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7]；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后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后为什么会转入衰运[8]，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世宗之励精图治；而世宗刻薄，又逊于圣祖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后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9]，重艺术[10]，兴文教[11]，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12]，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13]，一为定火耗、加养廉[14]。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后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后，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15]；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16]；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17]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后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18]，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19]。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20]；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21]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22]。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词“惓惓丁宁”，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23]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圣祖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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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语亦即《清史稿·宣宗本纪》结尾“论曰：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的祖本。
[4] 穆宗为太子时，夏同善为侍读，同善佩西洋怀表一块，穆宗取而碎之，曰：“无是物，即不复知时耶！”穆宗又尝命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斫其首，连声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上海书店，1981年）；穆宗之所以如此排外，当与幼年遭遇有关：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其父因此出京避难，并客死热河。
[5] 乾隆朝之外交，最足述亦仅足述者，为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一事，而事中最关键亦最富趣味的细节，则是叩拜礼仪之争。最终双方达成共识，英使以单膝跪地为礼，而不必行三拜九叩之礼，在“严夷夏之防”、视虚文重于实际的清代，实为创举。观《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六、七月）中高宗与臣下商定觐见礼仪的数道谕旨，其善体人情、通权达变的手腕，实可予以高度评价。英国使团秘书斯当东所揆回忆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虽对福康安、征瑞不无微词，但于高宗及和珅之印象则甚佳，并不因礼仪之争及终未获得通商许可而有所讥贬，亦可视为对高宗处理此次外交事宜的赞许。而宣宗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事初起，则以倨傲临之；衅既开，则以慌乱应之；善其后，则以昏庸报之。前后不贯，进退失据，宜其狼狈不堪也。以此，故曰宣宗远逊其祖。礼仪之争事详见本书外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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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森论道学对清代国运的影响，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康熙朝之达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直至道、咸兵乱，平乱者根本在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清史讲义》，第176-7页）；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异军突起，挽既倒之狂澜，续若断之清祚，成就中兴，其所以感廉立懦，登高一呼而天下景从，谓非道学之助，可乎？故孟氏云“道学决不负人国家”也。
[10] 高士奇《蓬山秘记》载清圣祖语，云：“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转引自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按：倘高士奇记言不虚，则圣祖不仅倾心文艺，且鉴赏、创作之水平亦非泛泛之辈可及，盖能“辨白”诗文之时代与家数，非老于此道者不可致也。
[11] 康熙朝纂修《字典》、《皇舆表》、《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大型丛书，实为历代罕觏。而他个人在文艺以外的特长，犹有精研天文、算学二事。此外，从南怀仁学拉丁文，调停在华西人宗教争端，亦是清圣祖博学多闻、注意文教的表现。
[12] 过于宽仁，最大的弊端则是贪风大炽。见侯官古霝後人姜斋《清外史》“贪风之盛”条。
[13] 简单一点说：并地丁，即将丁役和地赋合而为一，国民除纳地丁以外，别无徭役（以前人民因捐免徭役而缴纳的费用亦不复存在）。停编审，则是不再普查户籍，因为国家赋税既以地亩为征收依据，则不必再对丁口户籍进行统计。
[14] 明、清两代，官俸极薄，不足养家。官吏不得已，乃于赋额外加以浮收，以为应得之调剂。正赋以外的浮收，即“火耗”，今语“乱收费”也。康熙六十一年，陕西巡抚奏请提取本省火耗，“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馀俱捐补合省亏空”。此举可视作地方行政机构拟为违规行为正名。圣祖未准。然虽未批准，亦未对这种违规行为加以阻止。雍正五年，世宗乃定下由政府定额提解火耗作为外官养廉银的制度，从而解决了行政上的两大难题：一，杜绝州县私自加征；二，提高官员收入。此举毫无疑问违背了其父圣祖“永不加赋”的遗训，但是，“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清史稿·食货志》）。故名义虽有亏，对国家财政、小民生计来说却不失为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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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19] 清高宗以前，年迈八十的帝王，只有三位：梁武帝萧衍，享年八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宋高宗赵构，享年八十，在位三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享年八十一，在位三十五年。三人在世及在位之年，俱不及高宗。高宗于七十岁生日，自撰《古稀说》（四库本《御制文集二集》卷六），谓前代帝王年逾七十者不过六人，其中，元世祖、明太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汉武帝、梁髙祖、唐明皇和宋髙宗），则“不足为法”；俨然以千古一帝自居矣。
[20] 《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