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这是杨天石对长久以来海内外蒋介石研究状况所发的感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相同的意思，黄仁宇也表达过：“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一篇《太祖本纪》；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顾及客观条件及各种背景，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信口盘出”（《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第一篇）。然而，不枉不纵，力求其真，能得其中，又谈何容易？所幸自2006年3月，蒋氏後人将蒋介石日记手稿公之于世，供人研究，虽不敢说蒋介石的“本相”借此机会即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庶幾或让学者在“找寻真实”的道路上少走几步弯路，在考史衡人的当口多发几句平情之论。
不过，以读日记作为知人论世的手段，不无风险。一般来说，日记分两种，一是写给自己看，一是写给大家看；吾国近代以来的名人日记，如《曾文正公日记》，如《胡适的日记》，大率可列入後一种。这类日记不仅于身後公开印行，即在撰写过程中的“未定稿”，也不时请师友亲戚来审订甚而批阅。然而，并不能轻易评判为大家而写的日记就不真实，就是作伪。这类日记“作法”，其实是吾国传统，由来有自。大略自宋代道学兴起，士大夫讲究“慎独”，重视“日课”，在外之言动，在内之念想，莫不追求合乎礼、当于义。做得好，写进日记，是“君子之德风”，能令读者见贤思齐，有益世道人心不尟；做得不好，甚而做了缺德事，也写进日记，既能鼓舞自己的迁过之勇，也令读者引为殷鉴。因此，大部分吾国近代士大夫的日记，其实是平生修养进德的纪录，虽属私生活书写的范畴，却又“事无不可对人言”，当时可供朋辈取阅传观，身後公开亦不惧悠悠之口，坦荡得很。由此而言，写了日记，请大家来看，利己利人，是一桩好事，毋庸受到责难；再者，所记既为实录，则无真伪之辨，不妨当作信史。
但是，研究史学，对此却未敢轻信。名利之中人，深入骨髓，微到豪颠，读者稍有不察，便被圣贤豪杰骗了，这也是寻常境况。杨天石考察蒋介石日记，提出三点证据，认为蒋氏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一，身前从未公布，无自我美化之嫌；二，无所顾忌骂人之语，并未删节；三，许多阴私，甚如自慰、嫖妓之事，亦载诸笔。但是，“主要为自用”的日记，是否就能鉴照出真实的“本相”呢？黄仁宇不谓然，他说，蒋氏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而是“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的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并以民国三十三年介石、经国父子交换批阅日记时蒋氏自道之语为证：“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黄仁宇认为，“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杨天石也发现蒋氏日记不乏“讳莫如深”的地方，如“四一二政变”，如软禁胡汉民，如遣宋美龄至香港指导对日谈判，此皆关系时局的大事，蒋氏日记却或付阙如，或避重就轻，以此可证蒋氏日记“有选择性”（遗忘甚至误导），虽“有相当的真实性”，却非“句句真实，事事真实”。
未拟公开的日记，竟也不能存真，虽不同于作伪，究属不餍人望。所谓说的都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诛心而论，这些真话，与假话无别。那么，即有全部蒋氏日记，欲借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仍嫌不够。正是看到这一点，叙述刺杀陶成章，必须对勘同时诸人的回忆录；叙述蒋介石苏联之行，必须征引中、俄所藏联共（布）早期档案等史料；叙述中山舰事件，必须参考同事诸人传记、函札乃至“口述”等史料；否则，不能重构历史现场，遑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当然，日记也能填补史事“空白”。如毛泽东赴重庆和谈，蒋介石不能与之就重大事项达成协议，辗转反侧，恼羞成怒，幾乎要将“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扣留“审治”，最终，苦于不敢违背苏、美二国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承诺，“郑重考虑”，自觉不能“孟浪”，只得放虎归山，“惟有天命之是从”。其间蒋介石心事之曲折、情绪之变乱，若非日记历历如绘，吾人决不可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又如风传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蒋宋美龄女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蒋介石亲率卫队前往捉奸；其事固为捕风捉影，然若非当时日记俱在，满纸皆是儿女情长的体己话（如11月19日：“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足证其时蒋、宋感情稳定，绝无情变的蛛丝马迹，则欲破此谣，还真有些难度。
或曰，历史像一面斑驳的铜镜，那么，业经证实为坚确的史料，恰似擦镜布与除锈剂，而辛勤细心的学者则如工人，欲从镜中获得清晰的图像，不能不时刻拂拭，谨防锈蚀。杨天石先生治民国史有年，适逢蒋介石日记手稿公布，赴美研究，已逾二载，旧作藉资补益，新知不断发明，传信拾遗，功在史林。作为研究者，他是有福之人，作为被研究者，蒋介石是有福之人，作为读者，吾人亦是有福之人。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