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新购汪荣祖《史学九章》，略翻一过。本来是想读一遍的；此前看过《史传通说》，印象不错。其书有专章论“槐聚史学”，便先拣这章来看。一看之下，胃口全无。先不论钱氏在史学上的见识究竟如何，只看汪氏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引述《管》、《谈》的只言片语，解说、发明则毫无新意，读者不觉昏然入睡矣。这章是看不完的了。
书中钱穆一章，早看过单行论文，批驳不无道理，但着眼都在小处，如因袭梁启超书，引用不查原史资料；而对书中将宋学与清学“打通”、于清季诸人独推举曾国藩等“大结裹”，既不能细析其所以然，也提不出有力的质疑，破不尽，立不起，反而弄得自己很尴尬。
章炳麟一章，专门拈出清代开国秘史，大作表扬。其实，当时考证建州逸史者，不乏名家后劲，如孟、朱、萧、郑、王等人，较诸章氏，创获更大。真要表彰章氏史学，固应择其所论有关先秦史及制度史者，才是知音。
其他几章，介绍西方史学流派，似亦多泛语，少独见。俱不如《史传通说》之深切著明。尤其是第五章——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以例证丰富、辨析深刻而言，自然比不上《通说》（此书副题为中西史学之比较），而措辞之精确，行文之流畅，竟也不及。真是奇怪。要知道，《通说》于1988年出版，《九章》则为2002年出版，不过十馀年，才尽学退，真可达到如此的程度？
回头检讨一下读过的汪氏著作。《陈寅恪传》是少作，其失在浅。《郭嵩焘传》，作者寄托太深，对传主揄扬太过，其失在矫。《康章合论》，因译乃师《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搭个便车，发挥绪馀，未足言著述。《晚清思想史研究》，仍未出其师范围。总结：可观者，只有一部《通说》。
近年又看过几篇汪氏与余英时论战的文章；其实，辩论的都是“八卦”——胡适的婚外情，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是非难定。不过，若论逻辑谨严、行文有致，汪又落了下风。反观余氏近著有关朱子者，取精用宏，别开生面，或有牵强，终是一家之言，必传之作也。当然，强拉二人同列，有点比拟不伦。汪固难望余氏项背。惟汪氏有一事差胜，盖年辈稍後，若奋力搏去，犹可冀老树生花，拉近一点距离。
看了半天，此书只有一个小八卦有点意思，即166页影印的钱锺书致汪荣祖书，中云：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後来则刻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k ‘em, join ‘em”者是，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
□，原文写出，但影印件看不清楚（或编者故意？）。
这个“王君”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