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有一些恢复以前水准的迹象。
今年第2期，黄宗智谈不符合现代化理论的中国悖论社会，汪荣祖驳余英时，缪哲批评画史互证，都有看头。黄裳谈定庵倒是没什么意思，既无新意，也无才情。此外，三篇怀念老师的文章写得很差，可称滥竽。

咸丰七年，王闿运考中举人。次年，往江西湘军大营作客。其时，曾国藩在军中大力提倡“艰苦耐贫”，他却不以为然，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杯葛：军中皆著棉布衣服，他却里绸外裘；晚餐大家都吃酸菜罗卜，他却无肉不欢。“行为艺术”进行了十多天，宾主在不愉快的气氛中道别。随后，他又游历杭州、苏州，于咸丰九年三月抵达北京，参加会试。十几岁时，闿运便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新锐诗人，此后岁月也顺风顺水，恰如今语所谓：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但是，这次考试却令人失望，他被迫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紧急煞车。在京城四月的晚风里，在寓所法源寺的丁香花下，二十八岁的闿运吟诵着朋友的赠诗：“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正当彷徨无路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朋友龙汝霖、李寿蓉找到了他。此时，他们都拜在同一个老大的门下——一个在肃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在肃顺主管的户部任主事——正遵照老大的吩咐，四处奔走，“延揽英雄、以收物望”，家乡的大才子王闿运来了，岂有不赶紧推荐的道理？四十四岁的肃顺一见闿运，十分欣赏，当下便欲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闿运傲骨犹存，生怕因此被士人们讥讽为“悻进”，乃婉言谢绝。肃顺不以为忤，又说要花一大笔钱为他捐个官职，闿运书生气重，并不想放弃再次会试、博一个进士出身的“正途”，再次谢绝。如此一来，肃顺更为敬重他的人品，以上宾待之。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幹进京述职，专程到肃府送上五十两银子的“炭敬”；适逢闿运邀集一帮人在某处宴饮，肃顺即吩咐徐宗幹将“炭敬”转赠给王先生，并不许透露这是他的意旨。一个副省级干部慕名而来，且代为买单；王闿运再矜持，也必因虚荣心被大大满足而窃喜不已。是故多年以后，闿运已成老翁，与弟子辈谈京华旧事，于此犹津津乐道。
闿运不是安于温饱之徒，不能切实作些事情，总觉得对不住肃顺。其时，俄国在东北生事，清廷大忧。闿运乃向肃顺请缨，说要学习汉代张骞去作一番和戎的大事业。肃顺固然钦佩他的才识，但知道他并未研究过“夷务”，冒然前去，搞不好就毁掉一个人才，因此，“笑而不答”。孰知闿运因此犟劲大发，不久，竟拜辞出京去济南散心了。在济南玩了两个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令他郁闷，转而念及在北京的好处。于是，闿运又回了北京。肃顺见他回来，大喜，立即馈赠高级伏特加酒一瓶，聊表歉意。
其时，太平军在名将陈玉成、李秀成率领下，连获大胜，清廷形势岌岌可危。肃顺幕府中的“湖南帮”经过商议，向肃顺提出一个建议：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授予曾国藩。六年来，曾国藩率领湘军战斗在长江两岸，有力扼制了太平军的攻势，但是，出于满汉偏见，咸丰帝并不放心将兵权毫无保留的交给他。曾氏挂着个钦差大臣的虚衔在前线博命，各省地方官多视之为“雇佣军”，急则招之，缓则厌之，曾氏每每有“呼应不灵”的怨叹。肃顺听取了“湖南帮”的意见，遂去运作此事。果然，不久便下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帝王师”一番筹划，乃能决定千里之外的人事任命，此举令闿运十分高兴。随后数月，凭藉肃府高参的身份，闿运更深入了解了湘军的情况及太平军一方的“匪情”。“帝王师”坐不住了，他要去前线施展身手；他将此意告知肃顺，肃顺极为赞成，于是，他再次奔赴湘军大营。
只是，当意气风发的闿运来到安徽祁门，他再次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此时，太平军正逐渐收缩对湘军大营的包围，试图聚而歼之。闿运先前设想了种种“廓清东南”的大计划，在目前这个局面下竟毫无施展之处。更要命的是，曾国藩也找不到突围的好办法，索性写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军中一片萧杀景象。幕客程桓生垂头袖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尤令闿运心神摇动。足智多谋的“帝王师”千里迢迢赶到此地，竟是为这个死脑筋的湘乡人作陪葬来了！像他这么想的，大有人在，曾国藩怎会不知？不过，他并不强求大家“死在一堆”，他下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那有血性之人听了这道命令，必热血沸腾，反能视死如归。崇尚智谋的文职幕客则未必如此，因此有一批人闻命即行，闿运即在其中。
“帝王师”的青年时代，便以不光彩的逃兵行径草草收场。当然，他也毋庸太过羞愧，名气更大的李鸿章比他还先走一步呢。

福州诗评家陈衍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题——差不多都是刻薄话，难得找见几句好话——他的弟子钱鍾书将其完整记录下来，印成一本小册子，题为《石语》。其中，湘潭王闿运逝世后，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
闿运个头不高，故有“武大郎”的比拟；“文中子”是隋朝人王通的弟子给老师私拟的谥号。王通平生以“圣人”自命，模仿孔子，作了六部“经”书，称《续六经》。比照通常的价值观，王通是个妄人，武大郎是个丑角，那么，闿运的特点竟在妄、丑二字上？
个不高是天生的，矮则矮矣，丑从何来？而上联寓意的妄字，似能说中闿运的几分神采。
闿运之妄，如何？曰：彼之妄，在念念不忘作“帝王师”。
论级别，皇帝的老师在官阶中算最高一级，属“三公”之列，称“太师”。但是，终其一生，闿运连进士都未考中，一般的座师、房师他都做不了，他竟要做太师！难怪在他还没翘辫子的时候，就有人编排了一段故事来腻味他：
话说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只是，根据时间、地点及人物行踪这些要素来核察，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故事是假的。不过，故事里的重要细节——劝曾国藩麾师北上, 竟似确有其事。咸丰十一年，皇帝驾崩，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治。皇太后慈禧则暗中勾结恭亲王，密谋发动政变。闿运为肃顺座上客———肃顺幕府中有“湖南六子”，闿运是其中最年轻、最有想像力的人, 闻到政变的气味，赶紧致书国藩，希望他以柱国重臣的身份，带兵到北京“入觐”，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治，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不就是“麾师北上”搞兵谏么？
但是，国藩一生谨慎，这会儿正担心自己“功名太盛”，生怕惹上“权臣干政”的嫌疑，故未采纳闿运的意见。果然，两个月后，慈禧政变成功，肃顺等人全军覆灭，闿运不禁“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肃顺是咸丰朝的权臣，他对咸丰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若成功顾命，对幼帝同治亦必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影响力。肃顺极为看重闿运，闿运献言建策，必能间接影响到同治帝。那么，打一点折扣，他也算是个“帝王师”了。最终，曾氏的谨慎扰乱了闿运的好局，他怎不“太息痛恨”呢？
一心要作帝王师，却只以文学大师的身份进入历史，以故临死，闿运都未能释怀。他写了副自挽联，再次太息，语曰：“纵横计不就，空留余咏满江山”。

不会写blog了，选一批旧作充数。。。
同治二年十二月，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一直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的不合时宜。到得广州，该见的人见了，该喝的酒喝了，乃受人邀宴，去妓馆作个彻底的放松。他写信给妻子，描述粤省欢场的情状：
“凡倡女野客，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髪高尾，白足着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撮声，尽发鸠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欲抱虎狼”；
广州的开放前卫，令闿运瞠目结舌。素已养成的的审美观，令他无法接受这些梳高髻、穿拖鞋、化浓妆的豪放女。在喧哗的妓馆内，他感到孤独；无独有偶，在场另有一人，亦形落寞。这是一位南宁歌女，蹙眉不语，楚楚可怜，闿运怪之，问她为何一脸愁容。此女柔声答曰：刚搬家不久，下午回旧寓取什物，也不知为什么，便觉悲从中来，无限伤心。这个回答，没头没脑，适如言情小说所谓“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众人听了，哄然大笑，莫不说这个小姐有点呆。闿运不然，他是诗人，天生哀乐过人，闻此莫名其妙之语，大为欣赏，当筵赋诗一首，以为定情。此诗云何，已不可考，鄙意其风味，较之晏小山那一阙“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当极相似。明年春天，闿运便带她回到长沙，娶为长妾。这位女子，便是莫六雲。
这段韵事，不久便在湘、淮两军高层中传开了，这些人大都是闿运的故旧好友，于是，“俱腾书相告，以为谈柄”。闿运因此十分自豪，一待要向外人介绍他的如夫人，便会说，此女来头极大，“惊动六省督抚”矣。当然，妾之佳恶，并不能以高官追捧作标准，终视乎德容颜工的评分情况才可论定。古之娶妇重德，今之包二奶重颜，我们先看闿运如何评价六雲的容貌。他的朋友丁取忠有个“好窥观人家姬”的习惯，闿运娶妾，丁氏自然要看一眼，可也就看了一眼，闿运欲让他再看一眼，他却死活都不愿意了。于是，闿运说：“貌可知矣”。然则，闿运对六雲的爱，不在颜貌，而在才德。
王、莫共同生活近二十年，闿运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六雲的言行，即此观之，六雲确是贤女子。作为读者，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同治九年二月六雲的一句说话。其时，一夜春雨，庭院中海棠尽謝，夫妇二人共赏落花，若有感触，良久，六雲说：“春雨愁人，富贵离别者甚；秋雨愁人，贫贱离别者深。”闿运曰：“然。”
请为交待此段对话的背景：明年，闿运将北上，再次会试。闿运之志向甚大，闿运之心性极高，虽有一帮不富则贵的朋友随时可以援手，他却宁愿选择一条堂堂正正的道路：考进士，点翰林，实现作“帝王师”的夙愿。只是，他的科举工夫实在平常，欲得一第，难度不小。而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明年再不考上，“四十曰强而仕”的理想便将落空。于是，他处身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名满天下，却没有功名；交纳英豪，却自惭形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余正居富贵贫贱之间，所谓出入苦愁者矣”。明了这层背景，再回味六雲那句话，妙于形容之才，温柔蕴藉之性，一览无遗。
十三年后，六雲弃世。依然“居富贵贫贱之间”的闿运再一次感到“离别”的巨大悲伤，遂在梦中（据其日记，窃以为托辞耳），许下一愿：余誓与六雲生生世世为夫妇。

某省人民政府关于某地区行署关于某市人民政府关于某县政协关于某事的报告的报告的报告的报告。。。不晓得这个翻译对不对，晕乎了。原文见下。
山东巡抚臣文格谨题。为敬陈刍荛仰祈圣鉴事。据布政使余恩枢呈准济东泰武临道豫山咨据济南府知府黄大鹤转据署历城县知县丁云翰详称准府学教授刘明训训导赵万春牒称据绅耆三品职衔前吏部左侍郎匡源等呈称：窃维。云云。

突然想起那会儿和刀哥一块讨论围棋。我下得不好，尽瞎侃。估计侃得也不咋的。管他呢。
侃着侃着，到了这么一个话题：这下棋，是怎么下着下着就赢了呢？再侃着侃着，形成一个共识：谁犯的错少，谁就赢了。
请注意这个错字。
不是说你下棋，下对的多，你赢了。而是说，你错得少，才赢。
光讲反义词，光讲逻辑，这两句话没区别。可实际上区别大了去了。
这跟叔本华说行走是个不断防止跌倒的过程，一个意思。
不是文字游戏。
而是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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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被李秀成攻破。八天後，杭州被张玉良收复。四十天後，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围魏救赵之计，载诸《史记》，由孙膑首次使用。第二次，也由孙膑使用。第一次，庞涓中计，败。第二次，庞涓中计，死。临死，庞涓说：“遂成竖子之名”。太史公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1]
在突袭杭州、为天京解围之前，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囯的新秀，他的名头一直没有陈玉成响亮。陈玉成，常令敌军闻之色变，为了减低自己对玉成的恐惧，他们给玉成取了个绰号，叫“四眼狗”，在公牍私函中昵称为“狗逆”，他们做梦都想“屠狗”。秀成的知名度则低得多，甚至，敌军大帅还会写错他的名字，将之写作“李寿成”。攻破杭州，秀成“以此名显天下”，敌军内部开始互相提醒：从今往後，“髮匪”里的“忠逆”可要小心提防。李鸿章在江苏与秀成对敌，与人书称其为“忠老”，曾国藩写家书，也禁不住要表扬他：“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德意之笔”[2]。
不过，这份“得意”差点被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给剥夺了。仁玕于同治三年九月间被捕，其亲笔供词写道：
“忠王三次面求画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后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3]；
仁玕所谓“画策”，时在咸丰九年。这年三月，仁玕来到天京，投奔阔别八年的洪秀全。入城不过二十天，仁玕便迭受封爵，从干天福、干天义[4]一直做到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5]。据仁玕透露，秀全为确立他在内政方面的权威的，当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6]。天国诸人，尤以玉成、秀成为首，对仁玕这次的擢升极不满意，“众口沸腾”，颇有“孔明进而关、张不服”的架势。仁玕既然自比诸葛亮，不得不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画策”。但是，秀成曾说过，仁玕“封（王）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7]；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瞧不起仁玕，别说向他请教，就是他刻的书、写的文章，也是从来不看。因此，佯取杭州、回解京围这个计划，全由仁玕传授给秀成，实在令人怀疑。
有两件证据，似可澄清这份怀疑。第一件，由局外人许瑶光提供，他当时是浙江宁海知县，曾于“贼中”得到一份太平军的会议纪要。上载咸丰十年，秀成召集诸将在芜湖开会，定议：自广德、泗安攻入浙江，“以破杭州，分我兵势”，待江南大营调出援军赴杭，太平军将转头杀回天京，将城围攻破[8]。第二件证据，则是秀成被捕后亲笔写的供词，他说：
“京城困如铁桶一盤〈般〉[9]……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春）、张（国樑）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10]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具〈俱〉出在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11]；
说得很明白，“出奇兵而制胜”的“策”是他自己“画”的，仁玕并无贡献。但是，仁玕说，这个计划还包括“乃约英王虚援安省”，为秀成所不及述，却是很关键的一点。杭州是江南大营最重要的饷源，也是大营的后方；太平军进攻杭州，大营自应派兵援救，无疑问。只是，天京“困如铁桶”，太平军不思突击围军，却去杭州搞事，有点脑子的人就会想：咦，你这不是围魏救赵么？若想到这一层，在派兵援杭的同时，大营将会自他处调来部队，填补分兵後的空缺；或者，大营不去承担援杭的任务，而由安徽、江西等地赴援。但是，如仁玕所说，攻击杭州的同时，玉成之兵也将虚张声势，去安庆作战；这么一来，清军就容易犯迷糊了。杭州非救不可，这是钱袋子；安庆也很重要，“扼长江腰膂”，是命根子。人一贪心，就会钱也要命也要；清军一贪心，必将杭州要保安省也要保。若然，不知不觉，就会注重杭、安，而忽视对江南大营的保护。可见，在这个计划里面，玉成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秀成自述方略，却不提及玉成的动向，稍有不妥。对此，罗尔纲先生替秀成作了解释：
“陈玉成地位高于李秀成，当然不是他所能通文调遣，他所说‘英王不约而来’的话，当是事实。但是，我们根据和春的情报，却知道陈玉成是奉诏率军回救天京的”[12]；
因此一说，前述仁玕无与于围魏救赵之计似又不确。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不论秀成如何不屑于仁玕，仁玕毕竟是“顶天扶朝纲”的干王，且任“军师”之职；而太平天囯实行“军师负责制”——罗尔纲称之为太平天囯的“政体”，堂堂军师不可能不参与这么重要的计划。甚至，召玉成回援的诏旨，都应由仁玕起草才对。然则，仁玕、秀成都是一面之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集体决议，分头执行。仁玕有调度的功劳，陈、李有执行的大功。
上文中的和春，是江南大营的统帅。他在中了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後，曾截获太平天囯诏书一件，中云“洪逆因被围情急，号召上游逆党（按即玉成）及日下窜解围”；他没意识到这条命令就是对自己敲响的丧钟——他尚未将此次回援与太平军正对杭州发动的佯攻进行联想——而只是提醒清廷“饬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乘此机会竭力攻剿”[13]。和春的情报传上去以后，鄂、皖各路确实“竭力攻剿”并获得胜利，他自己却被陈、李两路回马枪杀得大败，羞愧自杀。悲剧所以发生，窃谓和春读文章的工夫太差，只看得懂“字里”，却看不到“行间”写着的偌大的“杀”字。以下，我们讲一讲这个看不见的“杀”字。
咸丰九年末，秀成离开天京，至芜湖度岁。辞旧迎新之际，他与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议：自芜湖发兵，经宁国、广德进入浙江，佯攻湖州，待清军来援，则日夜南下，经武康山间小路[14]，急攻杭州。杭州告急，大营必派精兵来救，俟救兵行近杭州，则弃城而走，经天目山内捷径[15]，迅速北上，直扑江南大营。
十年正月十九日[16]，春风尤厉，秀成率军出城，踏上征程。第一站是宁国府，清将周天受率二万三千人驻守此地，接到探报，当即严阵以待，将精兵调至府治宣城防守。忠王却在宣城东边六十里处，将身一转，直奔广德而去。二月初三，克广德。初六，克泗安，至此，秀成军已在浙境。泗安往东，是湖州，往东南，则是杭州。秀成之意固在杭州，他却不教清军看破，而是军分两队绕向湖州来攻。浙江防军的总粮台先已退入湖州，湖州一破，大笔银子和军用物资将转手易主，于是浙江防军尽趋湖州援救。其时，负责湖州防务的是候补道赵景贤，论到守城的才干和坚忍，他是江南第一人——直到明年十二月，他的湖州才被再度来浙的秀成攻破——故此，太平军不得不在湖州耽搁了七天[17]。援军越来越多，甚至杭州也派兵来援，这个局面正合秀成心意：“那时湖郡不欲人多，将此城交李世贤自攻，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州”[18]。
武康、杭州之间，有座乌回山。乌回山中，有条捷径。这条捷径，据说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修筑的“设防故道”[19]；秀成亲率精兵由此“日夜下杭州”。二月十九，便到了武林门外。行军甚急，人马无多，不过“六、七千之众”；秀成却也摆出围城的架势，并挑出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作势攻城。其时，负责杭州城防的是曾国藩、胡林翼的老朋友，前任湖北布政使，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遵殿是个老实人，是个大清官，操行堪称“数十年来疆吏之冠”[20]，只是，守城打仗，靠的是临阵对决的狠劲，当机立断的灵性，但有清廉正直，无济于事。如胡林翼所谓“身在干戈之际，气魄资望一钱不值也”[21]，不幸的是，强敌来攻，遵殿拿得出手的却只有这份“一钱不值”的“气魄资望”。更不幸的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竟不但不拉遵殿一把，还抬起一脚将他踹入绝境。
二月十九，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前一日，杭州“城中愚民依旧按例至天竺山观音殿行香宿山”，今日络绎回城，城门防守自然松懈，秀成的先锋扮作溃兵难民，混在人潮中，径向城门而来。然太平军战士都留了长髪，被城头巡防的杭州知府陈炳元发觉，立即关闭城门，这才避免了当日城破的悲剧。当然，八天后破城[22]，对他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喜剧。
城门既已关闭，按理即应多派人手，登城防御，并派出信使四处求援，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冒然出击，攻击围军。但是，敌踪甫现，杭州城内竟派出一队官兵“照古理出队迎战”。此种“古理”具体云何，已不可考，然较之宋襄公不击“半济”的“古礼”，似犹过之。己军被突然围住，恰似那渡河过半的“半济”之师，进不得，退不得，敌军不来进攻已经谢天谢地，哪还敢主动挑衅？杭军则不然。故曰杭军之“古理”尤胜于襄公之“古礼”。太平军先锋俱经秀成训练，十分精锐，碰到一队歪歪斜斜的清军，那还不当场拿下？果然，太平军“冲突而来”，杭军立即“溃散”，压阵将军“直脚飞跑而回城内”。途中，因吊桥“年久朽污未修，以致马失前蹄，插入破孔之中，将军随马而下，靴落马镫，帽坠河中。即有人说，将军已跌‘三段’矣”[23]。
“三段”将军固然可笑，但是，城门口的重要军事设施——吊桥“朽污未修”，其咎实在巡抚。遵殿去年九月到任，迄今已逾半年，身为浙江巡抚，西面皖、赣，北边江苏都是战区，固应勤修军备，多练队伍，然就此“照古理出队”一役，可见兵未练成，备亦无恃。不禁要问，大清官罗遵殿到底所读何书？每日所为何事？怪不得远在北京的咸丰帝也要骂他“实属无能之至”了[24]。当然，咸丰帝这句人身攻击，遵殿已经听不到了，城破当日，他便已仰药自尽。
自秀成入浙迄杭州被围，一个月内，杭州将军瑞昌和遵殿便不断向北京奏请援军，同时他也向胡林翼、曾国藩求助。湘军自安徽或江西赶往杭州，最快也要一个月，肯定来不及。唯一可救杭州的，就是江南大营了。但是，直到三月二日，江南大营派来的援军——“张（玉良）坐小船携六百人”[25]——才赶到武林门。当然，张玉良自江南大营下援杭州，所带兵绝不止六百人；他此时已受命“总统援浙官军，所有江浙徽宁官军悉听调度”[26]，此六百人是其军先锋，各部援军，包括江南大营派来的二万人，随後即至。秀成一看援军旗号，便“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根据前订计划，他将放弃杭州，迅速北上攻击大营。不过，离杭之际，秀成耍了个花招：“将杭[郡]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芜湖计划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太平军惯用的套路，叫做“兵少退兵之计”[27]。三月四日，援军齐集，玉良望见城头遍插敌军旗帜，不敢贸然行动，惟遣将调兵、多派探卒而已，于是，秀成部队“退出一日一夜，（玉良）未敢入城”[28]。待援军入城，秀成已行军百馀里，进入天目山直奔广德而去矣。
玉良犹不知是计，反因捡得一座空城，大喜过望：浙江省城失陷，不过九日，便被“克复”，这可是一件大功！手下将帅士卒更是高兴：不但可因复城获得保举，且能以“搜捕馀匪”为名对杭州居民进行劫掠。据当日身在杭州某人目击：“闻得髪匪尽退……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髪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29]；由此之故，当秀成会同杨辅清、李世贤等人发动对江南大营的总攻，这些援浙之兵已经帮不上大营的忙了。
三月二十一日，由秀成主持，太平军各帅在苏、浙交界处建平开会，最后一次确定明日分兵攻营的军事布置。秀成自少喜读《说唐》，对隋末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盟会四明山”，定下“捉拿昏君，共举大事”一段尤为心折，故将建平会议称为“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30]。当然，隋炀帝帐下有个李元霸，抡起锤子将各路人马“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众反王个个舍命奔逃”[31]；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樑虽是名将，却比不上李元霸，故与秀成各路大军“两并交锋”，自午後三点战至七点，大败而归，从此“不敢交锋”，龟缩候援。同时，英王陈玉成亦自安徽渡江而来，会同各部作战。自此，十馀万太平军分兵“十数路”，同时对江南大营各个战略要点开展强攻，天京城内也派出数支人马进行夹击，清军“[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各自为战，各被击破。闰三月十六日，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除了杀敌解围，此役另有收获：清营“存银十馀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32]，尽归于太平军。三年后，秀成在湘军囚檻中回忆这次的战果，仍然忍不住啧啧自赞：“此时我朝军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难？”[33]
作为此次围魏救赵之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秀成的杭州战役打得圆满漂亮，玉成的安徽作战则逊色得多。
太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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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平天囯前期只有王、侯两种爵位，天京事变後，在王、侯之间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种爵位。罗尔纲说：“天京事变後，既要增设爵位以待功臣，又要限止封王，使功臣有爵位可升，于是就把当时一些已具有等级雏形的爵号排列起来，而制成了这六等的爵位”（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八《志》七《官爵》，第1031-2页）。
[5] 後期王爵分为五等，与析分爵等的用意一样，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语）。曾封昭王的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3页）。参观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八《志》七《官爵》三《後期官爵》。
[14] 朱丙寿《杂诗八首》：“山耸乌回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榆荫山房吟草》卷二）；即记秀成军走捷径攻杭州事。“乌回”，武康附近山名。
[15] 天目山“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舆地略·山》下）。李秀成离杭北上，就选了东天目山的捷径，而追击的清军却选择了弯绕的大路，终致越追越远，贻误战机。
[16] 若依“天历”，此日为太平天囯庚申十年正月初二日甲申，星期六。
[22] 秀成自述，却说“三日三夜，攻由青〈清〉波门而进”。这是误记。据当日公私记载，杭州被破，都在二月二十七日。
[24] 《文宗实录》卷三百九，《清实录》第四四册，第534页。虽然是遵殿的老友，胡林翼在遵殿死后也要批评他：“司封疆而胸中无将帅、腹中无甲兵，可儆可惧！”（《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复庄受祺》）然则咸丰谓罗“无能之至”，亦是的评。
[27] 太平军退兵，每布疑阵：“当撤退时，必在城内、寨内留瞽目残疾多人，击鼓吹角；城墙、土墙或立草人，或立木樁，上顶竹帽；白天遍插旌旗，夜间虚张灯火。敌人常常被迷惑，甚至已经撤退几天还不知道”；参观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九《兵志》丙《战术》，第1140页。

请移步：双城记 连载

咸丰九年三月，洪仁玕来到天京，投奔阔别八年的族兄洪秀全。入城不过二十天，仁玕便迭受封爵，从干天福、干天义 一直做到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 。天国诸人特别是以陈玉成为首的武将们，对洪仁玕这次的平步青云极不以为然，“众口沸腾”，颇有“孔明（诸葛亮）进而关（羽）、张（飞）不服”的架势。仁玕急忙保奏陈玉成为英王，以平息事态。秀全下旨批准，并说明：“（此後，）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 。当日天国名将，除了陈玉成，还有一个李秀成；玉成封了王，秀成却只是後军主将，加一个合天义的爵位，心下便不高兴。仁玕鉴此，便又建议封秀全为忠王，封秀全堂弟世贤为侍王，秀全再次旨准。秀成却仍不满意，要求天王对他的捻军兄弟加封爵位，否则不敢“受任”；秀全无奈，接受他的意见，秀成这才启印受事 。
其时，天京被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围困，而胡林翼、曾国藩也开始实行“四路征皖”的计划，要沿着长江一路打过来。当此危困之际，三位新封的王爷不得不仔细探讨“天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秀成瞧不上凭着戚谊进爵封王的仁玕，却向他“求示以行征之策”，只待仁玕讲不出道理时，可借机辱笑一番。孰知仁玕看他“求教心切”，乃不吝赐教，竟讲出一套极为高明的方略：
“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馀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
敌军最“虚”之处，谓苏州和杭州。敌军之“背”，则是江西和两湖。江南绿营兵力，大都被和春、张国樑抽调去围困天京；苏、杭两地不但兵少将弱，且两省巡抚俱不谙军事，故曰“虚”。今年夏，石达开大军入侵湖南，湖北、江西湘军纷纷回援，苦战两个月，达开退走广西，由此造成湘、鄂、赣三省军务布置的混乱，而就地势而言，三省恰为天京围军之“背”。仁玕之意，盖欲英、忠二王攻“虚”击“背”，逼迫天京围军分援江、浙、赣、鄂等地，再猛然杀一个回马枪，将天京围军击溃，以重新取得“建瓴之势”。
秀成闻言，很是佩服，称为“妙算”。但是，解围之後，又该怎么办呢？仁玕笑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他“指点”道：
“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 ，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由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州）、襄（阳）。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後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
咸丰三年，太平军甫一占领南京，便同时开出两路大军，一以伐北，一以征西，遽欲打铁趁热，一举颠覆清社。但是，北伐军并未认识到後勤供应对作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知一味向前；就像那掰玉米的熊瞎子，拣一只，扔一只，不晓得吃了再拣，拣了又吃。北伐军一路上只克城，不守城，既不注意安抚民众，也不细心接管各地财税，以致军队越战越远，实力却越来越弱，後路越来越虚；不过一年，北伐军便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西征军有长江之便，进退稍从容，且统帅为石达开、林启荣等名将，深知建立根据地、保证後勤的重要性。因此，见南昌不克，则旁击皖、鄂，先後攻克安庆、九江、武昌，并极力经营安庆，使之成为天京的屏障，以及在长江两岸扩张势力的军事和经济中心。仁玕有鉴于北伐军急于求成导致速亡，乃强调天京解围之後，必须先拿下苏、杭“地广库丰”之区，练兵抚民，稳打稳扎，再考虑征服南方以至全中国的问题。
经过这番“指点”，秀成心悦诚服，再无异议，当下表态：“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务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 。
以上，俱由洪仁玕于同治三年九、十月间被捕後向席宝田、沈葆桢供认。先他被捕、先他被杀亦先他作供的忠王李秀成，却不这么说。封王一事，秀成说：
“杀东、北王 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间而耒 ，见其弟至，格外欢天，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照 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後，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囯，心[中] 不分〈忿〉 [意]。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向 ，保囯者〔首〕 陈玉成与我〔而〕为首，那时英王名现〈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邦〈帮〉为运算，凡事不胷〈离〉。天王见封其弟，初耒封长，又冇 才情，封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後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 ；
咸丰七年发生天京事变：北王杀掉犯上作乱的东王，又要顺手杀翼王，天王看不下去，回手杀了北王，不多久，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逃出天京。天国分裂。王王相杀，令天王伤心，乃下旨称今後“永不封王”。二年后，其弟仁玕来京，天王破例封其为王。仁玕受封後，“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天王内愧，乃封战功卓著的陈玉成为英王。这与仁玕自谓“见众将中惟陈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显然有别。
至于秀成被封忠王，更与仁玕无关。秀成口头上说“英王名现〈显〉，我名未成”，心里却不服气；但他又不愿坦承自己的妒嫉，即在曾国藩面前，他亦不愿承认。于是，他在供词中托李昭寿 之口，说“其〈渠〉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其〈渠〉心不分〈忿〉”，乃作密信，“劝我投其〈清〉”。阴差阳错，这封密信被太平军缴获，以致“合京人人知道，恐我有变”，流言且传到秀全耳中。秀全也不发作，只静观其变。过了二十日，“未见动静”，这才在黄缎子上亲书“万古忠义”四个大字，册封秀成为忠王。是故，秀成要说“我为忠王者，实李昭受耒文之诱，而乐我心封之”。
世间苦心父母，为保佑子女多福，往往在大名之外给儿女取个“贱”名，作为平日昵称，所谓“起个贱名家里玩，阎王小鬼不来烦”。此风流衍至今不绝，甚至中科院专家们研制的国内首枚高性能通用CPU芯片，大名唤作“龙芯”，竟也取了个小名，叫做“狗剩”——只是其英文名为“Godson”（似谐音“狗剩”） ，却又自诩甚高，居然有上帝是朕天父、基督是朕太兄之意；以此占之，“龙芯”命途当极其曲折，祸福寿夭不可测矣。然则，忠王之美称，终几为“叛徒”之恶谥，倚伏之机亦在是焉？
然而，较之攻“虚”击“背”以解天京之围的宏大构思，王位的授受、爵名的美恶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仁玕自供，说这个计划的知识产权由己独享；秀成自供，则说：
“京城困如铁桶一盤〈般〉……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春）、张（国樑）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具〈俱〉出在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 ；
“打杭郡”，说的是咸丰十年二月，秀成以千人突袭杭州，天京围军急分大兵来援，秀成联手玉成，“复兵而回”，一举击溃江南、江北二大营，“救解”了天京之围。此处，秀成压根没提仁玕的名字，而将从策划到执行的功劳全行包揽。若然，仁玕自比孔明，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一文不值。真相到底如何？时任浙江宁海知县的许瑶光，当日得到一册“会议伪书”，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简述此份会议记录，说：
“（咸丰）十年，会议于芜湖，（定议）陷广德、泗安，以破杭州，分我兵势，旋回聚于界牌，纠集上江诸贼暨侍逆、辅逆、刘逆、古逆，即英逆亦由北渡南扑我大营，致张帅阵亡于丹阳，和帅自缢于浒墅” ；
原来，秀成在芜湖召开会议，定下“救解天京之谋”，仁玕无与焉。不过，这种“围魏救赵”的战法，实是太平军的惯伎，此前屡屡得手：咸丰五年，石达开攻江西，以救武昌和九江；九年，陈玉成攻扬州，以救六合。此役後，同治二年，李秀成犹欲故技重施，以“进北攻南”之法，再救天京。且“围魏救赵”之策，自太史公从古战例中拈出，载诸《史记》，早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有口能说的“经典”，此策之各类变化，谋军事者亦必熟谙于心，无所谓奇计、“长策”矣。然则，伯牛不辞繁琐，欲证明太平军运用此计，其功当归于秀成，而非仁玕，有什么意义？

义山锦瑟，在诗国排名当属前列，而沧海蓝田二句尤堪咏叹。湘乡读义山诗集云：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似亦自此二句悟入。槐聚尝谓义山此诗为自道写作甘苦，然则湘乡品鉴亦自不俗。且湘乡一生用力，舍事功外，亦汲汲于诗古文之道，曾谓文学之境以“雄奇出以平淡”为最高。渺绵奥缓，平淡也；声响光莹，雄奇也。
又。放翁诗，槐聚以为有老清客风味，且讥其好谈兵、好誉儿为二痴事；湘乡则以其诗能体道、善养生为不可及。此盖文学、事功之分野耶？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周礼·天官·宫人》：“掌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匽、路厕也”。尚云：“可证古时路上皆有官厕，与今正同”。
于此可知，古代的公共厕所叫做“匽”。
昨读曾国藩日记，记其行军至江西浮梁，涂遇一种公厕，“最可骇异”：
“大便粪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厕，上盖瓦屋。街市道旁处处有之，鳞次栉比，令人难耐”。
若望文生义，则此方可谓“高级（须以梯登）马桶”，而今日富贵之家以黄金造马桶，尚不足与言“高级”也。
不知赣籍网友能为详述此“粪桶”之形制沿革否？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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