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按：承13问及，甲编、乙编到底为什么而写，谨作简介。这是一本书的第一部分，或曰背景部分。此书主旨，在观察、比较及分析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前后之中国局势，拟对政治、外交、军事三个方面做整体考察。窃谓近代中国之巨变，此一年分实具重要意义。此一年前后，不论国内之中央-地方关系，中枢决策思路，清军-太平军之军事抗衡，对外之观念转变，外人对华态度，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目前写的几段，如八旗制度，如盛世之衰，都是为道、咸间的巨变作介绍、做铺垫。背景介绍完毕，则将详细叙述由中枢政治、地方宦术、中外关系、主要战事交织而成的时局。不知道这么一说，13及其他网友是否稍能明白此书的规模？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2]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几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三端：一曰文字狱，一曰修四库全书，一曰坚决彻底取缔宰相之职的合法性。请先述文字狱。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3]？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砍头的原因，有太祖自述在，请看：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髮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原来，太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对谐音这种文士惯技掌握得十分熟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然据太祖摸索总结得出经验，骂人不吐脏字，除了谐音，还有别的方法：
“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4]；
人家和尚说：贫僧是宗教界人士（殊域），无功于世间，深自惭愧（自惭无德），今冒然称颂，还请圣明天子（陶唐，即帝尧）多多包涵。太祖却凭藉深厚的拆字和语法修养，从中读出“歹朱”“无德”的讥讽，这分功力，令吾辈情不自禁，不由得要大赞一声：弓虽。女子弓虽！
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清圣祖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怪乎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文字狱的特点，一则借之为工具，以芟削曾助其得帝位之功臣，如年羹尧案；一则将计就计，极力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如《大义觉迷录》之刊布。清胤禛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清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
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名世尝作诗赞颂年羹尧，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读吕留良遗书，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生武装颠覆的念头。他致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其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以下，择其书序之要者，稍作评议[10]。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
按：《书》，即《尚书》。此次辩论，胤禛选用的理论，全部是儒家经典，颇有“以夷制夷”的意思。但是，作为二百馀年后的评委，我不得不指出，他一开始，就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华夷、满汉之区别，其本质究为种族概念（或曰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尽管如此，他的道理却不算错，毕竟，作为浸淫于君主专制理论之帝王，能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自我判断的标准，终属可贵。接着，他说：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窃谓此语虽过于现实主义，然不能不说，恰可击中“华夷”区别论的软肋。“自古中国”倘能征服全球，则世间不复有“夷狄”也。惟其不能，故有所谓“夷狄”。而在今日，昔之“夷狄”（满洲）既入主中国，且主动接受儒家学说，“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前揭孟森语），再要“目为夷狄，可乎”？由此，胤禛自然想起了韩愈的名言：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11]；
满洲不仅“进于中国”，甚而占有了“中国”，若仍不“中国之”，可乎？至此，正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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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余氏又云：“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读者欲详细了解余氏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撰《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後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4] 赵翼《廿二史箚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据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影印，中国书店，1987年。按：今人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箚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见《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撰者无缘得见陈书，以上概述全据王春瑜书评《功夫文章学子书》转述，王文刊于1998年04月01日《中华读书报》。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第906页。
[11] 他引用作：“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与韩愈原文字词稍异，意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