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宣统三年正月朔，湖南巡抚转达清廷谕旨，为奖励绩学硕儒，科举周甲（六十年前乡试中式），特授王闿运翰林院侍讲衔。传统中国读书人以中举人、登进士与点翰林，为最辉煌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未中进士，却在晚年“跳级”做了翰林，对七十九岁的闿运来说，实在是一桩能娱暮景的乐事。他善于搞笑，专为这事写过一副对联：“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後尘”；按，“齿录”即乡试、会试中式诸人的同年录，又，翰林院俗以中式年分较早者为“前辈”，而闿运是特授翰林，孑立无朋，编不出同年录，遂亦不能按部就班，找着自己的前辈。下联则说光绪三十二年第二届留学欧美毕业考试，毕业于美国菲力德非医学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赐医科进士出身。此联运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谈资。

既蒙特授，不能衣锦夜行，怎么也得省城走一遭，坐坐首席，听几句吉祥话。闿运上半年乡居，勤于著述，到了秋间，买船赴省，就是冲这个乐子去的。孰料八月二十一日，他率家人自湘潭来长沙，船才靠岸，就听到“湖北兵乱”的消息。前天，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正是武昌首义的日子。

次日读报，说黄兴在汉口领军抗敌，截断河桥，闿运以为“颇有布置”。不过，其时黄兴并未抵汉，传闻有误。他经历过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囯战争，与中枢的肃顺、前敌的曾国藩与左宗棠诸人都有深交，见惯战乱，如今赞一句黄兴，与当年称赞李秀成有勇有谋，是相同的意味。在他心中，黄兴终属“贼党”，或有一时的风光，终究归于覆灭，武昌暂时沦陷，将来亦必光复。因此，听到“鄂乱”的消息，他并不慌张，照常访友宴客，照常与家人打麻将，照常自嘲与周妈（佣人之妻，与他关系暧昧）的关系，“如慈禧遇李连英”。

三十日，他去访日本学者盐谷温（时从叶德辉学），听说城中外国人“已半走”，仍然不慌不忙，发了一通感慨：“狐媚可取天下，鼠窃岂可取耶”？所谓狐媚，以他早年劝曾国藩挥师入京“申明祖制”以阻止垂帘听政的事迹，大概能猜到他说的是慈禧太后。至于鼠窃，则是他把康、梁与孙、黄混为一谈，误以为这次“肇乱”是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後发起“不自量”的“革命”。

明晨，他在左文襄祠门口，亲闻“武夫传呵”，说革命军已经攻入巡抚署，再亲见“须臾，满城白旗”，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一时一地的小变乱，而是改天换日的大事件。有点慌，因为，“余亦为俘矣”；有点怕，因为，“在城，终为陷贼”也。此地不宜久留，走为上，可是，“至西门，不得出”，“至南门，已闭”，不得已，只能回到城北公寓，命儿子再探再报。

坏消息不断传来。长沙知县被革命军杀死，巡抚余诚格（素交）弃城而走，谭延闿（前湖南咨议局长，世交晚辈）“从贼”做了参议院长。既无由求助于体制内高官，又不忍心徇从反体制的贵人，进退维谷。所幸七日後全城解严，赶紧离开长沙回到湘潭。

回到老家，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供职于厘局的老朋友找他，请写信给谭延闿，证明自己“不与贼通”，他长叹一声，展示刚从省城传来的《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参议院规则》，告诉朋友，谭延闿就是参议院长。族孙被革命军抢劫，向他求助，请帮忙报官，他只能说，“今无官”，但也“不可报贼”。常大淳（前湖北巡抚，与太平军战，自杀）的孙子来慰问他，一见，却已剃发，还说要往湖北投效革命军；由此，想到谭延闿，想到刘长佑（湘军名帅）之孙，都投了革党，他不由慨叹“世职从逆”，朝廷“恤赏全无报也”。更令他揪心的是，三个儿子，代懿、代功与代舆，先后剪了辫子，皆已“从逆”。

他经历的“洪杨之乱”，那么惨酷，身边也没有这种现象，相较而言，从破坏程度来说，“辛亥之乱”要轻得多，时间也才几天，世界这是肿么了？“自来乱未若此，不乱之乱，如大乱也”。老同志碰到新问题，难怪他感到迷惘。

他给老朋友写诗：“仙家乐鸡犬，儿辈失冠巾”；描述目睹的乱象。他给自己写诗，却找不到合适的题目：“欲题七哀，无可哀；题为感遇，又不甚似；改题为悲愤”。终于，他给逃跑的巡抚朋友写信，以新词描写“悲愤”，自以为准确表达了感受：“一时才彦皆无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党，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专制，共和，自由，独立，这些新名词，如此混搭，更让我们体会到闿运的迷惘。这是真慌了。

好容易捱过几个月，民国成立，改换年号了。元年正月朔，他在日记写下三个字：“不受贺”。次日，看到清帝逊位、袁世凯任总统的电报，他总算平静下来，说：“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总结得很好。清末施行排挤汉人（重要职位皆旗人），皇族组阁（利益集团垄断权利），推迟立宪（能拖就拖，当绅民是傻子）的政策，不是视治国为儿戏吗？武昌首义，孙、黄、宋诸元勋事先全不知情，即使身在现场的首义将士也没能统一思想敲定开战的准确时间，不是视革命为儿戏吗？“打酱油”的立宪派诸君子也是毫无把握，半推半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不也是试政治为儿戏吗？三方都玩过家家，总有一家要崩溃，而崩溃的原因，就看谁更“儿戏”。无疑，清廷得分了。

平复心态後的闿运写了一句诗，恢复了所谓“帝王师”级别的判断力，诗云：“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上联，他不将时代巨变归功于革命党，下联，也不认为“乱党”孙文（他在日记曾称为“孙帝”）与“世兄”袁世凯（论辈分闿运为世凯父执）之徒真能底定乾坤。而在己，他则说：“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所谓新亭之泪，谓东晋诸人被驱赶到江南，缅怀故国，“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不由得纷纷堕泪。闿运以为不必如此，因为，他对朝廷（自慈禧政变成功上位后的朝廷）早已绝望，对国人（自湘军崛起后的争利胜于立名的风气）不抱希望，数十年来，纯以老庄之法入世，游戏人间，除了眼见的风险（如岁末缺钱度岁，兵乱易致戕身），再不以世事萦怀。

元年冬，宋教仁（时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返湘，现身于闿运八十大寿之宴，转达袁总统请湘绮先生主持清史馆的建议。闿运怎么应对的？其时他正要送女儿去上海，“怯于盘缠”，遂与教仁扯了一会儿史学淡——日记称教仁“似讲史学家，沈子培（曾植）之流也”——“即欣然应之”。

有朋友听说闿运将北上，投诗相赠，劝他莫做“莽大夫”（以王莽喻袁世凯），闿运认为这是善意，“诚为爱我”。但是，在这样的年代，莽与非莽，又何有界限可言呢？于是，吾人读史，就知道中华民国清史馆首任馆长不是别人，正是王闿运。

陈铤（龙绂瑞外孙）绘。见龙永宁《我的祖父龙璋》。

陈垣民国十九年11月14日批复其子约的家书，云：

你知王国维先生是如何死的？就是为钱逼死也。王先生月入四百元，仅够支家用及自己买书之费。他儿子死了，他亲家要他三千元交他寡媳，逼得王先生投昆明湖也。

1998年7月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戴晴对魏斐德（1937—2006，Frederic E. Wakeman Jr.）的专访，最末的问题是关于中美两国学者研究“文化”的差异，魏斐德答曰：“文化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你要解释一个现象，可以列出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几乎不可改变并且谁也不必承担责任的，就成了文化。至于中国的文化热，我想原因之一是文革对文化的暂时中断；此外，文化是全球华人认同的最普遍的基础；再有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最大困难也可以归结到文化——‘体用’问题，如何吸收异族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阻止并支持自己的制度”（《谁出钱支援社会科学研究——访魏斐德》）。

这是历史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或许没能隐藏对所谓“文化热”的不以为然，不过已经透露了魏斐德研究作为“现象”的中国近代史的态度。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无疑有很多解释，然而，那个原因才是那“最主要的一个”？魏斐德的师友与同行已经提出不少答案，如费正清、列文森以直观的“挑战-回应”标举的“西潮冲击论”，如芮玛丽、费维凯对保守主义充满复杂情绪的的“传统障碍论”，如史华慈、萧公权、瞿同祖诸人细绎史乘後不无同情而揭示出来的“内在动力论”，如孔飞力强调中外互动的“民族觉醒论”，如柯文因反对欧洲中心观而创意的“中国中心观”，如余英时体贴入微而保持批判的“内在理路说”。那么，如果可以这么问的话，魏斐德的态度是什么？

就像回答戴晴的问题，我们读他所写下的有关中国史的著述，似乎听到他委婉而不断的表明，近代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作为历史学者，“不必承担（这种解释的）责任”。他对史学的真切而一贯的兴趣，不在为近代中国转型提供一套解释性的理论，而仅在于“叙事”。当然，魏斐德的历史叙事不是通常意义的讲故事，而是“叙述和评论的相互渗透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成功的叙事不仅使遥远和混沌变得清晰明了，也具有解释功能”（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

康无为（Harold Kahn）对此印象深刻，他以魏氏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翁圣宬在其硕士论文认为这个译名未能准确表达此书的题旨，所言甚是）为例，说，此书充满繁琐的史实，无论篇幅之巨，包罗之广，还是细节之多，都令读者敬畏。“历史变得叫人透不过气，好象背上有一大堆人物，在他们被永远扔出史书之前，正苦苦哀求着读者聆听他们的最后一次倾诉”；可是，作者为何要“故意”列举那么多读者并不需要知道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介绍行军日志和君臣诏奏，为什么对明显不具决定性的事件也要详述来龙去脉？康无为苦思良久，终于想明白，魏斐德所以匠心独运，“编制”一种“针脚缜密，前所未见”的“独特的叙述文体”，是要用来“不断减缓历史的节奏”，让读者亲切感知兴亡易代之际的残酷、复杂与多变；若非采用这种叙事体裁——譬如，转用结构主义史学擅场的长时段分析型架构——读者将无由理解魏斐德提出的极其重要的概念：超越朝代更迭的“忠”。在满洲征服中国的过程，抵抗者受到残酷对待，汉族民众被屠戮，知识分子蒙受侮辱，然而，天下大定之後，清代皇帝却对那些忠于明朝皇帝的臣民褒扬有加，不论这些人奋起反抗“逆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誓死不屈从于满洲的铁蹄，甚而只是在狼烟四起之前在体制内与“阉党”作斗争。描述如此复杂的局面，需要“细密画”式的叙事文体，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体，才能勾勒出“忠”这个概念在特定时期是如何从“具有特殊性质的价值观念倏地被转化为具有普遍性质的信条，从而显示，国家乃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制度，不像朝代不免兴亡，而更具有超越永恒的价值”。魏斐德或许没有对满清何以取代朱明做出终极解释，但是通过对“忠”的叙述与阐释，揭示了历时千馀年犹能稳定传承的“中华帝制的无比韧性和十足霸气”（《三位史家以及对他们作品的反思》，载《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

早在三十馀年前，魏斐德撰述个人第一部史学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就大致确立了这种叙事风格。其书介绍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广东地区包括中外战争、土客械斗、官民矛盾、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内的各种冲突，而能将这些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主题，则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魏斐德不同意通常将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简化为民族主义抗争的论调。不仅在广东人与英国人之间，即在广东本地人与外省移民之间，同村与外村之间，同姓与异姓之间，甚至同一方言人群与其他方言人群之间，都出现了相同强度的暴力对抗，显然，“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而据魏斐德描绘的历史图景，官僚系统勉力维系具有“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性质的中华帝国的统一，然而，终究无能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有经过现代化转型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帝国“一旦崩溃，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参考李健民所撰书评，《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大门口的陌生人》出版後，他出人意料的写了一本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思想史著作。再後，仍然回归清史，出版了题名《中华帝制的衰落》的教科书。一般而言，教科书的写法不同于专著，读者似乎不可能从中领略魏斐德独特的叙事文体，然而，除了前面四章，全书尽管不无克制，仍然基本保持了魏氏著述的一贯风格。这或许是此书长期受到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

而自学术角度而论，此书另有胜场。在此前後魏斐德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思考，皆能从《中华帝制的衰落》找到痕迹。譬如，对华南地方史的特殊性的领会，令他能够简要说明“19世纪东方专制主义下地方主义的发展，及其成为现代军阀主义的演变过程”。学术生涯早期对太平天囯战争的深入研究，令他了然于“同治时期儒家统治的复兴及其以民族主义者形式再现的过程”，而发轫于同时的“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展开的角逐”，也成为其书的重要线索。因为清史教科书必须写到清朝之覆亡，他自然要从革命的果反推受命的因，而正是在此探索过程中他得出了近代中国“国家权力对于社会进程不断渗入”的总结（前揭“忠”的发明可见一斑），从而不仅通过《洪业》，也通过对1950年代以前上海警察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可信的阐明了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主题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魏斐德《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还可以魏氏之书与《剑桥中国史》的清史部分略做比较。黄宗智认为，大陆学者在1980年代对剑桥清史推崇太过，其实此书“只能算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第一代的官方史的结晶品”——意即费正清主持编撰的建立在“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基础上的稍嫌过时而又缺乏指导意义的教科书。在以珀金斯、施坚雅为代表的具有“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特色的第二代学者，以及魏斐德参与创导的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研究”为特色的第三代学者看来，剑桥清史对大学本科生而言，“分量太重，过分琐碎”，兼以成于众人之手，不论文体与内容，都不能前后连贯，而对专业学者来说，其书“又不能深入，未达到专著的水平”。因此，在美国的影响，反不如在大陆这么大（《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中华帝制的衰落》没有黄宗智所举的弊端。只是，成书三十馀年後才在大陆出版，其书故有的针砭之效与先见之明，在学术日新、学风已变的时代，那些内容历劫不磨，那些说法或须商榷，犹待评估。然而，此书是魏斐德学术生涯承前启後的关键作品，也是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的重要作品，必将长期在学术史上保持价值。至于翻译校对之不能尽善，则犹有待于未来再版的订正，庶能告慰作者的在天之灵。

测字，看相，寻地脉，观天象，茅山法，诸凡种种，皆属所谓“封建迷信”。据说，稍具科学素养的现代人，都不信这一套。只是，在今天，谈星座、玩塔罗牌、讲求风水的人，遍地都是。这些玩意儿，即由计算机程序演算，又能比“封建迷信”先进到那里去？尽管前辈时贤的这类消遣都不怎么科学，然若亲身经历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又不得不信几分“迷信”。鄙人固然见过几桩，不过，遵圣人之教，谨守“不语禅”，只介绍一件曾国藩的落後事迹。

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国藩在籍守制，一日，听说老九（其弟国荃）家请了乩仙，不由兴起，“步往观之”。一去，只见亲戚邻人围住沙盘，各问功名，扫兴的是，乩仙根本无视，沉吟不答。再三请教，乩仙才画了九个字：“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请作一篇题为《偃武修文》的赋，而这篇赋限用闲字韵。围观群众问功名，乩仙不正面回答，却出了一道作文题，大家纷纷摇头，表示压力很大。国藩不愧是博闻强识的学者，最先反应过来，说，这是一条旧灯谜，打一字。

什么字呢？按，这条秘语的制作方法称为“清面法”，即“注销法”，也称“题面叫出法”，官方解释为：“谜面有字没有踏实谜底文义，这个衍字又能用注销词叫出”。于是，欲解此谜，关键在于“注销”谜面的“衍字”。谜面既曰“得闲字”，那么，就是说：“得”字，是闲字，是没用的字，可以“注销”；而前面的“赋得偃武修文”，去掉“得”字，就成了“赋偃武修文”，这才算“叫出”了真正的谜面。接下来就不难了。“赋”字，由贝、武构成，既说“偃武”，则是将“武”放倒，剩一个“贝”字；又说“修文”，则是添一个“文”字。谜底就是：贝+文=“败”。

国藩猜出谜底是“败”字，却不知其意所在，继续咨询：“仙何为而及此？”乩仙一看来了知音，速速作答：“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按，湘军主力部队由其时的第一名将李续宾率领，于四月初八日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江西九江城，捷报早已传至湘乡，而乩仙竟说“败”，竟说“不可喜”，这是怎么回事？仓促间，又问，大仙您这是“为天下大局言之耶，抑为吾曾氏言之耶”（是说大清要亡国呢，还是曾氏会败家）？乩仙答：“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国藩虽没听明白，还是不由自主感到“凛然神悚”。这一轮的问答，令人不得要领。可是国藩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只好与大仙拉家常，问您贵姓，几级干部，这是要往哪儿去。这位乩仙，开始是高深莫测，这会儿一变而为平易近人，说，俺免贵姓彭，河南固始人，官至都司（清代武职，正四品），咸丰二年，死于征战，升天後，上帝念我保家卫国，劳苦有功，特授雲南大理府城隍。今日赴任，路过湘乡，与你相见，十分有缘，给你泄露一点天机，别人我还不告诉他。云云。聊了一会，国藩还是没搞明白“败”字啥意思，遂“再扣之”，不料方才热闹非常的沙盘，至此“寂然不动”。看来，大仙忙着赴任，已经上路了。

猜着了“败”字，却猜不着何人会“败”，“败”在何处。直到半年後，国藩才知道，天命早定，仙不我欺。其时，李续宾于克复九江後，受命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一月之内，率部长驱五百里，连克太湖、潜山、桐城与舒城，锋锐无比，一时无两。只是，太平天囯火速调集陈玉成与李秀成两路大军（人数约在十至三十万间），回援庐州，在庐州西南的三河镇，团团围住湘军（人数不足六千）。十月九日，两军决战，结果是湘军被太平军全歼，主帅李续宾自杀，国藩之弟国华也在此役殉职。

三河之战是湘军战史上最惨重的败绩，也幾乎扭转了太平天囯的颓势。彭大仙半年前教曾国藩猜的“败”字，有了下落；他所说的“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也有了下落。国藩是真服了，多年後谈及此事，说：“其效验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咸丰十一年春，有一位将军，忙里偷闲，去皖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接受了一次“拓展训练”。他的任务是攀上皖山主峰——天柱峰。此峰海拔1488米，“一石浑成”，挺拔削立。在没有磴道、缆车的时代，他能利用的工具不过是竹竿和绳子。当然，既是“训练”，自有老师辅导他；老师贺良谋，系潜山土著，是登山高手。竹竿和绳子，也是贺老师为他准备的。竹竿长约二十米，巨则巨矣，在黄河以南倒不算稀见。两条绳子比较神奇，“以淡黄细草为之，如汲绠而略纤，长十丈许，滑润不龟手，真灵物也”。然而，仅用一竹二绳，就能登上“平直如砥，光泽如蜡”的绝壁？

天柱峰西北隅有石壁，略分四级，每级不过三十米，逐级而上，遂至顶峰。方法是，先将一条绳子缠在竿头，再将竹竿竖起，卡在石缝中；贺老师在腰间缠住另一条绳，攥住垂下的竿头绳，缘壁而上，及顶，则将竿头绳系在石顶小树上，以便将竹竿牵引上石。待老师料理妥当，将军亦将绳子缠在腰间，援壁而上。如此，重复四次，即能登顶。

只是，谈何容易。真攀爬起来，即使是以前登过恒山、崂山与华山的将军，对此奇险，也是“意颇窘”。贺老师教他别害怕，并授秘诀：“用双手牢握垂绳，伸直两骽（腿）抵石壁上，凝心定气，把这石壁当作平地看，屈身作扫地形，须要手足相应，手进一握，足进一踏，初觉艰涩，十步外即不难矣。要紧在足心贴石，膝盖放平，膝平骽自直，开步自易，若稍一跧屈，则头额烂矣”；这段话要总结，就是一个“绷”字。绷紧了，则人与绳与壁成为一个三角形；今日地球人都知道，三角形是世间最稳固的形状。将军依计而行，兼之贺老师不时“从上提挈之”，果然，先难後易，没花多长时间就登上了第一级。如此，重复四次，即登上了天柱峰。

登顶後，看一回状如烛焰的巨石，将军向老师问起传说中的“天池”。所谓“天池”，也就是高处的池子，天最高，故名天池。吾国高山似皆有天池，天柱峰不能例外。而且，平素安徽官员祈雨，都请贺老师登顶从天池取回“天水”，方有灵验。乍听将军问天池，老师笑了，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将军一看，不过是“石中略凹，仅如砚受墨处”，与想象中的天池大相庭径。再问，“天水”呢？老师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天水”！“往昔取水，皆我以竹筒盛水携上，倾水凹处，复掬入筒中耳”。将军闻言，相视而笑。

下山後，将军写了四个大字：“孤立擎霄”，请贺老师刻在山崖，直到今天，游客仍可欣赏他的法书。又写了一篇《天柱刊崖记》，纪念这次壮举。此後，他又参加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役，再後，去到新疆，官至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兼署伊犁将军，赫然二品大员矣。惜未能善终，“晚年生计窘甚”，中风瘫痪，死在那一年，也没人知晓。

当将军还是一个青年，他从故乡来到湖南，拜会守丧在家的曾国藩，适逢主人不在家，其子纪泽接待了他。其时，年未弱冠的纪泽尚不谙外交礼节，看到一个徒步而来身汗身水讲一口普通话的人说要与他父亲商讨军国大事，不禁起疑，乃以对“役夫”的规格接待将军。将军“怒”，未多言语，打到他仆街（“捶子仆地”）。国藩归，立向将军谢罪，“留宿焉”，并畅谈数日。将军终不喜国藩，转回湖北，投奔了胡林翼。登天柱峰，就是他在鄂军时的事迹。

将军姓李，名雲麟，字雨苍，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所谓“盘山李氏”也。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看看国藩的自述。

咸丰三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因为资源有限，不可避免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生冲突。所谓资源，一是人力，二是财力。国藩的理想，是率领本土的精兵强将，利用本省的财政收入，去省外“迎剿”太平军。秉章是地方首长，则认为优势兵力与稳定收入皆应为湖南所用，不要管外省的闲事。然而，一省的兵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不足以同时支持两套战略。于是，曾、骆展开竞争，抢人抢钱。

抢人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将领王錱，转投骆秉章；最有潜力的塔奇布，则忠于曾国藩。勉强算是平手。然而，决胜疆场与运筹帷幄，都很重要。武将以外，还得抢文职参谋。其时，最有名望也最有才干的参谋长人选，当然是左宗棠，遗憾的是，他选择留在湖南，为巡抚服务；另有郭崑焘（近代名人嵩焘之弟），是理财第一高手，也选择在地方工作，不去远征。综而计之，抢人，国藩输了。

其次则须抢钱。国藩善写奏折，哭穷本领大，博得皇帝的授权，硬生生从湖南的财税收入割走几片肥肉，获得启动资金。此外，在省内交通要道设点征收厘金，获得长期有保障收入，能够支持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也是筹饷的主要办法。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试想，草创阶段，国藩既不能给人颁发文凭，也不能给人发放官衔（这两种执照例由户部、吏部颁发），人再有钱，也不会听劝啊。所以，国藩只能耍无赖，搞勒捐。

勒，就是绑架勒索的勒；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令他得不偿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枉钱，还没捂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的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雲（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谋其政，无可厚非。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才说：“骆籲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都是堂堂大员，咫尺之隔，竟然见面说几句客套话这样的虚文也不讲了。双方势成水火，可以揣想。

结局大家都知道，省城官场在巡抚的默许下，对国藩群起而攻，国藩扛不住，只能逃往衡阳，另起炉灶。至于四年後，国藩从江西回来，宗棠借题发挥，痛斥他不忠不孝，论者或认为这是曾、左交恶的开篇，其实错了。惟有国藩知道的最清楚，他们哥俩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即是植于人家屋舍旁藉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惟有国荃，钱花的比人多，地买的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只。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国荃统兵，战胜攻取确实有一套，做官则嫌“懵懂”。同治三年，身为湖北巡抚的他，参劾按察使唐训方，列明过犯之後，摺末云，“（唐氏）系督臣得用之人，恐失和衷之道，请皇上作为访问”。按，巡抚参劾按察使，略当今日之省长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罢免公安厅长（其实那个时代地方长官的权力更大一些），只要说清楚按察使犯了哪些过错即可，何必没事找事，说什么按察使是总督的人。难道是总督的得力助手，就连巡抚也要忌惮几分？这么一说，置国法吏则于何地，岂不摆明了说吾省官场有派系有人事斗争？更搞笑的是，不过两月，国荃竟上摺参劾总督，试问，这时候就不怕“恐失和衷之道”了？国藩对此，评曰：“令人大噱”。

不过，国荃之中年与晚年，区别很大。後来的乐观大度，自在恬和，似换了一人。此或与国藩的劝诫有关。国藩尝云：“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故我常称人身为运气口袋”；又云：“不信书，信运气”。用今天的话说，可算他的“成功观”。具体到国荃身上，他说过：“（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这些话，即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科普版，细究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只看内心能否真正信从。照传统标准而论，国荃晚景甚佳：年寿既高，子孙繁衍，且有出息；许是真悟了他大哥的话？

王安石诗云：“丹青难写是精神”；窃以为，孙总理的精神，最是难写。尝试写来。

中华民国元年8月24日，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应邀入京，会见现任大总统袁世凯。其时，总统府设于铁狮子胡同的旧陆军部衙门；孙文自天津坐火车来，下了车，不去宾馆，即赶往总统府，到了府前，袁世凯已在大门迎候。有位总统幕僚，写诗记录了这一景：“春气方洋溢，有客自南至。主人迎之门，口称老同志。握手致殷勤，精神久默契。相携入宾座，高谈极闳肆”。

在清朝，袁世凯是“功臣”，孙文是“乱党”，判然两路人，这会儿怎么互认了“同志”？泛泛而论，不难解释。套用那句名言，可说：革命业已成功，同志无妨饭醉；以前再有立场的对立、生死的争斗、个性的冲突，一旦团结在革命、共和的大旗下，则互道一声“老同志”，乃至把臂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游玩一番，实在是恩仇俱泯其乐融融的太平气象，毋庸置疑。

然而，也可以借用《申报·自由谈》（1911年10月25日）在武昌起义之後、民国建立以前刊出的一篇游戏文章，描摹大总统这一刻的心事。文章戏拟袁氏的口吻，云：“世凯与吾革党志士别三年矣，未知革命志士尚念及世凯否，世凯则固未尝一日忘吾革党志士也。乃者值此兴灭之时，使世凯再与吾革党志士相见，频年忧闷之情竟不胜其携手登台之乐。世凯一至，即当进吾革党志士于廷，除旧布新，共筹所以兴汉灭满之策。革党志士苟有驱除清政府之良谟，倘属切实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采访”。按，所谓“三年”的“忧闷”，是指袁世凯被清廷逐出北京，退居故乡的低潮期；而“共筹所以兴汉灭满”云云，则是同情革命的作者，以戏谑之笔，暗讽袁世凯当以天下为重，弃暗投明，襄助革命；而“革党志士苟有驱除清政府之良谟”云云，则是善意调侃革命党，说他们开得了场，却结不了局。世凯的心意固不可知，他的行为倒是真如所述，一手操办了清室退位、废除帝制的大事，“除旧布新”，且“进吾革党志士于廷”。因此，他以“老同志”自居，很妥贴，不唐突。

至于“精神久默契”的“精神”二字，则不妨认作孙文的典故。尽管身为“国父”，他还真不知道催生民国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将在何时何地打响。1911年10月12日晨，流亡美国的孙文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某餐厅读报，看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数字，才明白十几天前黄兴给他发电报，云“请速汇款应急”，所应之急究为何事。及至12月25日，他辗转欧洲、香港到了上海，才上岸，即见因为缺钱而担心革命无以为继的同志们一拥而上，向他请示是否带了足以购买军舰的巨款，孙文Smilence，良久，方正色云：“余携全副革命精神以归。款项？其馀事也”。四日後，即将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可被他称为“馀事”的经费仍然不能到位，也是“老同志”的汪兆铭，正在沮丧，听到还有人梦呓“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云云，按捺不住，恨恨道：“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

汪同志小瞧了这副精神，日後也因缺了这副精神而身败名裂，不赘。自始，孙文就知道临时大总统无法转正，但他有精神，故与袁世凯隔空喊话比拼内力时未落下风。当选後，他向北京打电报，虽然说“虚位以待”，自己却仍署总统之号，而称世凯为“北京袁总理”。袁世凯亦要较劲，回电称他为“孙逸仙君”，摆明不认这个总统。孙文不折不挠，再致电，则直呼“袁慰亭君”，也不讲礼貌了。

口角终有消停的时候，自临时总统让位，袁大总统上台，各自休息了几个月，南北双雄，终于要坐下来谈一谈。袁、孙在北京，相见十三次，每每长谈，首日即说了四个钟头话。孙文以行医多年的资格，将国势比喻为“二竖入膏肓，四体成萎痹”。袁世凯自承听不懂医学术语，请换个话题。孙文又以逃亡多年遍游欧美的经历，给他讲“筑路十万里”的重要性，谓非如此不能“尽地利”、“兴百工”。这话袁世凯听明白了，点点头，不数日，即手书“孙文总理全国铁路事宜”的委任状，送到下榻宾馆，并附了一个扎实的红包。只是，说好的铁路建设经费，没了下落。史上也没有孙文向纪委退还红包的记载。于是，国务演为私情，算是两下扯平。

不过，并非每次会面都这么和谐。第三天，袁世凯设盛宴款待，与宴者四百多人。一般而论，这该是共和的大会，谅解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孰料，竟是一个鸿门会。刚上第二道菜，会场里即有北洋军人站起来“呼喝乱骂”，一会说“共和是北洋之功”，一会说同盟会是“暴徒乱闯”，一会甚至点名骂人，说“孙大炮”是“大骗子”，纷扰嚣乱，历半小时不休。在此期间，总统袁世凯作为主人，毫不介意贵宾的尴尬；陆军总长段祺瑞作为上级，竟不喝止下属的无礼。再看孙文，还有坐他旁边的秘书宋霭龄，“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小酒喝着，静候上菜。

有总理的同情者，事後分析：这显然是排好的一出戏，北洋军人蓄意挑衅，就等着孙文或随员忍无可忍，起而驳辩，则借机“侮弄他一番”。可没想到，孙先生及革党诸君子，“若无所闻”，“始终没加理睬”，涵养之深厚，真非凡俗能望项背。这套说辞，大概是最靠谱也最得体的分析。当然，今日读者也可以理解为，袁世凯手下有项庄，孙文帐里却无项伯与樊哙。须说明的是，项庄项伯云云，他们都不是一个人，而应指代为他们所代表的军队。谁见过重庆会谈蒋介石敢这么干的？尽管他因为不能与毛泽东达成协议，恼羞成怒，幾乎要将“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扣留“审治”，最终，还是不敢挑战苏、美二国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证，自觉不能“孟浪”，只得放虎归山，“惟有天命之是从”。不过，韶山赴会之从容，与夫香山预宴之狼狈，不好相提并论。其人固各擅胜场，各有缺陷，然就一顿饭来说，时隔势异，胡足以论优劣？

近百年後，恰在“春气方洋溢”的时节，吾人再读总理遗教，想念总理革命底生涯，浪漫底情怀，尤其那副多变而又执著底精神：其疾如风，不动如山，动如雷震，难知如阴。恍惚间，想起龚自珍的名句：“顽仙一觉浑瞒过，不在鱼龙曼羡中”，不禁神往，继以惘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

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New York: The Penguin Books, 2007. 332pp.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259 頁。

擅長講中國歷史故事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近有一書敘述明末散文家、詩人、史家張岱（字宗子，1597-1680?），內容計分九章，一、〈人生之樂樂無窮〉(Circles of Pleasure)，二、〈科舉功名一場空〉(Charting the Way)，三、〈書香門第說從頭〉(On Home Ground)，四、〈浪跡天涯絕塵寰〉(The World Beyond)，五、〈亂世熱血獨愴然〉(Levels of Service)，六、〈王朝傾頹亂象生〉(Over the Edge)，七、〈散盡家產留忠心〉(Court on the Run)，八、〈繁華靡麗皆成空〉(Living the Fall)，九、〈寄諸石匱傳後世〉(Reclaiming the Past)。從這些標題大略可知，史景遷主要在敘述張岱的一生，像他其他許多著作一樣，重點不在理論與議題，而在敘事。史景遷的敘事依舊優美，不過讀者很快會發現，這本敘述張岱的英文書，很不尋常地翻譯了大量的張岱原文，即使不計「覆述」(paraphrase)部份，篇幅亦已超過全書之半，隨便翻開第174-175 頁，幾乎全是英譯張文。

這篇書評因而聚焦於中譯英的問題。史景遷所譯張岱文，有其妥貼而又雅致的一面，例如譯張岱在一篇遊記中的一段話：「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中看月，小傒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the house gates were all closed and people were sleeping deeply, one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from a single lamp. In the silent darkness, the mood was somber. I laid out a clean mat in the boat so I could lie there and look at the moon; in the prow of the boat, one of my young serving companions began to chant a song. The drinking I had done blurred with the dream I was having, the sound of the song seemed to recede, the moon itself also seemed to grow paler. Suddenly I was asleep.)（見溫譯本頁33；原書頁28）

這一段中英兩種文字一樣優美。我們注意到史景遷必須用比張岱多三倍有餘的文字來達到相等的美感，但這不是任何英譯者的能力問題，只是顯示古文比現代文字更具簡潔之美。不幸的是，史景遷的譯文有太多的錯誤或可待商榷之處。由於譯文所佔全書篇幅如此之大，指出其中的許多誤譯，應非「找碴兒」(nitpicking)；不過，在此僅能舉其大者，不及細微，以備讀者參考，或也將有功於作者。

此書已有漢文譯本，譯者溫洽溢不取直譯，書名《前朝夢憶》固勝於「回到龍山」(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漢譯書名與篇名都比較合乎中文讀者的口味，亦甚切題，值得讚賞。譯者將英文原著所有漢譯部份恢復了張岱的原文，為讀者提供了中英文互觀之便。

史景遷開筆即亟寫張岱居處的樂趣，所謂「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溫譯本頁23），作者將「便淫冶」譯作「有許多性慾發洩的機會」(many chances of sexual adventure)（頁13），其實，「冶」指「艷麗」；「淫」形容「艷麗」之盛，若謂「淫雨綿綿」，喻雨水之多，與性並無必然的關係。張岱形容「士女凭欄轟笑，聲光淩亂，耳目不能自主」（溫譯本頁23），作者誤將「士女」譯作「年輕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頁13），其實士女就是女士，男性無與也。至於把士女們「星星自散」（溫譯本頁23），譯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頁14），則是鬧了大笑話，把形容詞當名詞了。

張岱說：「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是動人。」（溫譯本頁24）形容巷子內房舍林立，美觀動人，不能將「飄灑」這個形容詞翻譯作「在風裡移動與顫抖」(stirring and shivering in the wind)（頁15）。張岱在海寧觀潮，形容那驚心動魄的片刻，甚是精彩，史景遷也力圖轉化為同樣精彩的英文，可惜他還是誤解了一些句子。如「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溫譯本頁25），意指當海潮愈來愈逼近時，聲勢更加浩大，猶如颶風擊揚，驚濤拍岸，不是忽然真有「一陣颶風吹來」(a howling gale pushed the wave onwards)（頁17）。

張岱在寒冷的雪山中「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欱之，竟不得醉」（溫譯本頁32），意指他為了解寒，大觥飲酒，酒氣冉冉，然至積雪將成，居然尚未醉倒；史景遷因斷句之誤，譯作費解的「酒之熱氣被積雪所吞噬，以至於我沒有醉」(The hot vapors of the wine were swallowed up by all that accumulation of snow, with the result that I did not get drunk)（頁26）。張岱來到西湖的一個亭子上，見到二人坐在地上喝酒，便與他們共飲幾杯，離開時聽到船家說：「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溫譯本頁33）船家先看到這兩位遠從金陵來的相公，到此飲酒，感覺有點癡，孰知更有張岱居然跟他們一樣癡；然而史景遷把先後弄倒了，譯作「不能怪這位年輕主人痴，這裡有二個比他更痴的人」(One can’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頁27）。張岱與陳洪綬在西湖見到一女子，很喜歡，問她家住何處，她「笑而不答。章侯（陳洪綬）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溫譯本頁38）史景遷不知西湖的岳王墳就是岳飛的墳，因而誤譯為「見她走

過古越王們的墓」(saw her pass by the tomb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Yue)（頁35）。

張岱有自己的戲班子，培養出有聲價的伶人，有聲價的伶人又培養出更多有聲價的伶人，因而自鳴得意：「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聲價者多有之。」（溫譯本頁42）史景遷譯對了前一句，卻搞錯了後一句，誤為「之後由於我所培養出來有聲價的伶人，我自己也變成有名了」(Later, by way of these actors whom I had made famous I myself became famous too)（頁41），「我自己也變成有名了」一語不知從何而來？「多有之」三字又作何解？

張岱說他父親雖然雙眼已看不太清楚，仍然「漆漆作蠅頭小楷，蓋亦樂此不為疲也」（溫譯本頁62）。蠅頭小楷為考試所必須，故雖視茫茫，仍樂此不疲；然而史景遷的理解是：「父親完全無法閱讀用小楷寫的或印的文本。」(Father altogether lost the ability to read texts written or printed in small characters.)（頁57）張岱的堂弟張培雖然眼瞎，仍喜歡聽讀，入耳不忘，如「朱晦菴的《綱目》百餘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號，偶舉一人一事，未嘗不得其始末」（溫譯本頁64）。史景遷似不知朱熹的《通鑑綱目》是一部書，有百餘卷之多，故譯為「他（張培聽讀後）從頭到尾記得朱熹歷史文摘中所列舉的百餘種書目」(There was not one among the hundred or more titles listed in Zhu Xi’s historical digest that he did not memorize from beginning to end)（頁59-60），又誤譯了。

張岱的族祖張汝森喜好飲酒，「月夕花朝，無不酩酊大醉」（溫譯本頁70），史景遷將前半句解釋為：「不論是月宴或花節」(be it at the moon feast or the festival of flowers)（頁70）；然而月夕指晚上，花朝指白天，意即整天，原文中並無宴會與節日的意思。這位族祖也喜歡跟張岱的祖父出遊，所謂「杖履追陪」（溫譯本頁70），「杖履」為敬老語，指張岱的族祖追陪張岱的祖父，不是如史景遷所謂「他（族祖）拿起柺杖，穿上鞋子，隨他（祖父）而去」(he would grab a staff, put on his shoes, and be off to join him)（頁71）。族祖汝森「卜居龍山之陽」（溫譯本頁71），「卜居」早已成為選擇居所的名詞，不是史景遷所謂「汝森用卜卦來決定在龍山之南建屋」(Rusen used divination to find a site for a house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Dragon Mountain)（頁71）。

張岱的祖父張汝霖與汝森相比，酒量很小，故謂：「余量最下，效東坡老盡十五琖，為鼠飲而已矣。」（溫譯本頁71）他的小酒量只能效法蘇東坡喝十五小杯，比起汝森的酒量，猶如鼠飲，但史景遷不知「琖」是小杯，又誤會了，說是「我（如霖）的酒量很小，與（詩人）蘇東坡一口氣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飲酒界的小老鼠」(My capacity for drink is small, and compared to [the poet] Su Dongpo who could drain fifteen wine cups in a row, I am a mere mouse at this drinking business!)（頁73）張岱的祖父是跟他會喝酒的堂弟比，而以蘇東坡的小酒量自比，史景遷把整個「文義」弄錯了。

張岱祖父的媳婦朱氏是禮部尚書朱賡的女兒，然而朱賡「子孫多驕恣不法，文懿公（朱賡）封夏楚，貽書大父，開紀綱某某，屬大父懲之猶我」（溫譯本頁85-86）。史景遷不知「夏楚」是體罰的刑木，以致於譯為：「朱賡的許多子孫驕恣不法，當他收到他公署的木棍，寫信給祖父，列出一系列的規條，授權祖父處罰他們像他自己的子孫一樣。」(Many of Zhu Gang’s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arrogant and disobedient. When he received his staff of office, he wrote a letter to grandfather, listing a whole series of rules item by item. He authorized grandfather to punish the Zhu offspring as though they were his own.)（頁88）其實是張岱的祖父收到朱賡寄來的刑木，並在信中要求祖父處罰這些驕恣的子孫，像對待自己的子孫一樣，這樣句子才通順。

仲叔就是二叔，不是史景遷所謂的「其叔名仲叔」(Uncle Zhongshu)（頁89），這位二叔會畫畫，「年十六七，便能寫生，稱能品，後遂馳聘諸大家，與沈石田、文衡山、陸包山、董玄宰、李長蘅、關虛白相伯仲。仲叔復精賞鑑，與石門先生競收藏，交遊遂遍天下」（溫譯本頁86）。這一段張岱的話，史景遷誤讀了好幾處，「稱能品」意謂他的作品已經相當夠水準，而不是「他特別擅長評估物品的價值」(he had become especially good…at estimating the worth of things)（頁89）；「後遂馳聘諸大家」，意謂之後他與許多名家並駕齊驅，而不是「之後他很快地去瞧瞧這所有的名家」(later, he made haste to look at all the great masters)（頁89）；所謂「相伯仲間」，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即他的作品與這些名家相比，已經不相上下，而不是「熟悉這些有名畫家的作品」(became at home with the works of painters as Shen Zhou…)（頁89）；「交遊遂遍天下」一句並不難懂，就是朋友滿天下的意思，而史景遷居然譯作仲叔與石門「兩人一起遍遊天下」(together, the two of them traveled all over the country)（頁90）。張岱的弟弟張山民夜讀「必焚香煮茗，挑燈博覽」（溫譯本頁91），史景遷將「挑燈博覽」誤譯為「挑燈瀏覽他的寶藏」(browsing by lamplight through his treasures)（頁98）。張岱的母親「不辭勞苦，力足以給，故終宜人之世，先子裒然稱富人也。」（溫譯本頁93）由於張母勤儉持家，所以她在世之日，張岱的父親仍感富足，但史景遷把「終宜人之世」譯作「母親的晚年」(in the closing years of mother’s life)，將「先子裒然稱富人也」譯作「父親用家裡的錢，所以過得富足」(father drew on the family resources so he could live like a rich man)（頁101），把張岱媽媽的「不辭勞苦」給忘掉了。

張岱外出遊山玩水時接觸到許多奇人軼事，包括來自西洋的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當比較中西文化的差別時，張岱有言：「其俗，凡讀書學道者不娶，中制科為榮耳。」（溫譯本頁119）所謂「讀書學道者」，就是像利馬竇那樣的天主教神父，當然不娶，也不能娶，然而作者卻誤譯為：「按照他們的習俗，凡讀書人皆不娶。」(According to their custom, all those engaged in academic pursuits never marry.)（頁132）在中國也有讀書學道者不娶之例，絕不可能凡讀書人皆不娶；接著「中制科為榮耳」明明說在中國則以考科舉為榮，而竟被張冠李戴譯作：「（他們）認為通過考試是他們唯一的榮耀。」(consider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their only source of glory.)（頁132）

張岱的祖父文恭「捐館（萬曆十六年），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溫譯本頁133），祖父死後漸至的家難，包括縣官刻意找舊日的仇隙來欺侮人，史景遷不解「修舊隙，魚肉人」的意思，遂譯成漫無邊際的「縣官改變舊日的土地登記制度，而其做法又極不寬恕。」(The local magistrate altered the old system of land registration, and was unsparing in the way he did it. )（頁146）張岱說他的祖父「讀書龍光樓，輟其梯，軸轤傳食，不下樓者三年」（溫譯本頁133），史景遷的譯文是“Grandfather pursued his studies in the Dragon-bright tower,climbing up to the top and having his meals sent up on a pulley; for three years he never left the tower.”其中將「輟其梯」(taking away the ladder)誤譯為「拾梯登樓」(climbing up to the top)（頁146），「輟其梯」才能說明不下樓的決心。張岱說大家都尊敬他的父親，成為莫逆之交，所謂「皆敬禮先子，稱莫逆」，史景遷不解「稱莫逆」何意，將之譯作「給他平亂者的稱號」(gave him the name “The Rebel Pacifier”)（頁147），顯然將「莫逆」(best friend)誤解為「平逆」(rebel pacifier)，失之遠矣。張岱的族祖張如方對妻子說：「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填溝壑必矣。」（溫譯本頁135）史景遷譯作：「我一貧如洗，如再依戀家裡的舒適，必將死於溝壑。」(I am completely poverty-stricken, and if I cling to the comforts of home any longer I will surely end up dead in some ditch.)（頁149）他不知棧豆是馬料，「駑馬戀棧豆」，典出《晉書》，比喻「內疏而智不及」，這樣下去才會死於溝壑。典故固然有點難為史景遷，但明知這話是張如方對妻子說的，仍然不知「若」指他的妻子，就難辭其咎了。張岱的三叔機警善應變，過目不忘，「凡臺省部寺，朝上疏，夕必伺於三叔之門，探問消息，車馬填擁，行者不得路」（溫譯本頁142），「臺省部寺」都指中央政府機構，而史景遷譯作「中央與省級政府」(All those in the provinci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頁159），臺省固然是中央政府機構，「部」在字義上可作地方政府的統稱，但六部已是明朝中央政府的主要機構，而「寺」自漢以來就指中央政府九卿的官署；再看上下文，唯有出自中央政府機構的上疏，才有可能早晨發出，傍晚就有大批人馬到三叔處打聽消息，擠得水洩不通！

論及寫史，張岱認為「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於是說：「蓋傳神正在阿堵耳。」（溫譯本頁155）「阿堵」是晉代俗話，意謂「這個」，或「這裡」。大畫家顧愷之繪像，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此阿堵，謂眼也，張岱用此典來比喻，寫歷史也要能畫龍點睛，才能拾遺補闕，呈現歷史真相，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遷不解其意，只好胡亂譯之為：「傳神寫照要能確認明顯的性格。」(The key to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someone is to identify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頁173）張岱的堂弟張燕客性情最為暴躁，「有犯之者必訟，訟必求勝」（溫譯本頁161），主詞顯然是燕客，但史景遷在譯文裡把主詞變成了受詞：「被他（燕客）侵犯的人們不得已將他訴之於公所，如果他們訴之於法，他們決計要贏。」(Those people he had violated felt compelled to bring lawsuits against him, and if they invoked the law, then of course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win.)（頁182）

張岱晚年在快園回憶往事，隨即「命兒輩退卻書之，歲久成帙」（溫譯本頁202），「歲久成帙」不能譯作「歲久成習」(After some time, this became a habit)（頁231），蓋「帙」者「書物」也，兒輩們記下他的回憶，久而成冊，文義才通。張岱為他五個叔叔寫了《五異人傳》之後，認為他的高祖以下到他的父親，都值得寫傳，所以「自足以傳」不是史景遷所理解的「他們足有能力寫他們自己的傳記」(they were fully able to be their own biographers)。關於祖父的事知道得不夠，所以「有不能盡傳之者也」(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 things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ord completely)；關於父親的事知道得很多，於是「又不勝其傳焉者也」，即所謂少則不盡，而多則不勝，但史景遷把「不勝其傳」解作「我仍然無法寫得完全」(I am not yet equal to catching his fullness)（頁234，溫譯本頁204-205），然則，「不盡」與「不勝」的差別又在哪裡呢？

論及著史，張岱謙虛地說：「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溫譯本頁209）「余其執簡俟之矣」，不能譯作「彼其執簡俟之矣」(he would hold his brush in expectation of their coming)（頁241），因史景遷明明是引錄張岱自己的話，更何況此話在引號內。張岱有云：「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溫譯本頁209），畫龍點睛的典故，固不必再說；顧愷之為裴楷畫像，在裴頰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說：「神明殊勝」，所以都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傳神。史景遷不解此典故，故而照字面硬譯之為：「若不在臉上加上三根好毛，則在眼睛上輕輕一點，就夠了。」(if not three fine hairs on a cheek then one light dot on the eye would suffice.)（頁241）

張岱於兵燹之後，「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溫譯本頁210），說那些遺老們告訴他兵燹後的情況，令他「反覆再三」，以喻印象深刻，揮之不去，然而史景遷的錯誤理解是：「他們（遺老）詳細告訴我，軍隊如何焚掠州縣，有時還回來好幾次。」(they told me in detail how the armies ravaged and burned these communities, in some cases returning several times.)（頁243）張岱來到信州，發現該地之人，無論鄉村百姓、縉紳先生，或知名文人莫不以不同方式抵抗清朝，史景遷整段翻得不錯，卻忽然犯了一個大錯，把「戴髮」誤作「剃髮」，於是將「鄉村百姓強半戴髮」，譯作「鄉村百姓強半剃髮以及選擇了辮子」(in the smaller rural villages over half the common folk had shaved their foreheads and adopted the queue)（頁243）。如果這樣，怎會「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故主之思」（溫譯本頁210）呢？

張岱在欲傳後世的《石匱書》列傳中，稱頌他的曾祖父文恭「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溫譯本頁224）「籍記」是將人才登記在他的門下，史景遷誤譯為「他甚至記得他不曾見過的人」(He would remember even those he had barely met)；「不為首鼠兩端」，就是直言無忌，甚至要表達極端的意見，史景遷未能解此，故又誤譯為：「他不能容忍極端主義，總是要平衡強烈的意見」(He did not tolerate extremism, alway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strong views)（頁256），欲求平衡，反而不得不「首鼠兩端」矣。

張岱說：「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溫譯本頁232）明明說祁彪佳的忠，別人可以趕得上，而他思慮敏捷則是趕不上的，然而史景遷將意義扭曲了，說：「祁彪佳之死可說是忠，但不能說是敏。」(As to Qi Biaojia’s death,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loyal, but not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really shrewd.)（頁267）祁之「敏」之所以不可及，乃因其可以不死而選擇了死，由於他看清楚「除一死別無他法」，所以祁「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溫譯本頁232），也就是史景遷所翻譯的：「祁彪佳死得其時，他很快作了決斷，毫無懼色，他之所以能實踐忠，是由於他在危機中的聰敏。」([Qi] Biaojia gave his life when he felt it was the right time.He made up his mind promptly and went ahead without fear. He was able to practice moral conduct, because his intelligence was stimulated by crisis events.)（頁268）既然如此，怎能說祁彪佳祇忠不敏呢？

張岱自問：「學問與經濟，到此何所施。」（溫譯本頁233）此「經濟」必然是「經世濟民」(statecraft)之意，而史景遷將之譯作「經濟學的知識」(knowledge of economics)（頁269）。張岱自寫墓誌銘有云：「蜀人張岱……兼以茶淫橘虐〔圍棋。按，譯本原註有誤，應為象棋〕，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溫譯本頁235-236）而史景遷將「茶淫橘虐」譯作「飲茶使他上癮，橘子使他心蕩神馳」(seduced by tea and ravished by oranges)（頁272），不知橘指下棋，茶與棋一樣使他著迷；將「書蠹詩魔」譯作「書使他中毒，詩使他迷惑」(poisoned by stories and bewitched by poems)（頁272），茫然不知「書蠹」喻讀書成迷的書呆子，「詩魔」喻愛詩著魔之人，都是張岱的自嘲。張岱

又在生前自造墓穴於項王里的雞頭山，自謂：「伯鸞（梁鴻之字）高士，冢近要離（春秋時代的刺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溫譯本頁237）史景遷不知張岱死後要與伯鸞及要離為鄰，於是作非常離譜的字面翻譯：「一個孤兒成為高士，墓冢已為這個忠臣準備好，我將前往項王里。」(A lonely orphan can become a lofty scholar, the tomb mound is ready for the steadfast loyalist; thus I am prepared for my journey to [King] Xiang Village.)（頁275）

以上所舉翻譯的錯誤，為筆者閱讀時，就所見隨手摘錄，組織成文，並不是有系統的勘誤。像這樣的錯誤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於閱讀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從前西方的漢學家很講求文字上的訓練，相比之下，而今顯然遜色。史景遷為當今著名漢學家，其著作不僅在英語世界膾炙人口，在兩岸三地讀者亦多，且多有膜拜者。書商也趨之若鶩，每有景遷新著，迅即譯為中文；盛名之下，豈能不責備於賢者。英文讀者不會去看張岱原文，固不知誤譯所在，而中文讀者見譯者所恢復的張岱原文，自無誤譯問題。此書漢文譯者雖覆查張岱原文，然未有譯註指陳其失，故不憚繁瑣，略費日力，寫此糾謬書評，以求教於讀者與作者。

漢學研究通訊29卷2期

本書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 John and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受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書系主編卜正民（Timothy Brook）之邀，撰寫此一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後篇章。作為一位學術史意識濃厚的資深專業史家，作者在其〈導言〉中為美國清史研究的演進歷程，提供了 一幅從無到有的全景。自美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之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50 和60年代提倡以1842年為界，將清史腰斬二分為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開始，此一領域已經歷了三波「大海般的變化」（借用王汎森語）。

第一波是1970 和80 年代社會史的轉向，由於年鑑學派研究歐美歷史注重「結構」的影響，加上二戰後日本學者發表大量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以及海峽兩岸庋藏清史檔案逐步開放的 推波助瀾，造成「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Paul Cohen］語）的呼聲高漲（相較於著重「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同時，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及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崛起，也逐漸打擊 原有清代經濟發展的失敗敘事，從而使清史作為一個連貫整體的時代分期重新獲得重視。

第二波內亞的轉向則以「新清史」為號召，有取於文化史強調「再現」甚於「事實」等去本質化的取徑，以滿人族群認同的歷史建構為焦點，企圖修正過去的漢化中心論，乃至於現代的（漢族）民族主義史學。

第三波歐亞的轉向除了繼踵第二波的探詢以外，尚有來自世界史與生態史等次領域的影響，關注17世紀的世界性危機與明清鼎革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將清 朝納入對於歐亞大陸上的幾個近代早期帝國（包含鄂圖曼、蒙兀兒、羅曼諾夫，甚至拿破崙等帝國）的比較研究。極其所至，無論含括明清兩代的「帝制晚期中 國」（late imperial China）或「近代早期中國」（early modern China）等既有成說，皆不足以適切地說明清朝異族統治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

在相當簡短的篇幅裡交代清楚全書寫作的脈絡，顯見作者的深厚功力。 全書除〈導言〉和〈結論〉外共有十章，分述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中興、帝國主義、革命等主題。根本上是以時序為主軸，敘述清朝的興 亡，前後佈局相當均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先前的四部專著顯然屬於第一波社會史轉向的一代。但在本書中他卻充分吸收了第二波與第三波的研究成果，展示美國 清史學界的最新視野（然而，也相對忽視中、日文的二手研究）。舉例而言，對於滿族認同的性質，作者便聲言以「新清史」的觀點為本，因而認為在17世紀時根 本無所謂「滿族」的存在，取代明朝的是一個成員龐雜的征服組織，「滿族」反而是在清朝統治的過程中才逐漸成形的。此外，對於康雍乾時期對準噶爾蒙古、新 疆、西藏與臺灣的武力征服，乃至於治理雲南、貴州的土著「苗族」，本書亦以帝國朝向內外擴張的殖民視之，關注大清維繫霸權、劃定疆域的實質能力和計算權 衡。當然，對於大清王朝的統治何以如此持久的問題，作者仍有其著眼於經濟生產、軍事後勤、文官系統、社會團體、人口壓力等因素的結構分析。相應地，對於盛 世所帶來的各種危機，如人才過剩、官場腐敗、農民叛亂、白銀外流、西力入侵等一連串互為因果的問題，亦以同樣的方式處理，從而使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南京條 約此一重大事件，雖然依舊意義非凡，但不再是中國進入「現代」與否的分水嶺。即使是1911 年的革命，作者也綜合歸納諸家說法，說明承續清末而來的各種社會趨勢並未因而中斷。全書各個章節皆以結構分析的方式進行歷史敘事。在其中，學術思想的動向 往往與世推移，處處得到應有的注意。

整體而言， 作為一部試圖超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三十五年前所出版的類似專著，本書可謂已成功達到其與時俱進的目標。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官方結合學界力量，展開聲勢浩大 的盛世修史計畫――「清史纂修工程」。本書之作儘管部分取資於《劍橋中國史》第9卷〈清代篇〉和第10卷〈晚清篇〉的集體成果（包含作者本人負責撰寫的篇 章），但以成品而論不啻以一人敵一國，其影響進入 中文學界，指日可待。

（葉毅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訪問研究）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日，有一个人，在自家晒台上，“遥瞩对江”，“彻夜未眠”。他看见了火光，听到了炮声，知道革命已经开始，然而，“不知孰胜孰负，中心乃大震，齿不期而相击，默中呼天不已。渐乃肺叶大动，遍身起栗，如入冰窖，始忆及早寒侵入。扪衣袖，已为凉露湿透”。诗人云：“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位仁兄对革命的关切态度，不让多情小儿女。他是谁？

他是胡石庵（1879—1926）。按，石庵名人杰，湖北天门人。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1904年谋刺铁良未遂被捕，1906年响应萍浏醴起义，此後在汉口从事新闻业，鼓吹革命。

石庵知道革命成功，已是十日中午。其时，正酣睡，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工程营朱同志，不待问状，朱同志眉眼皆春，大声说：“武昌已得手矣”。石庵闻言，“心中之乐，至于不可形容”。可他突然意识到，革命进行如火如荼，小朱作为军人何能擅离职守？这一问，问得朱同志恻然泪下，说：我是独子，前几天家慈来汉口看我，今若听闻我参与“造反”，岂不“惊怖至死”？“我宁失国民之价值，决不忍令老母恐怖死客地”也。以此，决定送母回乡，回头再来革命。石庵长叹，说：移孝作忠，确是难事；随又掏出五元钱赠朱同志，说，速去速回，“仍不失为汉家儿也”。

革命後的武昌城“别成一世界”。起义士兵“袖缠白巾，威风抖擞，四处搜杀满人，然遇汉人则欢呼同胞，绝不伤害”。据统计，是日宾阳门、蛇山一役，革命军死伤二十馀人，而旗兵被杀则在五百人以上。双方减员比例如此，可想而知，革命军未能免乎滥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多以暴力革命而成，当其时也，国人相杀，血山骨海，代价十分惨痛，闻者无不伤心。中华民国之肇造，相较而言，血腥味不那么浓，然若具体而微的检讨，革命暴力仍在一段时间内弥漫于神州。惟稍慰人意者，当日的革命党人，不乏即时省悟并呼吁国人勿为泰甚者。石庵即是一证。

直到十七日，“四处搜杀满人”的行为仍在继续。不仅杀旗兵，杀满洲男子，即老妪少女也不放过。例如，清吏宝英之家被抄，一门被杀，其女哭道：“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然革命军不为所动，照杀不误。石庵听了这个故事，“惨然良久，大不为然”，当即投书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参谋部，云：“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若黄童白叟，幼妇老妪，必尽举而膏斧钺，则是残忍酷惨不亚满人入关之行。匪独伤天地之和，令外人知之亦足生种界之恶感”；窃谓石庵“旨在光复，不在报复”八个字，与孟子所说“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精神一脉相承；与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所说“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境界後来居上。至于担心因滥杀而引致在鄂外国人生发“恶感”，尤为有见。

或谓，弱国无外交，窃谓不确。其实，弱国不仅有外交，且仅有外交。当革命爆发，不论清廷与革党，在内战胜负之外，最萦怀抱的就是外国人如何反应。革命军攻下武昌，不缺钱，统计所得藩库、铜币局、官钱局各款，约四千万元，应付战事绰有馀裕。革命军缺的，是一个外交保证，即各国不对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这正是石庵担心因革命军滥杀旗人而见恶于外国的根本原因。革命军对此并不隔膜，经与外交界协商，驻汉口各国领事于十八日发表联合声明，谓，“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

但是，一纸确认“交战团”地位的声明并不能真正善後。善後之事，略分文武二端。武，须尽力抵挡清廷南下大军，文，则以安民（汉口为国际商会，中外人民俱须安抚）、传信为要。军政府向民众发布告示，辅以革命军维持治安，粗可安民。而向他省及首都传播革命成功的消息，则非媒体不办。显然，办一张报纸为当务之急。然而，军政府要办的事千头万绪，仓促何能及此？
十二日午後，石庵在汉口三马头碰到两个素识的英国人，问他：“武昌之变，究竟为何等性质？我国领署，皆接有贵督瑞澂（原湖广总督，时已逃亡）照会，谓武昌系土匪勾结营兵肇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不日即可荡平云”。这一问，含意甚深。一则清方首先通知外国，在“话语权”上占了先机；一则革命若被误会为暴动，则根本得不到外国的同情。石庵立即正色回答：“此谰语也。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决无二义。余于内容皆深悉”。按，石庵批评清方言论为“谰语”没错，说革命军不是暴动而是起义也没错，但说“深悉”革命情状则略有托大。因为，前此他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不知军政府何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现在他亦未与军政府取得直接联系，何谈“深悉”？外国友人或虑及此，乃向他追问：“既若此，胡三日来皆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我欧洲累次革命，皆不若此隐秘”。按，武昌既被占领，革命军即严密封锁，禁止民众随便出入，此虽出于军事考虑，然无“文明之公布”，终令人有“隐秘”之憾。筹备革命自当“隐秘”，革命发动即当昭告天下，此系常识，石庵自然理会得。可他确实不知道军政府为何“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不愧为有急智的报人，石庵眉头都没皱一下，应声曰：“君误矣。武昌日来尚有满人抵抗，战争未熄，故无暇及他。今日全城已告光复，转瞬即将有正式之公告宣布中外。以余所闻，一二日内完全之机关报亦将出现。公等但拭目待之可也”。这一天晚些时候，都督黎元洪确实对外发布了革命成功的公告，但在对话时，石庵并不知道。这算瞎打正着。至于说一二天内军政府会办一份“机关报”，则不仅他不知道，连军政府也不知道。外国朋友闻言十分激动，惊叹：“此言信乎？组织乃若斯完全乎？”事已至此，石庵不得不再次确认，说：“至确至确。不出三日，即有报纸出现。此事余必其不误”。

于是，辛亥革命爆发後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发言的第一份报纸——《大汉报》，诞生了。当石庵与外国朋友谈话时已是午後一点钟，而至五点钟，《大汉报》将于十五日出版的预告已经贴到汉阳街头。十四日晨，即有民众赴歆生路馀庆里（石庵住所，亦报社办公室）询问明日是否真能出报，石庵曰然，民众当即付款预订。来询者络绎不绝，“迨晚愈众，幾有破门之势”。当晚，石庵“遂从事编辑”。今语云采编一体化，石庵则采编一人化，自谓“自社文（今曰社论）起至于各种新闻，乃悉出余一人之手，亦可笑也”。依石庵之意，出报主要为了释外人之疑，能卖数千分已不得了，孰料一日之内，竟售出二万分。尤令人开怀的是，读报後专程来报社“称贺”的外国朋友有二百人之多，“入门皆脱帽呼‘恭喜革命’”，乃如过年一般喜庆。盛情如是，石庵不敢辜负读者，思“一人之力万不济”，遂于三日内，邀得报界同仁襄助，计主笔一名、经理一名、采访（今曰记者）六名，组成稍称完备的编辑部，方令《大汉报》实现可持续发展。明日，军政府特将《大汉报》社设为“汉口秘密机关”，授权发布官方新闻。

曾纪泽（1839-90）不是清代第一位外交官，也不是第一个向外国人祝贺西历新年的中国人，不过，他是第一位在西历元旦这天对各国驻京公使说出“Happy New Year”的清国外交官。尽管没有录音，我们仍能感受他那带着湘乡口音的祝语。根据他对当时流行的英语教科书《英话正音》所作的私家“注解”，纪泽应该是这么念的：“哈批、你乌、殹二”。

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是纪泽的好友，他知道这一声新年快乐背后的艰辛，他说，纪泽“是一位出类拔萃孜孜不倦的学者。在家为其父守丧期间，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他仅仅借助《圣经》、《韦氏大词典》、Watts ’s Select Hymns、《赞美诗选》和一些习字课本，花费了近三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

纪泽当然知道可以用音标学习英语，不过，他更喜欢自创的“西洋字调音合并之法”。据其自述，此法系以中国传统音韵之学治英文，可以总结为“以反切之法，为拼音之方”。存世的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几十叶纸，便是此法的证据。基本格式，如：“做。to do。妥、度”；又如：“坐。to sit。妥、西特”。他注意到有些音要轻读，于是，“走。to walk。妥、挖而刻”这一条后面，补充了“妥、挖而（小字，轻声）刻”。他还会将注音汉字的字义与英语单词的本义联系起来，如“骗。cheat。起殹特”之后，修正为“欺特”；而die注作“歹”，hot则是“火特”。他曾为慈禧太后做过科普，说英语是“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这或许是启蒙课本带来的影响，因为单词抄本上有很多商业用语，如“市价。market price。买㖇街特、拍唻司”，“实价。true price。特路、拍唻司”。

他父亲曾国藩不仅是达官，也是文豪，还是书家。纪泽聪明兼苦学，不仅继承了侯爵，也继承了文艺的才能，而自从学了英文，更是特创了“英华合璧诗”。其先，他以“双钩八分英国字”为中国朋友书扇，形式古雅，内容洋气；渐，为外国朋友写中文对联，而以“英语翻译字义”，“用笺纸缮之”；终，则赋诗赠人，同时奉上诗体的英译，所谓“诗中新格，前人所无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就受赠过一首合璧诗，云：“学究三才圣者徒，识赅万有为通儒，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鲛龙颌下珠”；译诗则云：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es of science
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deliberated at right
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 might.

这首合璧诗花了纪泽三天时间，遗憾的是，译诗的情态动词（即用来做韵脚的can、could、should与might）皆有语法错误，单字未能避免拼写错误，而作为诗的韵味，则是一点也“挪”（NO）。丁韪良发表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不知是因为隔绝（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因惯受奉承而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文水平过于自负。中文原诗深得风雅，译文却是典型的洋泾浜英语（Baboo English）”；然而，丁韪良敏锐的认识到，较诸其他中国高级外交官，曾纪泽“口语流畅”，虽不合语法，在阅读写作方面有障碍，“但他所知道的那点英语使他在社交场合大占优势（社交是外交的一半），并使他成为最有才干的中国驻外使节”。

岂止最有才干，吾国近代外交伤心史上罕见的荣光——从俄国手中收回二万余平方公里领土——即是由纪泽创造的（左宗棠对此亦有贡献）。作为贵介子弟，他早年所受的家教是当时第一流；作为青葱少年，从刀光剑影的江南战场到可以悠游读书的总督衙门，其历练与眼界，世罕其匹；逾而立之年，遘亡父之痛，仍能静心力学，不囿一隅，其定力与智慧，亦非常人所及。尽管他对自己的英文程度过于自信，而不仅外国学者，即本国学者也以为，“曾纪泽之外国语文学实有无以为讳者”，但他对外语与外交的关系，究有深刻的见识：“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绝非矜于一技之长而不识大体者比。以故，他的英文或不了了，而持节出洋，终能不辱使命，为国争光。

送给网友@七七-Seven 的饭饭，过年期间回娘家来住几天。近期家人不便接触小动物，只好委屈饭饭，为他准备了一个还算宽敞的包间。晚上把他抱出来，陪着玩了会，再放进去。他终究不开心。希望他明白，猫生不如意事亦常八九，呵呵，见亮。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上不协于天心，下不理于众口，同侪借机倾轧，旧友驰函责备，他实在捱不住，对外说了一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套话，私下，则写好遗书，交待後事，准备以死明志，洗刷“汉奸”、“卖国”的污名。

彼时的“洋务”，略当今日之外交，这门事业，三百馀年来，从来不是一件好办的差使。当其所谓“盛世”，主事者要配合圣上的天威，不能不骄横；而在所谓“衰世”，承乏者为圣上做挡箭牌，又不得不谄媚。总之，发而不能中节，不发飚则发怵，往往违背“中庸”的故训。国藩固然是一代伟人，仍须受制于时代精神，不能幸免。所幸中央看出苗头不对，怕他真想不开做了傻事，特派他的徒弟李鸿章来接班，收拾残局。

据鸿章自述，国藩见了他，不待寒暄，即问：“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鸿章的回答很直白：“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按，“痞子腔”是安徽土话，在近日语境，不妨理解为：你与我讲道理，我跟你耍流氓；你跟我耍流氓？我与你讲道理。

国藩闻言，抚须沉吟，良久无语。鸿章见状，知道错了，急忙请益。国藩徐徐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脚蹈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鸿章俯首受教，自称日後办理各种洋务，皆“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云云。

蒙所不解的是，国藩的教言与鸿章的“痞子腔”，本质区别在哪里？列强耍流氓，咱实力不济，当然只能跟他讲道理，若对着耍横，岂非找死？而一旦东风战胜了西风，咱这不又开始耍流氓了么？即以鸿章办理外交的实际言行而论，在“同光中兴”之世，对东西各国，他忽而讲道理，忽而耍流氓，且不论成效如何，单说一个“诚”字，实在罕见。再说，鸿章出身翰林，久居高位，是所谓“流氓有文化”者，究非一般痞子可比。思来想去，“痞子腔”似无大错。国藩所以反对，不过因其言不雅驯而已。

转头再看国藩的“诚”字诀用得如何。犹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当淮军的著名外援戈登将军离开中国之前，专程去安庆拜谒了国藩，其时，他任两江总督，节制包括湘、淮军在内的四省军务。戈登此行，先已约好与国藩商讨解散外国雇佣军的善後事宜，以及清军在战事上还需要哪些帮助。然而，国藩临事更张，从头至尾，只与戈登研究英军制服有几种花色，佩剑是否美观合身，未来若戈登向女王申请爵位，自己能不能帮上忙。无疑，国藩讨论这些话题，态度是十分诚恳的。

戈登的观感呢？他认为，曾国藩在各方面都能与李鸿章形成比较。鸿章“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目光如电，一言一行都表现出他的思维敏捷与行动果断。他的着装也显示出了他的财富与品位”。国藩呢？“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神色阴沉，目光迟钝，行为举止都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对我在中国取得的成就进行恭维，谀辞令人作呕。他的服饰陈旧，皱皱巴巴，甚至有斑斑油渍”。戈登对二人做了总结性评价：“作为军人来说，他们的功绩可能是旗鼓相当的，但在管理国事办理外交上，李鸿章所表现出的能力与见识就不是曾国藩能望其项背的了”。

杯具了。在外宾看来，打“痞子腔”的李鸿章，背信弃义的李鸿章（苏州杀降，导致戈、李决裂，戈登甚至说过要手刃李鸿章），竟然比“老老实实，推诚相见”的曾国藩得分要高得多。

诚之一字，还真是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