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上周日搬家。今天差不多收拾完毕。有些书配不齐，有些书没了影踪。一算，好象丢了两箱。搬家工要看书么？还是嫌书太重，半路上给我扔了？
郁闷。十分郁闷。

坊间有称曾国藩撰《冰鉴》者，是一本伪书。早在民国初年便被人识破，谓“道光间，吴荷屋（荣光）已为锓版”，根本不是什么曾氏“遗著”（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然而，数十年来此书风行海内，雅俗皆有信其为真者，令人慨叹。
《冰鉴》是相书，讲相貌决定命运，神乎其技。世人好奇，一不留神就入其彀中。国人信，洋人也信，大哲学家叔本华就认为“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他甚至写了一篇《论观相术》，畅论相学（载《叔本华论说文集》）。东与西，贤不肖，智若愚，都对相术感兴趣，《冰鉴》之类的书乃能长久流行。国藩负知人之鉴，幕府英才如云，自是事实，造伪者因此傅会其名，强拉他作“代言人”，正是抓准了“消费心理学”，所谓“不切事而犹近理”，“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也（《四库提要》卷一百八《术数类》）。
但是，《冰鉴》虽伪，国藩有相术且运用相术，却是真事。然而，不仅今人，就是国藩弟子，对他的相术也不甚了了；如薛福成，既曰“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再曰“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模棱其说，终无定论（《庸盦笔记》卷二）。薛氏尚不下断语，鄙人却敢判定，根据何在？请以国藩亲笔之“相学札记”为证。
台湾影印《湘乡曾氏文献》，内有《同官册》，记录国藩接见属员以相法定优劣的事。优者，他在其人姓名边上画○，劣者则画△，并附评语。选几条看看。“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身材挺拔”，这是画○的相，他以“心术正”、“可造就”、“可用”许之。“横纹入口”，“视下闪烁”，“鼻削下锐”，这是画△的相，他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黜之。当然，国藩绝非仅凭相法定去留，他还会因社会关系（如京官亲属）、出身境遇（如忠烈之后）乃至独特表现（如言及寡母则“欲涕”），对面相不佳者网开一面。平时，他也留意对各类人物的风评，舆论佳者称“闻可”，反之为“闻否”，一一记录在案，待到面晤再作综合判断（《见闻日记》）。此与相术无关，不赘；吾人感兴趣的是他用什么标准判定相之优劣。《文献》第四册有四页纸，即是他的“相学札记”，文长不能备录，略记大概。“札记”以面、口、头、身、目、鼻、手、足分类鉴别，各举一句为例，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脑袋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诐，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鄙人对相术一无所知，故不能对“札记”作任何评论。惟临时抱佛脚，将《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略看一过，发现“札记”所云与之大致相合，以此，或知国藩之相学渊源焉。
国藩朋友间亦好谈相术，殆成风气。胡林翼相李鸿章，谓“如许骨法，必大阔”（咸丰十年五月致国藩书）；相冯卓怀（曾氏幕友），谓“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咸丰九年七月廿八日）；此后，李氏富贵，冯氏落魄，果如其言。吴汝纶、赵烈文、薛福成日记中，有关记载也不少。最有趣的，则是王闿运对国藩面相的评价：“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光绪四年二月廿七日记）；不知国藩当日对镜，以相法“认识你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

　　余英时论曾国藩之治学，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猛火煮”。其时，国藩虽为翰林，却常因学殖浅陋，为人所笑，乃下定决心，“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道光廿二年家书)，要求自己每日须写字若干、抄书若干、读书若干，“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道光廿四年家书)。成效甚著，仅道光廿四年下半年，他便读完《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皆施圈批，一丝不苟。第二个阶段，则是嗣后二十余年的“慢火温”，大致可总结为：生书快读以求广博，旧书熟读以求约取；读书范围，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为限。余英时之喻，出于《朱子语类》，是说做学问就像熬一锅汤，“须爇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然则曾国藩最末熬成一锅什么样的汤呢？看他自己如何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咸丰九年家书)。对此，余英时做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称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因为，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载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
　　只是，要修成塑造完美人格的“士大夫之学”，除了读书，必还有一份具体的行为指南，余英时的文章于此未作评述，不免遗憾。欲考察某人的日常行为，自以研究其人《日记》为最便，然而，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所收《日记》恰恰缺少这部分内容。自道光廿六年至咸丰七年的日记，《全集》俱付阙如，其中，绝大部分因曾国藩座船遭太平军火攻而被焚毁，永不可见；而咸丰元、二年间的日记，尚存人间，惜编者不察，遂致遗珠。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十巨册《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正是这份日记记载了曾氏修习“士大夫之学”的全部课程。
　　日记格式比较特别，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这是日记的“体例”，略作统计，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其时国藩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二年间所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他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然公退犹不废读书，不忘教子，似稍异于常人。至于静坐，并非如理学家所说，能穷万物之理，不过抽空打个盹而已——“未初(午后一点钟)，在坐曲肱枕睡”。属文、作字，则多属应酬，以赠序、对联为多。如此，就是曾氏“士大夫之学”的主修课。
　　不过，看这每一天每一门课，实在卑卑无奇，于是，有人要问了：靠这个真能修成“士大夫之学”？答曰：好像不行。再问：若生命不息，上课不止，历数十年如一日，是不是能修成此学，也做一回文正公？答曰：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份日记里，曾国藩已作解答，那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粤人黄世仲化名“禺山世次郎”（禺者，黄为番禺人；次郎者，仲也）撰《洪秀全演义》，是一部奇书。此书自光绪三十一年在报纸连载，其时，清廷仍有六年之命；而书首诗云：“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凭吊金陵天子气，啼痕犹洒杜鹃红”；既曰“汉家正统”，则谓满人统治无合法性，既曰“金陵天子”，则谓太平天囯不得谥为逆贼。于是，在时人看来，这端是一首“反诗”，其书则为“禁书”，作者则是“乱臣贼子”。然黄氏是同盟会员，又是新闻界才子，思想前卫，笔力雄健，正欲以此书做匕首、投枪，正欲做一个“乱臣贼子”也。只是，他求仁得仁，乐得做“贼”也就罢了，却将钱江拖上“贼船”，未免做人不厚道。
钱江，字东平，浙江长兴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有四奇：一奇，咸丰三年，他以监生入幕，协助雷以諴创订厘金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商业税），资助军饷，镇压太平军；史称“厘祖”。此一制度延续至清末方被革除，而余风不歇，直到民国仍被各地军阀用为敛财之具；实在是中国财政史上一桩大事。其事载于多书，早成定论，惟周育民撰《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8月），力翻旧案，谓经核对时事，钱江不可能为雷氏定策，言亦有据；以不关本文大旨，暂不赘论。二奇，不多久，钱江就被东家办了个就地正法，一命呜呼。据雷氏奏摺：钱在军中，“交接贤豪”，以养其望；“招延勇士”，以收其威。还做了一首谶，云：“满地红樱子，须防白帽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极有“谋逆”的气象，故不得不先行正法，以消患于未萌。谶语诡怪不可解，但有“刘基”（刘伯温）字样，不由让人想到烧饼歌的故事，更想到钱江于道光末年曾接触“太谷教”的故事（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所谓“太谷教”，杂糅儒、释、道，自成一派，不立文字，聚众隐修于山东黄崖山。同治五年，全教被官兵当作“邪教”剿灭，万人同时遇难，史称“黄崖教案”。钱江是否入教，不可考；但他天赋“长身瘦面，手垂过膝”的“异像”（施补华《钱江传》），平日不事生产，好谈大略，兼喜图谶，这就为他的第三奇——成为太平天囯金牌师爷——设定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背景。《洪秀全演义》中的钱江，依作者之意，直可比做诸葛亮，而与冯云山（拟徐庶）、李秀成（拟姜维）鼎足而三，成为天王（拟刘备）的心腹臂膂。限于篇幅，不能转述书中内容，且看回目：一曰“钱东平大败曾国藩”，一曰“钱江独进《兴王策》”，一曰“钱东平挥泪送翼王”，简直就是以《水浒传》笔法写一部《三国演义》，看官却道奇也不奇？只是，奇则奇矣，奈何失真。罗尔纲撰《钱江考》，揭破《演义》及《满清野史》等笔记小说伪造钱江“革命史”的骗局，铁证如山。奇人不奇矣。
但是，钱江还有第四奇——他没有死在雷以諴的刀下，而是虎口逃生，亡命江淮间，后至上海；同治年间，以儿子殉节，受六品封衔；光绪十六年，以高年积德，被学政授以“里闬仪型”之匾；最终，于宣统元年老死于江苏清江普应寺，享年九十六。陈光贻据《长兴县学文牍》及孙德祖《寄龛诗质》、《杂记》撰成《再谈钱江》（《长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证据确凿，将业经众多史家众口一词定下的“铁案”翻了个边。此不仅为乡贤白其冤，更令吾辈知道征文考献之难，知人论世之不易。功莫大焉。

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断被后人修正，历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断改变。譬如，曾国藩的面貌，自晚清以来，就经历了数次“整容”。一开始，是“中兴名臣”；及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便成了不知大义的“民贼”、“元凶”（章太炎《检论•近思》）；自唯物史观占了上风，更被全面否定，变成“汉奸、刽子手”（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近二十年来，风尚又变，才渐渐恢复了“文正公”的庄严。依有难同当之义，他的战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过“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变脸”之类大手术，而更像点痣、纹眉的“美容”小手术。因为，宗棠除了参加内战，还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他的事迹是吾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尽量弱化他在内战中的表现，甚而表明他有积极、进步的另一面，是对他进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于是，范文澜撰《中国近代史》（1947年），乃云：“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这段叙述的深意在于，宗棠并非自始即甘心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而是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甚至有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绝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带他玩；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若然，可说手术成功。
但是，手术真成功了么？我们来做个鉴定。
先看看“比较可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早于范氏，对太平天囯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萧一山为最著。他写《清代通史》（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与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 “传闻之辞，未可轻信”。更早，提到这段传说的则是日人稻叶君山撰《清朝全史》（1914年），略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说或不诬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故稻叶说，“据长沙人言”。那么，宋、黄等青年长沙人又听谁说的呢？还得往更早的时候查，最好能找到咸丰二年长沙保卫战时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时，长沙知府为仓景愉，他有一部回忆录——《静叟自述》，“咸丰二年”条云：“茶陵牧刘旭，失守降贼，献攻城论及诗文甚多。于城外空屋中获之。念此等乱臣贼子，登诸奏牍，于国体有关，毙之狱”。按，景愉自始至终参与了长沙之役，诸凡布防、捕匪、抓间谍之事，无不躬亲，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不会不知道。同时，他与左宗棠相处极不融洽，并因“私铸大钱”案被宗棠严厉查处，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决不会为贤者讳。可见，当日长沙城外，确实有人投奔太平军，为革命事业献计献策。只是，这个人不是左宗棠。
其实，要对“传说”进行证伪，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考察宗棠与时人的往来书信，以及相关人士的年谱、日记，以确定他的行止，再比对洪秀全的行踪（譬如罗尔纲撰《太平天囯史•洪秀全传》），就能发现，左、洪不仅在咸丰二年缘悭一面，终其一生，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至此，可以鉴定：左宗棠的“美容”手术不成功，这是一个医疗事故。然而，这样的事故实在太多了，且都成了故事，且将不断的“传说”下去。奈何？

《孟森学术论著》 吴俊 编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战国史》杨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微暗的火》 纳博科夫 著 梅绍武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物理学之道》卡普拉 著 朱润生译 北京出版社1999年
《泠风集》 陈嘉映 著 东方出版社2001
《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 著 计秋枫、朱庆葆 译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敦煌考古漫记》 夏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入山与出塞》 李零 著 文物出版社2004
《国史探微》 杨联陞 著 新星出版社2005
《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高王凌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近二十年，学界对太平天囯的研究日趋冷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学”盛况不可复见。此一局面之形成，略有内外两种原因：内，谓研究难度加大，可供填补之“学术空白”愈来愈少；外，则因本国之官学互动不再注意此一题目，舶来西学又多不赞成农民起义等于历史进步的简单范式，以此，时尚大改，人心思变。有趣的是，早在上世纪初，太平天囯研究业已经历过一次“转型”，而转型之故，也与政治的影响有关。空谈无趣，借一本书，略说大概。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奉孙文之命，刘成禺写出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以为“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其时，成禺年未而立，亦非研究太平天囯历史的专家，他是如何写成这部“现代史”著作的呢？原来，孙文是广东人，自少饫闻老乡洪天王发家起义的逸事；后来，浪迹海外，又看到几本外国人写的“禁书”——如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日本人曾根俊虎撰《清国近世乱志》——所述太平天囯的革命事迹，与清代官书（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相较，在事实与立场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于是，他将这些资料交给成禺，命其写出一部“信史”，以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世守其志而勿替”（孙文《战史•序》）。于是，孙文俨然以太平天囯的精神传人自居，而《战史》一书，隐然有匕首、投枪的功效矣。只是，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攒”出来的“快餐读物”，如何指望它成为“信史”呢？何况，《战史》所据的主要资料（呤唎与曾根之书）本身就大有问题。
作为雇佣军，呤唎确曾跟随忠王李秀成征战约四年之久，所以书题“亲历”二字。但是，他的书还写了（或说编了）很多未曾亲历的事情，例如，他说建都南京，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事实却是南王、西王早已战死，不及赶往南京受封。他说李秀成是太平军第一次北伐的“总司令”，事实却是，李秀成在革命初期只是“小弟”，根本没有“解放全国人民”的资格。他还编了一段英王陈玉成的“传奇”，说玉成爱上了干王洪仁玕的侄女，不惜为她“劫法场”。罗尔纲审读此书，“随手”便找出了十四处大“硬伤”，衡以传信阙疑的原则，直可判断此书为“伪史”。但是，罗先生原谅了他，因为，他发现呤唎杜撰事实的动机很不错，那就是：“改动的地方都是为达到有利于太平天国、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而服务的”（罗尔纲《亲历记•前言》）。英人之书说谎，日人之书呢？刘成禺谓曾根俊虎“少年曾助太平军”，如呤唎一般，也是“太平军洋将”（《世载堂杂忆》），事实却是，曾根初次来华（同治十二年）之时，太平天囯已经覆亡多年。他也不是什么史学家，而是派往中国的军事间谍（小岛晋志《曾根俊虎与冈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
可见，两种资料都不可靠。然刘成禺“攒”这本《战史》，却硬说除了这两本书，“其余（清代）官书，多不可据”。难怪今人总结百年太平天囯研究史，评价刘氏之书，便说“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不过，当时的“革命形势”，还就需要这样的书。只有等到清社已屋，“五族共和”，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都不用再拿太平天囯说事，正常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展开。此即太平天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

正史与野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或曰，区别在于，正史多为官修，野史出于私撰。但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史记》乃是毋庸置疑的正史，而且，唐代以前的正史编撰亦皆“由个人或史家家族着手进行的私人或半私人的计划”，从唐代开始，官修史书才成为主流（杨联陞《国史探微•官修史学的结构》）。那么，修正一下，可不可以说，自唐代以来，只有官修史书才有资格称为正史？答曰，不行。因为反证很多，举个显明的例子，那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我们若只看《明史》与《清史稿》，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我们看见的全是“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清圣祖语）的从容景象，邪性的暴力的残酷的东西几乎全消失了——不仅对清代有掩饰，对明代帝王也有“为尊者讳”之处；清帝嘱咐史馆诸人，要他们“力求平允”，不许批评明帝（刘承幹辑《明史例案》卷一）。不得已，我们还要找出很多私家著述，参以故宫“秘档”（包括比对删改前后的不同《清实录》版本），乃至征引朝鲜国史，才能拼出一幅大致清楚的历史画卷。以此之故，孟森撰《明元清系通纪》及《满洲开国史讲义》，就比《明史》和《清史稿》的有关记载更像正史。三百年前如此，三百年后也有类似的例子，譬如，西安事变与抗美援朝两件大事，读者若非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及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二人的研究成果为指标性读物，那么，所得或竟真是“稗官小说”之类的“野史”，而不足与语“正史”。然则，以官修与私撰来区别正史与野史，这条路子行不通。
那么，正史与野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鄙人答曰：晓不得。
也许，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根本是个伪命题。产生于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各式历史哲学——其著者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早已挑战乃至试图取消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只承认历史书写不过像小说一样只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也只能是完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阐释循环；文本以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管他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兴起有绝续的思想，全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构”，真实云云，意义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须辨矣。这么一来，不要说正史与野史没什么区别，史书与侃大山也没了区别；省事倒是省事，只是对于绝大多数并不能从纯粹的理论思辩中获得快感的人（譬如在下）来说，未免有点怅然若失。
不过，话又说回来，后现代主义史观——如果有的话——集矢反对的还是所谓“宏大叙事”，譬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国家的建立神话，现代化进程的天然合法性，等等；若真能将这些“大词”剔除，只去寻求具体而微的史实，最大限度逼近人与事的“历史真相”，回归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正义》杜预序）的中国史学传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少谈些主义，多讲点故事，不亦乐乎？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了这个专栏。需要申明的是，此所谓故事，是指过去的事，并非“故事会”的“故事”；而且，只拣那些说不太清楚的故事，往复辩难，传信传疑，虽不能说将疑案皆办成定案，但务必杜绝强行翻案。言行能否一致，尚祈读者诸君监督赐正，敝人不敢自必也。

宋人王汾口吃，同僚刘攽编了个顺口溜笑话他，云：“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唯闻艾气”（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九）。这个顺口溜，括举了四位史上有名的口吃人，分别是周昌、韩非、扬雄和邓艾。汉高帝欲废太子，周昌说：“臣期期不奉诏”；邓艾对司马昭，自称“艾艾”。合起来，便有了“期期艾艾”这个成语。至于韩非与扬雄，一则“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一则“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若再加上同为口吃人的大文豪司马相如，稍作分析，或能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便是：口吃人会写文章。钱锺书《管锥编》有专章讨论此事，广征博辩，趣味盎然，有意者不妨参观。
近代以来，“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者，应以顾颉刚为最著名。据中华书局预告，待刊《顾颉刚全集》共计二千二百万字，令人钦羡莫名。不过，他的口吃，不是天生，而是被塾师吓出来的。据其自述，九岁那年，因背书不够流利，塾师挥动戒尺，敲桌有声，“在这种的威吓和迫击之下，长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苦则苦矣，然回过头一看，虽“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却锻炼出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超强本领，也算因祸得福。顾颉刚写论文，一动手便是鸿篇巨制，且文情并茂，引人入胜，全无一般学术论文的枯燥乏味。他的文章，不仅是一流的论文，甚而可当作侦探小说来看。
譬如，在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是神圣先王，至善的楷模，他们所处的时代则是“黄金世界”。顾颉刚读书得间，不信邪，发现这种观念的形成史大有破绽，于是，写了《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三皇考》两篇文章，将三皇五帝从神坛上扯下来，说明这些所谓圣王不过是战国至汉初人士集体造伪的成果——即“层累底造成的中国古史”。起先或有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及神话，但各界人士各抱鬼胎，不谋而合，添油加醋，竟将神话改造为历史，生生拼出一幅黄金时代的图案。顾颉刚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总结出二条造伪规律：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也就是说，汉代人算出来的先秦古史要比春秋时人知道的长，魏晋时人对先秦史又比汉代人知道的更多，而到了清代（甚至当代），大家张嘴就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六千年，斩钉截铁，汉魏人士亦瞠目结舌也。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舜这个人，孔子只说他“无为而治”，表示不太清楚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治法”，后于孔子者，则已能明白说出他是“家齐而后国治”，再后一点，如孟子，竟然还知道舜是一个大孝子。于是，细节越来越丰富，真实性却越来越不可靠。
正史造伪如此，民间野史，亦是如此。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发现一开始孟姜女只是一个知礼的妇人。老公战死，国君来慰问，她不愿“郊吊”，请国君到家里吊唁，是否大哭一场，文献不足征（《左传》）；及至《檀弓》，却说她“迎其柩而哭之哀”，这是初试啼声；到了汉人口中，则说她闻耗大哭，而“城为之阤”，“隅为之崩”（《说苑》）；接下来，各路人马纷纷出动，这个说她哭得如何悲伤如何号啕，那个说她哭崩了那座城那座山；最后，到了唐末，大家才形成共识，说，长城是孟姜女哭坏的。此后，孟姜女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恋爱经过，乃至与夫君、秦始皇产生了一段三角恋，种种细节，皆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好人好事，有人造伪；坏人坏事，也有人做假。商纣王在传统观念中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极恶的象征，毫无天良，绝非人类。但是，子贡早就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想想也是，哪有坏的这么纯粹的人呢？顾颉刚也这么认为，所以写了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告诉大家：其初，纣王不过是个昏君，爱喝点小酒，听信妇人之言，登用小人而已（《尚书》）；那些酒池肉林、炮烙挖心的暴君行径，一条一条，都由东周至西汉的人给他“层累底造成”。纣王吃亏，就吃亏在他是失败者，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冤哉纣王。同理，腐朽罪恶的清代政治，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盖世魔头斯大林，布什嘴里的本•拉登，等等等等，古今中外的坏人坏事，其形象之陶铸，莫不符合此一规律。子贡不说了么，“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不然，“天下之恶皆归焉”。
正史云乎哉？野史云乎哉？尧舜可信耶？孟姜女不可信也？天下之善善恶恶，实在难言；惩恶扬善，更只是武侠小说的痴人说梦。所幸有了顾颉刚，发动一场“古史辨”运动，虽未能因此而执善恶之中，终令吾人对历史的真伪提高了几分警惕心，对善恶的判断增添了几分谨慎心。
那么，回头望向顾颉刚，他的生平学行，又有没有“层累底造成”的痕迹呢？我敢肯定，在信古、疑古、释古三大流派中，各人心中的顾颉刚，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即由师友记载，顾颉刚的形象也不能划一。这都可算作无心的“层累”罢。在新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尽管编者已经声明：“文章中有些非作者亲身经历的传闻之辞，编者确知为失实者，一概予以删节，不另说明”；但是，细心读者仍能体会到顾颉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倘参以他书，互相辩证，运用顾颉刚所创之方法去观察顾颉刚，或不难看到一个接近真象的史学家。

传统中国在称呼上有很多讲究，或者说是礼貌，第一条，不能对人直呼其名——其人之君亲师例外。古人皆有表字，便是为了相互称呼的方便。此外，还有更尊敬的办法，那就是连其人的姓氏也一并“讳称”。例如，一说瑯琊，大家就明白这是说姓王的，一说天水，大家就明白这说的是赵氏；此即所谓“地望”。还有一些地方，不是某姓发源之所，也不是同姓聚居之地，但因为地方上出了名人，一说那个地名，大家也能明白所指，即如近代，就有王船山（夫之）、李合肥（鸿章）、袁项城（世凯）、康南海（有为）等人。吾湘地名代称，最著名者便是湘乡——韶山作为地名，当然更著名，只是说“毛韶山”的极为罕见，远不如“曾湘乡”三字约定俗成，广为人知。陈寅恪说自己“议论近乎湘乡、南皮”，即谓曾国藩、张之洞（河北南皮人）是老成典型，而以地望代称，则示尊敬。
但是，曾国藩的故居所在地——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却不在今日的湘乡市境内，而属于娄底。若要较真，我们就不好再说曾湘乡，而应该说曾娄底了；只是，历史的影响远比行政区域一时一地的更变来得长远，将来，即算娄底并入广东省，大家仍然会说曾国藩是湖南人吧。不过，曾国藩故居“迁址”以后，因历史影响而带来的现实利益，湘乡就要吃点亏了。据闻，当地政府正拟修缮曾国藩故居，将其“定位”为“成功学教育基地”，广揽宾朋，大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盛举。倘能经营如法，精神物质双文明的大丰收，可以想见。
美国人卡内基的“成功学”是舶来品，以传统中国学问对应的话，其源当为《大学》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流则为《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呻吟语》之类教人修身处世的书，庶几近似。据鄙人的一知半解，近日的“成功学”教材已不再如刚入中土时，唯洋是尚，全盘西化，而更注重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本土化和可操作性，或可称之为“西体中用”——理论是卡内基的，案例则是中国的。此与近代史上有名的“中体西用”似相违背，然在“一球样”（Globalization，李零译，俗译“全球化”）的今天，准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之原则，则体什么用什么，似亦无须多作计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用了都说好，谁用谁知道。
“成功学”练成之人，应可称为成功人士。但是，修炼“成功学”之人虽多，成功人士却不多见。即以曾国藩论：《曾文正公嘉言钞》是梁启超精心编排用以教育国人救亡图存的，可嗣后真正改变赤县神州的有用之学却不是这一套；《曾胡治兵语录》是蒋中正在军中大力推广的“教辅资料”，但是国民党军队的结局远较湘军为差；今日市面上冠以曾氏之名的各类“宝典”极为畅销，但是，除了“打落牙齿和血吞”之类的忍字诀（或谓此即“挺经”之精意），似别无引人入胜的话头。以此，不得不令人怀疑曾氏“成功学”是否仅是一个商业噱头，并无实效。以此，不得不令人担忧“教育基地”的未来，是否真能教学相长，盆满钵满。
话又说回来，就算所谓“教育基地”真是个商业噱头，但若在修缮故居的时候，修旧如旧——而非修旧如新，乃至修的面目全非——总算是一桩存古怀远的好功德，值得表彰。娄底不出卡内基，实非憾事；湘乡有个曾国藩，风味亦自不恶也。

我对文革时代的直接印象，只有一条，或曰一瞬。三岁多那年，被家父抱着去了市工人文化宫，满场红旗飘飘，人头济济，伴着喧天的锣鼓，刺耳的喇叭。多年后，看到一些记录文革的影像作品，片中场景及气氛印证了记忆，令人确信，那一年，我也参加了文革。

当然，真正参与了文革的是家母。作为彼时千千万万积极串联走遍全国的学生红卫兵之一，十七岁那年，家母到了北京天安门，被伟大领袖接见，并有幸与伟大领袖握手。我问，握手感觉如何？家母答曰，主席的手很软。吾湘俗语云：男子手如绵，身边有馀钱；毛泽东南人北相，贵不可言，而财运亦不让人，身後“馀钱”即稿费版税已过亿元，宜其“手很软”矣。

又尝向二老打听文革见闻。最可骇人的，则是一门之内，父子兄弟，因各人所持“政见”不同，乃至吃饭不同桌，出入不交一语，所谓“划清界限”是也。更有甚者，夫妻反目，子女宣布与父母脱离关系，且互证其罪，检举揭发，所谓“大义灭亲”是也。而兄弟朋友，视其立场，加入不同的“战队”，反目成仇，骨肉相残，喋血于湘江之滨。此一图景，用老话形容，就叫做礼崩乐坏，伦纪荡然。

传统中国有“五伦”之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五伦”实为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支柱理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道德规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遂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原则。陈寅恪即云：“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然自辛亥革命以降，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振洗，旧有道德规范不断被修正乃至被唾弃。民国建立，中国政体由君主专制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君臣一伦毋庸再讲，而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代之。父子一伦，亦有变动。尽管大多数为人子为人女者，并不能在经济上求得独立，不得不托庇于家庭，然少数前卫分子冲破家庭樊篱，成为时代先锋，一经舆论、文学传播，蔚成风潮，鼓动人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为子纲），已不再成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夫妻一伦，旧有的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民国的妇女解放浪潮中，一变而为自由恋爱、离婚自由；四九年以后，大力推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政策，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夫妇关系。兄弟一伦，在旧式大家庭背景下，因奉行无条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国家爵禄及绝大部分家庭财产），故力求“有序”，以避免发生同胞相残的恶斗。及至婚姻改革、土地改革及城市化进程略告完成，一门之内，兄弟各谋生路，经济独立，业成常态；“长幼有序”遂只成为礼仪上的客气，不再具有制度上的刚性。变动最少的，或是朋友一伦，盖其本有平等之义，与现代思想暗合。

上述“五伦”之更变，俱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得以完成，虽不能说完全打破了旧世界、建设了新道德，但可以说，业已形成再造中华文明的雏形。可惜的是，这个进程在文革时代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得更远，没有哪种方式能像“破四旧”运动那样让我们与传统中国完全隔绝。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几乎全被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所代替，这就是个人-组织关系。个人为组织生，为组织死，只对组织负责，为组织不顾一切。譬如，老子反动儿革命，那么，儿子可以教育、监督乃至惩罚其父；血缘关系犹可破坏殆尽，遑论其他，故由此推及师生关系、前后辈关系，莫不如是。文革期间发生大量学生批斗老师、青年批斗长者（实为辱骂、殴打乃至杀害）的事件，本质动因正是完全否定人类基于血缘自然生发的朴素情感，而代之以狂热极端的宗教式理想主义，如此，乃能行之无愧色，事后不内疚。极端宗教莫不认为世间具有最高真理，历史具有终极目标，于是，一己之生老病死喜怒爱憎，皆应无条件服从真理的召唤，为实现终极目标而作牺牲，此外，别无牵挂，再无限制。文革之暴力，建基于是，前述伦纪荡然骇人听闻之惨状，亦伏机于是。

但是，传统道德之某些部分，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在文革时代茁然新生，变本加厉。最显者，如君臣之伦，在推翻帝制後，早已无处寄托，固应销声匿迹；孰知文革肇兴，此一伦竟然借尸还魂，脚踏忠字舞步，手挥红色宝书，口念最高指示，姗姗而来。文革时代，对毛泽东的神化，或直接说帝王化，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无须赘论。至于这种帝王化的操作，纯系自上而下的煽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戴，抑竟是上下交感的互动？则应有辨。

清室覆灭、民国草创之际，一般民众犹将皇帝与总统等而视之，其情可鄙复可悯，然政治精英对此二者的区别必有清醒的认识。彼时，宋教仁最为杰出，已经深入讨论中国究应实行总统制抑或实行内阁制的问题，冲怀高蹈，风采一时无两；孙文虽在党内强调树立个人权威，但其所主张之“三民主义”毕竟内涵民主之义，与帝制绝殊；袁世凯最不晓事，然推行帝制，犹须利用梁启超“开明专制”之绪论，及稗贩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J.Goodnow）之君宪优于共和论，虽腆颜昧心，却非一味的无知妄作。後起之秀，如蒋介石和毛泽东，所思所虑亦应不出此范围。总之，民国以来之政治精英，即有“帝王思想”存于心，也都会自我压制，自我调节，决不敢出诸口、宣诸世。历时既久，一般民众之思想亦随之进步，皇帝与总统，渐能分辨矣。

也就是说，到了文革时代，按理不应再出现君臣这一伦。毛泽东公开严肃的言论，是不会赞成君臣之伦的，这一点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和即兴讲话，却能透露几分心事。斯人所作《沁园春•雪》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人依“六亿神州尽舜尧”之例，将“今朝”之“风流人物”解为“广大劳动人民”。但是，我们要知道，后者写于1958年，为庆祝全国消灭血吸虫病而作，所谓人民皆为尧舜，这叫做夸张的文学手法。前者则作于民国二十五年（遵义会议、长征成功以後），公开发表于民国三十四年（重庆谈判期间），创作发表皆在踌躇满志之时，用文学术语讲，则是抒情。若说其时其人填这阕词并无“帝王思想”（哪怕是比喻），而是属意于“劳动人民”，则蒙所不解，期期以为不可矣。倒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诗，“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主旨在阐明郡县优于封建的史识，由此推论他以始皇帝自居，失之武断。然无心之语较有意创作更能凸现心机。如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有句名言，所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谁？宋太宗的宰相是也。再如文革後期，批孔批儒批周公，明眼人皆知周公暗指周恩来；周公是谁？周武王托孤之人也。又如杨桂欣采访丁玲，据云，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曾以南宋偏安之局自况，并当面开列宰相六部等人名单（《别了莎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君无戏言，是之谓乎？

然而，尽管有这些蛛丝马迹，毛泽东以及当时的政府最高层并未表露过重建帝制的设想，迄今可见的党政文件也从无这方面的暗示，能将造神运动、帝王化事业推向高潮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六亿舜尧”。此非定论，而是鄙人的臆见。当然，我并不会简单粗暴的说中国人有什么劣根性，不给他树一个皇帝立一个偶像他就生活过得没有滋味；这种近于自虐狂的言论，我素不赞成。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负担过于沉重，及至文革，民国初年国民那种矛盾心理仍未捐除，或曰，现代政治启蒙仍未告成。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国民，不仅指一般民众，也包括自谓不同一般的知识阶层。文革造成的直接伤害，对那个阶层最为严重？窃谓，除了体制内的干部官员，就是知识分子了。一般民众当然也受伤害，但是，他们绝不如前二者受伤那么重。否则，今日中国大地不会出现那么多辆挡风玻璃前悬挂主席像的汽车，也不会出现主席像与观音菩萨、耶稣基督鼎足而三的家庭神龛，更不会出现盛赞改革开放以前人心淳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远甚于今的奇谈怪论。官员受到伤害，可以解释为政治路线斗争作出牺牲，这是常态；知识分子受到政权乃至社会的伤害，若以此解释，则凿枘难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的表现，都是自作孽。

知识分子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背负着历史负担。传统中国一般民众的愿望，是在圣明天子治下，过好小日子。知识分子所祈盼的，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初期积极参与文革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贪慕荣华，违心作恶。他们大多经历了民国乃至清末，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与国民党晚期的腐败统治，令他们愤愤不平；帝国列强在民国时期犹不放弃在华利益，更令他们耻感日增；及至苏维埃宣布放弃所有在华租界，他们不由得要在情感上亲近苏联，并进而服膺、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回首近代史，发现在内斗无休（民初军阀混战）、外患不止（尤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若不早日实现统一国家的梦想，贫穷落后与挨打的局面将永无了期，所以，在抗战胜利後，当共产党再接再厉打败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他们由中高呼：“时间开始了”。他们渴望将一生所学贡献给这个新的国家，他们渴望在“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代鼓吹太平，他们日思夜梦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们终于看见了严复、梁启超先后呼吁而终身不得谋面的在“开明专制”政体下的“强人领袖”——毛泽东，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尊他为圣，并鼓舞民众一起欢呼拥戴，渴望与他一起“共治天下”。他们有什么错呢？

他们终究是错了。他们满怀热情，积极靠拢，脱胎换骨，求进步，图表现，却未意识到不管任何时代，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追求的真正目标。尽管申明你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尽管宣泄你当时听从的乃是“民主的先声”，尽管拒绝为了几斤白面即去写作“遵命文章”的上级指示，尽管这么说这么做，仍免不了被伤害。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这么做，局势将大不相同。因为，所有鼓动人民投身文革创造新天地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鼓励大家勒紧裤腰带炼好钢和铁的传单，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宣传，也都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如果只有极少数斯文败类参与发动，就凭毛泽东一个人，文革能发动起来么？以此，才说知识分子自作孽。

所幸，文革已成往事，我们今天才能畅所欲言，纵论得失。不管有多良好的企图，不管有多不得已的苦衷，文革终究作为一次完全失败的政治试验被记入史册。文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但就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而言，文革承继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最负面因素——个人崇拜与帝王思想，却破坏了传统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业经修正的道德规范。然总结教训实非难事，随时服善且及时改过，方才称得上大智大勇；三十年後，在“和平崛起”的态势下，我们是否汲取教训，临事以惧，好谋而成，能真正迎来民族国家的复兴？实有待于全体国民。

《南方周末》（20060907）载姜鸣《簪花多在少年头——访李鸿章故乡合肥磨店》，云：
野史中说，李家从前养过一缸漂亮的金鱼。某日，李文安与家人闲聊时谈到，今年金鱼产子多，家中孩子和馆中学生进学考取秀才的也应该多，并扳着指头数，某人可以进学，大儿子瀚章也可以进学。孰料第二天一缸金鱼全部死光。查下来，竟是老二鸿章干的。文安问他，为什么要弄死一缸鱼？鸿章答：这么多人可以进学，惟独我不能进，此鱼不可留。文安摇头叹道，你才11岁，怎么进学？这个故事，反映了少年鸿章孤傲性格和毒辣手段，用合肥话说，他从小就是个“狠人”。古往今来，成就事业的人物大抵都有这种霸气。
按。“野史”云云，未言出处。而读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可知少年左宗棠也杀过金鱼，光绪四年五月十五日记：
袁予翁言，左季高父养金鱼一缸，以子多少为门徒盛衰。一岁子多，其父数及门某当入学，不及季高。左年九岁，甚愠，乘隙尽杀缸中鱼。父诘之，对以情。
李、左之父都当过塾师，故以金鱼产子多少为门生进学之兆，容或有之。但姜文说“文安摇头叹道，你才11岁，怎么进学”，不对。
清代科举，凡未取得县、府学生员资格者，皆称童生；童生虽有“童”字，但自六、七岁至六、七十岁，都可以童生称之，惟十五岁以下称“幼童”，算是名副其实之“童”。童生参加县、府、院试合格，取得生员资格（生员，即俗称秀才者），称“入学”或“进学”。鸿章虽只十一岁，然五年前即已“发蒙”，开始读书作文，只要考试通过，就能“进学”，并无年纪太小“怎么进学”的限制。
其父视金鱼产子多少，言及儿子门人能否“进学”，只是一个“口彩”。少年左、李因其父之言而发愤杀鱼，并不是怨怪老爸说自己年纪小，而是怪老爸不讲“口彩”，说话不中听。
由此，可知王氏日记所载左宗棠逸事，情理可信。而姜文引述李鸿章事，一则没有出处，二则解读错误，恐不可信。

最近在看青鹤杂志，碰到有意思的就传一个图。

搞笑文章,言责自负。不代表本blog任何意见。哈哈。

很久没贴过了。今天天气不错，去了一趟学而优文津阁，买了几本。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去年出版，但价格很贵，怎么也不想买。过了一年，全是六折，随便看了一下目录，选了这几种：美术与考古；礼俗与宗教；妇女与社会；政治与权力。
美术史考古学的文章，我一直当休闲书看，碰到不枝不蔓兼有文采的，确实怡神。台湾论文读后感，以后再写。宗教研究与时代精神有关，要认识传统中国，这方面的文章得看一些。妇女史身体史疾病史，都是新贵显学，没怎么看过，尝尝鲜。政治史则是一贯注意者。
还买了本图文并茂的唐代的外来文明，此书1995年出过一次，去年乘着大开本典藏版的风气再版，添了不少图，全部彩印，更为动心眩目。于是，不避重复，再买一次。当然，主要用以补充内子的枕边书架，鄙人估计不会再看一遍了。仍是六折。
以上购于文津阁。在学而优买了两本期刊，万象和历史文献第十辑。在快餐店翻了一下万象，胡适师生恋一文差点把我看吐了，文中引诗很恶心。那不是什么“新诗”，那干脆就是偷情男女递来递去的肉麻小纸条；作者竟称“女诗人”是“寥若晨星”一般的诗界人物，则更令人恶心。他到底用哪个部位读诗呢？越想越恶心，赶紧收起来不看，别影响了食欲。
历史文献有骆秉章等人致文格书，回头仔细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