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杭 州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被李秀成攻破。八天後，杭州被张玉良收复。四十天後，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围魏救赵之计，载诸《史记》，由孙膑首次使用。第二次，也由孙膑使用。第一次，庞涓中计，败。第二次，庞涓中计，死。临死，庞涓说：“遂成竖子之名”。太史公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1]
在突袭杭州、为天京解围之前，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囯的新秀，他的名头一直没有陈玉成响亮。陈玉成，常令敌军闻之色变，为了减低自己对玉成的恐惧，他们给玉成取了个绰号，叫“四眼狗”，在公牍私函中昵称为“狗逆”，他们做梦都想“屠狗”。秀成的知名度则低得多，甚至，敌军大帅还会写错他的名字，将之写作“李寿成”。攻破杭州，秀成“以此名显天下”，敌军内部开始互相提醒：从今往後，“髮匪”里的“忠逆”可要小心提防。李鸿章在江苏与秀成对敌，与人书称其为“忠老”，曾国藩写家书，也禁不住要表扬他：“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德意之笔”[2]。
不过，这份“得意”差点被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给剥夺了。仁玕于同治三年九月间被捕，其亲笔供词写道：
“忠王三次面求画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后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3]；
仁玕所谓“画策”，时在咸丰九年。这年三月，仁玕来到天京，投奔阔别八年的洪秀全。入城不过二十天，仁玕便迭受封爵，从干天福、干天义[4]一直做到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5]。据仁玕透露，秀全为确立他在内政方面的权威的，当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6]。天国诸人，尤以玉成、秀成为首，对仁玕这次的擢升极不满意，“众口沸腾”，颇有“孔明进而关、张不服”的架势。仁玕既然自比诸葛亮，不得不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画策”。但是，秀成曾说过，仁玕“封（王）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7]；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瞧不起仁玕，别说向他请教，就是他刻的书、写的文章，也是从来不看。因此，佯取杭州、回解京围这个计划，全由仁玕传授给秀成，实在令人怀疑。
有两件证据，似可澄清这份怀疑。第一件，由局外人许瑶光提供，他当时是浙江宁海知县，曾于“贼中”得到一份太平军的会议纪要。上载咸丰十年，秀成召集诸将在芜湖开会，定议：自广德、泗安攻入浙江，“以破杭州，分我兵势”，待江南大营调出援军赴杭，太平军将转头杀回天京，将城围攻破[8]。第二件证据，则是秀成被捕后亲笔写的供词，他说：
“京城困如铁桶一盤〈般〉[9]……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春）、张（国樑）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10]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具〈俱〉出在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11]；
说得很明白，“出奇兵而制胜”的“策”是他自己“画”的，仁玕并无贡献。但是，仁玕说，这个计划还包括“乃约英王虚援安省”，为秀成所不及述，却是很关键的一点。杭州是江南大营最重要的饷源，也是大营的后方；太平军进攻杭州，大营自应派兵援救，无疑问。只是，天京“困如铁桶”，太平军不思突击围军，却去杭州搞事，有点脑子的人就会想：咦，你这不是围魏救赵么？若想到这一层，在派兵援杭的同时，大营将会自他处调来部队，填补分兵後的空缺；或者，大营不去承担援杭的任务，而由安徽、江西等地赴援。但是，如仁玕所说，攻击杭州的同时，玉成之兵也将虚张声势，去安庆作战；这么一来，清军就容易犯迷糊了。杭州非救不可，这是钱袋子；安庆也很重要，“扼长江腰膂”，是命根子。人一贪心，就会钱也要命也要；清军一贪心，必将杭州要保安省也要保。若然，不知不觉，就会注重杭、安，而忽视对江南大营的保护。可见，在这个计划里面，玉成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秀成自述方略，却不提及玉成的动向，稍有不妥。对此，罗尔纲先生替秀成作了解释：
“陈玉成地位高于李秀成，当然不是他所能通文调遣，他所说‘英王不约而来’的话，当是事实。但是，我们根据和春的情报，却知道陈玉成是奉诏率军回救天京的”[12]；
因此一说，前述仁玕无与于围魏救赵之计似又不确。玉成奉诏回援，赶到天京，恰是秀成自杭返京之时，不太可能是两军的邂逅，而应是此前的约定。不论秀成如何不屑于仁玕，仁玕毕竟是“顶天扶朝纲”的干王，且任“军师”之职；而太平天囯实行“军师负责制”——罗尔纲称之为太平天囯的“政体”，堂堂军师不可能不参与这么重要的计划。甚至，召玉成回援的诏旨，都应由仁玕起草才对。然则，仁玕、秀成都是一面之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集体决议，分头执行。仁玕有调度的功劳，陈、李有执行的大功。
上文中的和春，是江南大营的统帅。他在中了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後，曾截获太平天囯诏书一件，中云“洪逆因被围情急，号召上游逆党（按即玉成）及日下窜解围”；他没意识到这条命令就是对自己敲响的丧钟——他尚未将此次回援与太平军正对杭州发动的佯攻进行联想——而只是提醒清廷“饬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乘此机会竭力攻剿”[13]。和春的情报传上去以后，鄂、皖各路确实“竭力攻剿”并获得胜利，他自己却被陈、李两路回马枪杀得大败，羞愧自杀。悲剧所以发生，窃谓和春读文章的工夫太差，只看得懂“字里”，却看不到“行间”写着的偌大的“杀”字。以下，我们讲一讲这个看不见的“杀”字。
咸丰九年末，秀成离开天京，至芜湖度岁。辞旧迎新之际，他与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议：自芜湖发兵，经宁国、广德进入浙江，佯攻湖州，待清军来援，则日夜南下，经武康山间小路[14]，急攻杭州。杭州告急，大营必派精兵来救，俟救兵行近杭州，则弃城而走，经天目山内捷径[15]，迅速北上，直扑江南大营。
十年正月十九日[16]，春风尤厉，秀成率军出城，踏上征程。第一站是宁国府，清将周天受率二万三千人驻守此地，接到探报，当即严阵以待，将精兵调至府治宣城防守。忠王却在宣城东边六十里处，将身一转，直奔广德而去。二月初三，克广德。初六，克泗安，至此，秀成军已在浙境。泗安往东，是湖州，往东南，则是杭州。秀成之意固在杭州，他却不教清军看破，而是军分两队绕向湖州来攻。浙江防军的总粮台先已退入湖州，湖州一破，大笔银子和军用物资将转手易主，于是浙江防军尽趋湖州援救。其时，负责湖州防务的是候补道赵景贤，论到守城的才干和坚忍，他是江南第一人——直到明年十二月，他的湖州才被再度来浙的秀成攻破——故此，太平军不得不在湖州耽搁了七天[17]。援军越来越多，甚至杭州也派兵来援，这个局面正合秀成心意：“那时湖郡不欲人多，将此城交李世贤自攻，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州”[18]。
武康、杭州之间，有座乌回山。乌回山中，有条捷径。这条捷径，据说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修筑的“设防故道”[19]；秀成亲率精兵由此“日夜下杭州”。二月十九，便到了武林门外。行军甚急，人马无多，不过“六、七千之众”；秀成却也摆出围城的架势，并挑出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作势攻城。其时，负责杭州城防的是曾国藩、胡林翼的老朋友，前任湖北布政使，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遵殿是个老实人，是个大清官，操行堪称“数十年来疆吏之冠”[20]，只是，守城打仗，靠的是临阵对决的狠劲，当机立断的灵性，但有清廉正直，无济于事。如胡林翼所谓“身在干戈之际，气魄资望一钱不值也”[21]，不幸的是，强敌来攻，遵殿拿得出手的却只有这份“一钱不值”的“气魄资望”。更不幸的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竟不但不拉遵殿一把，还抬起一脚将他踹入绝境。
二月十九，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前一日，杭州“城中愚民依旧按例至天竺山观音殿行香宿山”，今日络绎回城，城门防守自然松懈，秀成的先锋扮作溃兵难民，混在人潮中，径向城门而来。然太平军战士都留了长髪，被城头巡防的杭州知府陈炳元发觉，立即关闭城门，这才避免了当日城破的悲剧。当然，八天后破城[22]，对他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喜剧。
城门既已关闭，按理即应多派人手，登城防御，并派出信使四处求援，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冒然出击，攻击围军。但是，敌踪甫现，杭州城内竟派出一队官兵“照古理出队迎战”。此种“古理”具体云何，已不可考，然较之宋襄公不击“半济”的“古礼”，似犹过之。己军被突然围住，恰似那渡河过半的“半济”之师，进不得，退不得，敌军不来进攻已经谢天谢地，哪还敢主动挑衅？杭军则不然。故曰杭军之“古理”尤胜于襄公之“古礼”。太平军先锋俱经秀成训练，十分精锐，碰到一队歪歪斜斜的清军，那还不当场拿下？果然，太平军“冲突而来”，杭军立即“溃散”，压阵将军“直脚飞跑而回城内”。途中，因吊桥“年久朽污未修，以致马失前蹄，插入破孔之中，将军随马而下，靴落马镫，帽坠河中。即有人说，将军已跌‘三段’矣”[23]。
“三段”将军固然可笑，但是，城门口的重要军事设施——吊桥“朽污未修”，其咎实在巡抚。遵殿去年九月到任，迄今已逾半年，身为浙江巡抚，西面皖、赣，北边江苏都是战区，固应勤修军备，多练队伍，然就此“照古理出队”一役，可见兵未练成，备亦无恃。不禁要问，大清官罗遵殿到底所读何书？每日所为何事？怪不得远在北京的咸丰帝也要骂他“实属无能之至”了[24]。当然，咸丰帝这句人身攻击，遵殿已经听不到了，城破当日，他便已仰药自尽。
自秀成入浙迄杭州被围，一个月内，杭州将军瑞昌和遵殿便不断向北京奏请援军，同时他也向胡林翼、曾国藩求助。湘军自安徽或江西赶往杭州，最快也要一个月，肯定来不及。唯一可救杭州的，就是江南大营了。但是，直到三月二日，江南大营派来的援军——“张（玉良）坐小船携六百人”[25]——才赶到武林门。当然，张玉良自江南大营下援杭州，所带兵绝不止六百人；他此时已受命“总统援浙官军，所有江浙徽宁官军悉听调度”[26]，此六百人是其军先锋，各部援军，包括江南大营派来的二万人，随後即至。秀成一看援军旗号，便“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根据前订计划，他将放弃杭州，迅速北上攻击大营。不过，离杭之际，秀成耍了个花招：“将杭[郡]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芜湖计划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太平军惯用的套路，叫做“兵少退兵之计”[27]。三月四日，援军齐集，玉良望见城头遍插敌军旗帜，不敢贸然行动，惟遣将调兵、多派探卒而已，于是，秀成部队“退出一日一夜，（玉良）未敢入城”[28]。待援军入城，秀成已行军百馀里，进入天目山直奔广德而去矣。
玉良犹不知是计，反因捡得一座空城，大喜过望：浙江省城失陷，不过九日，便被“克复”，这可是一件大功！手下将帅士卒更是高兴：不但可因复城获得保举，且能以“搜捕馀匪”为名对杭州居民进行劫掠。据当日身在杭州某人目击：“闻得髪匪尽退……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髪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29]；由此之故，当秀成会同杨辅清、李世贤等人发动对江南大营的总攻，这些援浙之兵已经帮不上大营的忙了。
三月二十一日，由秀成主持，太平军各帅在苏、浙交界处建平开会，最后一次确定明日分兵攻营的军事布置。秀成自少喜读《说唐》，对隋末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盟会四明山”，定下“捉拿昏君，共举大事”一段尤为心折，故将建平会议称为“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30]。当然，隋炀帝帐下有个李元霸，抡起锤子将各路人马“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众反王个个舍命奔逃”[31]；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樑虽是名将，却比不上李元霸，故与秀成各路大军“两并交锋”，自午後三点战至七点，大败而归，从此“不敢交锋”，龟缩候援。同时，英王陈玉成亦自安徽渡江而来，会同各部作战。自此，十馀万太平军分兵“十数路”，同时对江南大营各个战略要点开展强攻，天京城内也派出数支人马进行夹击，清军“[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各自为战，各被击破。闰三月十六日，江南大营溃，天京解围。除了杀敌解围，此役另有收获：清营“存银十馀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32]，尽归于太平军。三年后，秀成在湘军囚檻中回忆这次的战果，仍然忍不住啧啧自赞：“此时我朝军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难？”[33]
作为此次围魏救赵之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秀成的杭州战役打得圆满漂亮，玉成的安徽作战则逊色得多。
太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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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平天囯前期只有王、侯两种爵位，天京事变後，在王、侯之间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种爵位。罗尔纲说：“天京事变後，既要增设爵位以待功臣，又要限止封王，使功臣有爵位可升，于是就把当时一些已具有等级雏形的爵号排列起来，而制成了这六等的爵位”（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八《志》七《官爵》，第1031-2页）。
[5] 後期王爵分为五等，与析分爵等的用意一样，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语）。曾封昭王的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3页）。参观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八《志》七《官爵》三《後期官爵》。
[14] 朱丙寿《杂诗八首》：“山耸乌回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榆荫山房吟草》卷二）；即记秀成军走捷径攻杭州事。“乌回”，武康附近山名。
[15] 天目山“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舆地略·山》下）。李秀成离杭北上，就选了东天目山的捷径，而追击的清军却选择了弯绕的大路，终致越追越远，贻误战机。
[16] 若依“天历”，此日为太平天囯庚申十年正月初二日甲申，星期六。
[22] 秀成自述，却说“三日三夜，攻由青〈清〉波门而进”。这是误记。据当日公私记载，杭州被破，都在二月二十七日。
[24] 《文宗实录》卷三百九，《清实录》第四四册，第534页。虽然是遵殿的老友，胡林翼在遵殿死后也要批评他：“司封疆而胸中无将帅、腹中无甲兵，可儆可惧！”（《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复庄受祺》）然则咸丰谓罗“无能之至”，亦是的评。
[27] 太平军退兵，每布疑阵：“当撤退时，必在城内、寨内留瞽目残疾多人，击鼓吹角；城墙、土墙或立草人，或立木樁，上顶竹帽；白天遍插旌旗，夜间虚张灯火。敌人常常被迷惑，甚至已经撤退几天还不知道”；参观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二十九《兵志》丙《战术》，第1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