，就是妄议治法也是不当。粗一看，法家思想纯为君主专制张目，毫无现代气息；其实，法家之意，乃谓圣人与暴君都是不世出的“怪胎”，与其“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反不如“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可见，法家之“尊君”，实则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是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当较儒家“尊君”为优。但是，法家作为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思想，在秦、汉以后，终被儒家遮蔽，未能主导中国的“现代转型”，原因何在？
萧公权认为，这是法家政治哲学不够彻底所致。他举柏拉图为例。柏拉图曾以“哲人王”（略当于吾国传说之尧、舜）治国为理想制度，后来发现，人类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想人物，于是，改弦易辙，“更立法治之政体，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由此，才发展出近代欧洲的宪政理论。法家则止步于“君本位的法治思想”，不仅未能订立“制君之法”（今谓宪法），商鞅、韩非之徒犹欲“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当然，此种论调的产生，不得不受制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及国君与贵族争夺权力的历史潮流。而且，法家因反对儒家的“革命”说，一旦遭遇“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局面，便束手无策；反观先秦儒家，保持有限“尊君”的灵活立场，一旦“天怒人怨”，则不妨以暴易暴，另起炉灶，转较“立法自毙”之法家为优也。因此，萧公权才说，法家思想虽具“法治”成分，但最大功用却是催熟了君主专制理论，“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
法家思想之前卫性不及柏拉图，灵活性则逊于儒家，因此，秦、汉以来，法家思想对吾国政治之影响渐趋微弱，其间虽有王安石、张居正之徒，奇峰崛起，与世相抗，终不过昙花一见，不足以改天换地。数十年前，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参与辩论之学者实繁有徒，政治意味虽浓，学术含量或曰学术热情其实也不小。盖自上世纪初以来，此类政学合一的大辩论已不少见，有心读者若忽略运动背后的政争意味，仅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检讨，亦非毫无收益。惟所见“评法批儒”各方立论，未有如萧公权所论之深切著明者，大皆貌似“尖刻”，实则“中和”矣。再，近年所见国人述论法家政治思想者，似亦未有超出萧氏昔日范围者。
呜呼。逝者如彼，真未曾往也。
因读鱼宏亮《2004年清史研究综述》，按图索骥，找到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略看一遍。杨氏对“权臣”定义如此：
“指封建王朝统治集团上层成员中拥有较大权势，以不同方式对皇帝的地位、权力或人身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并部分攫取、侵夺皇权之人”；
窃谓不尽妥贴，兹不详论。只看看具体的人选。杨氏所举“权臣”，共七位：鳌拜，索额图，明珠，隆科多，年羹尧，和珅与肃顺。其中，隆科多被称为“准权臣”。其实，雄猜之主如清圣祖、世宗、高宗治下，“权臣”难以养成。鳌拜有历史原因，是前朝顾命大臣；索额图、明珠，视圣祖一言为进退；隆科多、年羹尧，不过是世宗之功狗，用过即弃；和珅本质实为“弄臣”，军国大计，仍稳操于高宗之手。诸人中，肃顺差胜，其影响力真能达到政治、财政与人事层面，文宗且用而不疑，引为股肱。而与肃顺相类之道光朝权臣穆彰阿，竟不为杨氏所取，出人意表。
道光一朝，前十五年由曹振镛主政，後十五年则是穆彰阿，算时间，是平分秋色，论势力，则後来居上；有“穆党”而无“曹党”，可见一斑。文宗登基，虽斥罢穆彰阿，但同治中兴的功臣，如曾国藩、骆秉章、劳崇光、张芾等，都可算作“穆党”。这与西后掌权之後，虽诛杀肃顺，用人行政仍不出肃顺之范围，恰形对照。以此，穆彰阿不上榜，读者不能无疑。
所恨者，鄙人迄今能见到的穆彰阿资料太少。传记资料，除了《清史稿》、《清史列传》，则只有《续碑传集》中一文。其他事迹，只能从当时诸人年谱、日记、笔记中去找，因穆彰阿为文宗斥罢，时人多有忌讳，故多语焉不详，或竟不著一字。能找到的、有价值的，太少（此又与肃顺类似）。《清实录》中或有奏摺摘要，得闲应找找看。此外，穆彰阿的《澄怀书屋诗钞》四卷，一直看不到，尤为遗憾。
新购汪荣祖《史学九章》，略翻一过。本来是想读一遍的；此前看过《史传通说》，印象不错。其书有专章论“槐聚史学”，便先拣这章来看。一看之下，胃口全无。先不论钱氏在史学上的见识究竟如何，只看汪氏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引述《管》、《谈》的只言片语，解说、发明则毫无新意，读者不觉昏然入睡矣。这章是看不完的了。
书中钱穆一章，早看过单行论文，批驳不无道理，但着眼都在小处，如因袭梁启超书，引用不查原史资料；而对书中将宋学与清学“打通”、于清季诸人独推举曾国藩等“大结裹”，既不能细析其所以然，也提不出有力的质疑，破不尽，立不起，反而弄得自己很尴尬。
章炳麟一章，专门拈出清代开国秘史，大作表扬。其实，当时考证建州逸史者，不乏名家后劲，如孟、朱、萧、郑、王等人，较诸章氏，创获更大。真要表彰章氏史学，固应择其所论有关先秦史及制度史者，才是知音。
其他几章，介绍西方史学流派，似亦多泛语，少独见。俱不如《史传通说》之深切著明。尤其是第五章——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以例证丰富、辨析深刻而言，自然比不上《通说》（此书副题为中西史学之比较），而措辞之精确，行文之流畅，竟也不及。真是奇怪。要知道，《通说》于1988年出版，《九章》则为2002年出版，不过十馀年，才尽学退，真可达到如此的程度？
回头检讨一下读过的汪氏著作。《陈寅恪传》是少作，其失在浅。《郭嵩焘传》，作者寄托太深，对传主揄扬太过，其失在矫。《康章合论》，因译乃师《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搭个便车，发挥绪馀，未足言著述。《晚清思想史研究》，仍未出其师范围。总结：可观者，只有一部《通说》。
近年又看过几篇汪氏与余英时论战的文章；其实，辩论的都是“八卦”——胡适的婚外情，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是非难定。不过，若论逻辑谨严、行文有致，汪又落了下风。反观余氏近著有关朱子者，取精用宏，别开生面，或有牵强，终是一家之言，必传之作也。当然，强拉二人同列，有点比拟不伦。汪固难望余氏项背。惟汪氏有一事差胜，盖年辈稍後，若奋力搏去，犹可冀老树生花，拉近一点距离。
看了半天，此书只有一个小八卦有点意思，即166页影印的钱锺书致汪荣祖书，中云：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後来则刻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k ‘em, join ‘em”者是，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
□，原文写出，但影印件看不清楚（或编者故意？）。
这个“王君”是谁呢？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图的挑选，都用了点心思，尽量避免选用司空见惯的图片，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显幾分别致。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天下残局。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天下、残局两个词合在一块，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
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以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当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
宋人杨万里《桂源岭》：“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此诗经胡适书赠雷震，一时广为人知。比日读清人郑珍诗，《同黄小谷家达登双清亭》云：“奔山东南来，蜿蜒欲度水，资邵不相让，并力遏之止”；与前诗相映成趣。
小溪与大山，粗一看，势力悬殊，然最终堂堂而出的只能是小溪，大山徒劳而已。
又、段玉裁注“奔”字：“凡赴急曰奔，凡出亡曰奔”；小溪赴川，与众流汇，其义合焉，故堂堂而出。大山作蜿蜒欲度之象，实则无急可赴，不过是摆pose，故被水扼宜也。
且小溪不奔，必为死水；大山乱动，必为地震。然则，山静水动，仁者智者各安其分，方是真道理。
今日收到四川某店寄来的包裹，中有《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1974年），上下二册。
每册正文开始处，钤一印，文曰“景麟”。
查到汤序波《先祖汤炳正传略》，云：祖父名炳正，字景麟，山东荣成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1910年1月13日），卒于1998年4月4日。又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
按此店收购了不少本省宿学之家流出的藏书，汤氏後半生在川任教，此书或即自其家散出者。又按，汤氏尝问学于馀杭，字景麟，其义或即在于纪念先师耶？
当然，很有可能景麟就是一个名章，跟汤氏无关，东查西查不过是白费气力。
释文
鉴别□□谷似稊，敬思名实绎天题。五千士竞雲章献，九万程争月路跻。识曲定从絃外赏，看花翻恐雾中迷。门墙桃李孙枝发，十载重来更满蹊（癸未道光三年春闱，忝与司衡之任，今岁，及门与分校者六人）。和咏斋朱士彦前辈春闱即事元韵，录请芝轩潘世恩太宰老夫子大人诲正。受业穆彰阿。
酬恩未补太仓稊（韩诗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君恩太山重，不见酬稗稊），名姓先邀御笔题。人识苔岑同臭味（鹤舫穆彰阿、咏斋，庚申嘉庆五年同年，余与金溪戴敦元癸丑乾隆五十八年同榜），垣联奎斗绝攀跻。盟心敢忘三条苦，到眼终惭五色迷。却忆秋风持玉尺，漫夸李下本无蹊（嘉庆戊辰嘉庆十三年，予以吏部侍郎典试京兆，迄今二十四年矣）。和咏斋大司空韵。芝轩潘世恩。
按道光十二年壬辰科会试，正考官为潘世恩，副考官为戴敦元、穆彰阿与朱士彦。士彦作《壬辰春闱即事》，潘、戴、穆依韵和之。
传统仕宦的人际关系，以师生、同年、前後辈最为重要，正如世恩诗所谓“人识苔岑同臭味”。尽管，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因缘际会。
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戊戌科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是科正考官即为穆彰阿。八年後，国藩官内阁学士，尝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升迁如此迅速，穆彰阿功不可没。以是，穆彰阿虽在咸丰初年因弄权误国被罢黜，郁郁而终，国藩对他的感激却不曾泯灭。同治年间入京，国藩贵为侯相，仍数次亲至穆宅探问，并对穆氏後人赠以重金。
释文
石曼卿种桃于石室，烂漫岩谷。坡公往游时，携有妓女，诗中所谓“後车仍载胡琴女”者也；後，婢已遣去，故又云“前年开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参佛祖”。伊川常谓“心中无妓”，余观坡老，襟怀洒落耳。
春农姻世讲属。涤生曾国藩。
按。此盖跋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也。
石延年，字曼卿，据刘延世《孙公谈圃》（《说郛》卷十五）：“石曼卿谪海州（在今江苏连云港市）日，使人拾桃核数斛，人迹不到处，以弹弓种之，不数年，桃花遍山谷中”；苏轼诗云“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所述即桃花“烂漫岩谷”的景象。
曾跋以程颐（即伊川先生）语形容苏轼的“襟怀洒落”，但是，“心中无妓”的，并非程颐，而是程颐的哥哥程颢。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按程颢号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媿服”；可知，国藩记错了。
国藩于宋人，颇称道欧阳修、苏轼师弟。国藩与其友刘蓉谐谈，便以欧阳修自况，而将蓉拟为梅尧臣。蓉在国藩死前，做了一个梦，梦中，国藩却将他拟为石延年。《养晦堂诗集》卷二《曾太傅挽歌百首》“戊日前知返帝乡”自注：“（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八夜，梦与公为天台、雁宕之游，既抵山麓，仆来告曰：‘山径欹侧，不可以舆，但利骑耳’。因命取马。公忽顾而问曰：‘君仍乘青骡去耶？’予恍惚忆己之为石曼卿者，即应曰：‘然。公何乘也？’公以两手捋鬚，徐应曰：‘我马维黄’。已而泪下。方讶问之，而遂醒矣。迨二月闻公之讣，则薨于是月四日戊午，盖黄马之先兆云”；
所记国藩“君仍乘青骡去耶”之语，典出欧阳修《六一诗话》：“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青骡去，如飞”。按，“我马维黄”，应为“我马玄黄”（《诗经•卷耳》），或避清圣祖玄烨讳，因易为“维”；“玄黄”，谓“玄马而黄，病极而变色也”（朱熹《诗经集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