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让四个，我们认真下一盘。他说。跳码子太急了，急得我都为他脸红。上下手之间决定如何让子，术语叫谈待遇。规矩：待遇就像传统文官制度，严格按级递升，不可僭越。分先输了，那就让先；让先输了，那就让先再贴五目；又输了，那就二子，然后依次递进，直到一个双方胜面之比为六四而上手略占便宜的待遇。每次修改待遇，至少需要三盘以上连败的纪录，否则难以达成妥协。上手们就在这一路上升的待遇中，获得下手主动馈赠的见面礼。在最终待遇谈定以后，下手还是一心一意，九死无悔的话，上手就可以确信自己的夫子花名册又增员一名。跳码子把待遇连升数级，一来自己损失了很多潜在收益，二来间接提高了物价水平，导致其他水平相当的上手和我下棋一开始就得从四子开始，也有金钱上的损失。损人不利己，莫此为甚。如此丧心病狂，可见跳码子当时经济上的窘困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状况。成人之美，是我的可贵品德。四个就四个吧。我摆上四个星位，点上一支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不出所料，四个也挡不住，两个多小时，又输了四盘。付完对局费，跳码子道声再见，离了棋社。端起茶，我便去看别桌的棋。下棋的是北京鳖和小胖子。北京鳖自称姓马，名雷，说北方话。现在回忆起来，那不是北京话，所以称之为北京鳖好像名不副实。鳖虽然指称某种器官，但是在长沙话里作为姓名以后的语缀，并不算骂人，百姓群众都习惯了而已。特别是某些人的姓名加起来只有两个字，补足一个鳖字，发音、听觉效果都比单称姓名方便得多。所以那天在长沙你发现自己的名字多了个鳖，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当作侮辱，那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就像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丫头养的，可是北京人哥们朋友之间照样丫来丫去，谈笑自若。北京鳖已经来了两个月，吃住都在棋社，定期从邮局领点汇款，剩下的就靠彩棋帮衬。他不算很厉害，跟我这种档次的下，顶多也就三子，但是经营甚巧，下棋以外，还帮着复复盘，教几个花招什么的，所以有几个固定的人跟他下，每天挣个几百大毛。他不是那种围棋杀手，流浪四方，靠棋吃饭。我猜测是个流窜犯。有传言说是在家乡打伤或者打死了人，来长沙避难的。看他天天呆在棋社，也不像有本地亲戚的样子。有时候孝哥让他睡棋社，有时候就到别的棋友家猫一夜。带他往家里睡的，虽都称名作弟子，我看最终棋也没长多少。围棋这东西还是得靠自己琢磨，盘上花样太多，随机应变是硬道理，别人帮不了多大的忙。
北京鳖形势甚好，一边下一边唱歌。棋社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有的翻来覆去就那么一首，例如北京鳖就会个太阳照在金山上，从头到尾，唱个不停，绝对是干扰对手的盘外招。有的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例如跳码子爱唱京戏，开局一般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到了对攻杀气的时候，就会唱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到了官子阶段，局面优胜，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调子就响起来。对局双方，谁在唱歌，就表示谁的形势比较好。旁人觉得最可笑的是眼见对方一着意外妙手，棋盘上沧海桑田，己方形势大坏，歌声戛然而止，而片刻之后，对手嘹亮的歌声唱将起来，充满洋洋得意的调侃。棋社不比中国棋院对局室，不禁吞云吐雾，不禁唱歌说话，不禁大声拍棋子，于是各种有助于比赛成绩的套路纷呈叠出，防不胜防。传说主席当年，为练静心专一，坐南门口市场读书，终于得收奇效；在棋社嘈杂的环境下还能浑然忘物，一心想棋，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山上唱到最后，小胖子输了。北京鳖揭开棋盘，取了彩金，问小胖子是否继续。小胖子说不行了，有事得走。他见我在看棋，笑眯眯的问，我们下怎么样？我推说下不过，他说让二个，我看看没别的人可下，也就坐下了。下多大？小赌怡情，二十斤酒吧？刚才他和小胖子下注是一杯茶钱，这下突然抬高消费水平，我感觉就不太好，明摆着想捡钱呢，于是来个狠的，说，那就让三个。三个？三个太多了，他还是笑眯眯的。我说，要不就算了。其实，让三个他还多占了几分赢面，故作一会儿迟疑，他也就答应了。不过，我的狠招可还没完，我说：我想认真走一盘，干脆，让三个，下一百。他没料到有这么一招，顿住了。表面上看，待遇不变，二十块钱和一百块钱没区别，实际上，区别太大了。当时的情况，于他，一百块钱是三、四天的生活费，输了就要降低生活质量；于我，也就一天的闲钱而已，输了不致出现经济危机，由此引发对局心理的变化就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专杀夫子的上手，早就过了这道心里关卡，不管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上万，都能专注于棋盘，不会像心理素质低劣的下手一门心思就算计着这块棋死了，得掏多少多少钱，那块棋活了，又赚到多少多少钱。只要在棋盘上，棋子就得按目计算，跟钱没关系；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交了大笔学费才能明白，更多的人则是交足了学费，还是不明白。道理都是相通的，业余棋界如此，专业领域也一样。专业棋手下各种比赛，如果总是想着这一手保守一点，冠军可以拿的稳妥一点，那一手退让一些，奖金也不会少一个子儿，基本上都要输掉。平常心，在哪里都重要。我不一定有很好的平常心，但是我能安排出一个表面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我更容易获得平常心的局面，这就是一百块钱彩金的妙处。
他看过我和跳码子下棋，单从棋力上说，让我三个不是多难的事，令他踌躇的，就是万一输掉一百块钱这个后果。看他还在犹豫，边上听到一百斤酒围过来看棋的都起哄了，怕什么啊，待遇合适，下。一百块钱一盘，也算棋社日常对局里面的重头戏，大家都想看热闹，于是推着他上。对实力的自信和旁观者的起哄双重作用下，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钱，塞到棋盘下。
转眼间，由被动而主动，我占据了有利位置。至于下棋，我就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什么熟悉下什么。他呢，频频长考，总是拣最凶的下法，一副速战速决的姿态。让子棋有个讲究，所谓两子凭境界，三子靠力量；他稍稍用强，未尝不可，但是这盘棋白子接二连三出现过分的着法，不知不觉间全盘薄弱，危机四伏。我则步步为营，凭着让子的优势，尽量让棋走厚，小地方吃亏全不计较。只要死活不出问题，白棋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散兵游勇，到了官子阶段都要自然枯死，不劳我费心捕杀。这是基本棋理，他不会不明白，但是一百块钱给他造成的压力，导致他逆其道而行之。赢了这一百，可以改善伙食，多喝几个二锅头；输了这一百，就得节约开支，多下几盘彩棋，拆东补西；跳码子能拿下，我当然也能拿下；但是他抬高彩金，是不是扮猪吃老虎？……等等小差，在他脑中开来开去。他毕竟不是专杀夫子的老枪，杂念一多，出手就变形，棋也就不像棋了。
如我所料，稀里糊涂，他就输掉这局。揭开盖子拿起那张皱巴巴的票子，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他坐在那，一个劲的抹着脑袋，疑惑不解的望着我。我笑一笑，问，继续？他没有继续，只说，让不动，让不动。我也不多说，端起茶，坐到另外一桌，看棋去了。
虽然赢了钱，我还是不太满意。因为，隐隐约约，觉得坏了规矩。棋社里出没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就是跳码子那样，靠围棋这门手艺，在棋社“上班”，赚得日常生活费用。一种就是我这样，围棋是业余爱好，喜欢棋社这种环境，有人陪着下棋，输掉的钱只当作茶费饭钱以外的对局费。两种人各取所需，组成了棋社存在的坚实基础。至于和我想法相同的人之间互有胜负，资金往来，那是另外一桩事。对于跳码子们来说，棋社就是单位，彩金就是工资，衣食父母就是这些围棋发烧友。此前生命的大部分都投入在围棋上，并未发展别的一技之长，现在正是通过围棋获得回报的时候。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提供多少种谋生之法；根据这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他们赢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我们这类人，都通过围棋以外的方式获得收入，维系生活。围棋对于我们，只是业余爱好，只是一种消费（如果下彩棋），消费的结果就需要买单，每次彩棋的失利，并不是我们赌运不佳，而只是正常交易的另外一种交割形式。至于表面上激动人心的赌博场面，那只是彩棋作为娱乐活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这和纯粹基于运气的扑克麻将以及其他赌博有很多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对于赢得北京鳖的一百块钱才耿耿于怀。钱是小事，坏了规矩才是大事。当然，身在局中的夫子与杀手们未必具有这么高深的理论认识，北京鳖也可能懵然无觉，所以我又稍稍释然。
就这样，在棋社过了两个月。请他吃过几次饭后，跳码子和我成了朋友，我们不再下棋，偶尔他会看我和别人下，事后复盘讲解，指出进步和不足。他也和我聊棋界的事情，很多故事极为精彩。
桂老爷的故事就可以排名前列。桂老爷在邮政上班，据说是基建科的头目。基建就是要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就是要大把花钱，大把花钱就要有人发财致富，于是，桂老爷就发了点财。桂老爷律己极严，完全没有类似职位一些官员的陋习，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还不搞画胡子。画胡子的本意是虚假；造词原则是会意。画出来的胡子，当然不会是真的。后来，演变成小蜜、二奶的意思。桂老爷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不好意思的是，下了十几年棋，桂老爷还是保持本色，一点也不进步。当然，不进步也好，省得总是改待遇。除了彩棋以外，桂老爷偶尔也和棋力相当者玩玩一二十斤酒的小场合，据说那是为了找找棋子放在星位以外别的地方的感觉；每盘棋都把所有星位占住，确实乏味。九豆腐跟他年纪相当，出来玩棋的时候棋力也比较接近，可是现在也让他先摆九个，是桂老爷最觉郁闷之事。所以，挑战九豆腐就成为他的使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像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桂老爷的使命感未曾少挫。只要这两人碰到，就会粘在一起，不到一方断腿，棋局就不会结束。断腿，就是输个精光，经常断腿的当然是桂老爷。除了身体不好，经常断腿，桂老爷和豆腐也结下了缘分。此豆腐不是九豆腐，而是七豆腐。七豆腐是从被让七个进化到让人七个的传奇人物，只是翻身解放不如九豆腐来的更加彻底。桂老爷也输了不少钱给七豆腐，但是不知为何，他对七豆腐就没有怨气，还经常请客吃饭，谈笑甚欢。七豆腐则全无心肝，饭照吃，钱照赢。俗语云卤水酱豆腐，这么看来，在桂老爷面前，七豆腐倒还不是豆腐，而是卤水了。一次，桂老爷穷极思变，想搞点花样整整九豆腐，于是找到七豆腐，要求合作一把，蒙九豆腐一次。七豆腐满口答应。桂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当他和九豆腐下棋的时候，七豆腐在边上支招。有句话叫：八九不当人。让九个子的棋，很多时候上手就是连蒙带骗，死棋吃活棋，特别是对攻杀气的时候，下手能够少紧几口自己的气，留心作个眼位什么的，一盘棋就能拿下。不当人，不拿下手当人也。桂老爷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七豆腐在边上提个醒儿。大家都不傻，提醒不能明着来，桂老爷倒也聪明，说出了个好办法。那就是他们下棋的时候，七豆腐边上坐着，装作看棋，手里则拿着个棋子，拍来拍去，一到关键时刻，就选择自己面前棋盘上一个特殊的交叉点，重复拍下。而这个位置，正好是桂老爷这边该下子的地方。安全起见，还搞了个中心对称，免得一眼被看穿。为了表示支持，七豆腐还要求在彩金内买二百元的码，桂老爷说不用不用，赢了照样分你一半，输了不怪你。七豆腐执意不肯。于是揣着七豆腐的分子钱与满胸的成竹，桂老爷去找来了九豆腐。本来按老规矩，这种大注的彩棋，都去楼上下，桂老爷借口楼上太热，不上去。都是老对手，九豆腐也没疑心，坐下就开练。七豆腐按计划坐边上，拿个棋子拍拍作响，一边看棋。自然而然，到了杀气的时刻，桂老爷余光瞟去，七豆腐在不停的拍一个交叉点，于是装模作样，长考良久，才在对称位置上落子。连续五步棋，桂老爷都依法操作。孰料到，孰料到，最终对杀，桂老爷还是英雄气短，一条大龙死个干干净净。
讲到这里，要插句嘴。这个舞弊之法，专利权并不属于桂老爷，而是不知何方神圣牛年马月所创的阴招。一经流布，彩棋界屡有采用者。桂老爷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听九豆腐和七豆腐谈论这一招才多了个心眼记下的，时间一长，忘了出处，反倒要班门弄斧了。更要命的是九、七两人，同属由弱变强之典范人物，相处一久，还真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再加上现在都是高手，由夫而杀夫，阶级认同感已经跟桂老爷的夫子身份大相径庭，所以密谋以后，七豆腐就对九豆腐和盘托出，并决定将计就计，好好修理桂老爷。如果让九子，七豆腐随便动两个手指头，就能把九豆腐给收拾了，这是肯定的。特别到了对杀的时候，七豆腐提个醒，必定立竿见影，生死速决。但是有了前面的阴谋与反阴谋，七豆腐指点的，就成了误导，桂老爷大龙含恨而死，也就不奇怪了。那天下的是五百的底子，五十块钱一粒子，一盘棋桂老爷就输了四千多，他身上就带了三千，付账以后，还欠一千多。当时桂老爷满心愤懑，可是不好发作，据说事后找了七豆腐，反被大骂一通，说明明指示的是这里，你这个豆豉眼看成了那里，活该。棋社不是足球场，没有可以重放的摄像机，桂老爷无法对质，只有咬咬牙，一口怨气，硬生生咽了下去。那边厢七豆腐既分得了一半彩金，还维护了阶级情感，两全其美，不提也罢。日久天长，这段秘史也就逐渐公之天下，并被当作出千者诫了。桂老爷也有所耳闻，只是这种事情都是谋于密室，死无对证，除了一个人发闷气，实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最好的办法是渐渐淡忘，省得经常刺激自己。桂老爷就这么作的，碰上七豆腐，缄口不提此事，只是请客吃饭的次数比以前就少多了。
作贼也好，作强盗也好，不单有有道无道之分，还有巧贼钝贼之别。桂老爷这种行为当然是钝贼所为，通人不齿，烟蒂掰掰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些盘外招的手筋级别方面高出桂老爷甚多。烟蒂掰掰何许人？严建国是也。烟蒂者，严老弟而严弟而烟蒂，谐音也。掰掰者，拜小儿麻痹症所赐，腿脚不太灵便，颇作摇摆之态，长沙话“摆摆”读平声，遂成“掰掰”；象形也。严建国自称长沙弹簧厂下岗工人；下棋的时候，手粘棋子，满盘游走，将将要放下，听得围观者叹息一声，好似不妥，执棋之手则如弹簧受力，激升而起，继续逡巡。他又吹牛练过花样溜冰，则是手指摁着棋子，在几个关键选点之间来往不止，或者我意已决，或者奥援示意，才买定离手，落子无悔。上述手艺步法以外，严建国还精通鸟儿问答，关键时刻，自言自语：走这里好像不错？断那里怕莫有风险？点进去会不会死？同时观察对手表情，聆听旁观反应。这些套路，虽然不为中国围棋规则所允许，但在棋社这种娱乐场所，只要不是重大彩局，对手也不好发作。话说回来，这些伎俩也只是严建国用来调笑而已，真正厉害的，是走私和夹带。所谓走私，不过是对手上个厕所，他这边根据美学原则把盘上棋子稍作调整，重新排列，大图案不变，小局部有异。一般用于双方鏖战通宵，神疲力竭，头晕眼花的时候。而挪动的棋子，也会选择当时焦点以外的地方，不会过分到明明五气杀四气，一尿之后，成了有眼杀无眼。对手重新落座，审视新局面，往往浑身别扭，却偏偏说不出难受在何处。所谓夹带，则属于四指并用之高明魔术，一着落下，盘面上凭空多出两颗棋子。食指中指在明，拇指小指在暗，一前一后，同声而落。操作关键在于与先前介绍过的弹簧功、溜冰舞相配合，乘对手早被晃得眼花缭乱，不遑点检，而能收暗渡陈仓之功。凡与严建国久战之人，全被训练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至于对局的认真，复盘的子细，更是超出一般水平甚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都感谢他让我具备了棋盘上明察秋毫的能力。最有趣的不是和严建国下棋，而是看严建国下棋，棋的内容姑且不论，单单他那云山雾罩的扯乱谈和捻花摘叶的无影手，就值回票价良多。负责任的说，棋社大部分的术语，发明权都属于严建国。例如，提子开花，叫花仙子；虎口防断，叫小虎队；布局高妙，不拘小节，叫境（界）围（棋）；棋形严谨，不出俗手，叫专（业）围（棋）；最搞笑的，水平高的玩家在他那里被称为高水，低的则是低水，而夫子就变成了油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这是杨天石对长久以来海内外蒋介石研究状况所发的感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相同的意思，黄仁宇也表达过：“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一篇《太祖本纪》；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顾及客观条件及各种背景，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信口盘出”（《从大历史的角度度蒋介石日记》第一篇）。然而，不枉不纵，力求其真，能得其中，又谈何容易？所幸自2006年3月，蒋氏後人将蒋介石日记手稿公之于世，供人研究，虽不敢说蒋介石的“本相”借此机会即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庶幾或让学者在“找寻真实”的道路上少走几步弯路，在考史衡人的当口多发几句平情之论。
不过，以读日记作为知人论世的手段，不无风险。一般来说，日记分两种，一是写给自己看，一是写给大家看；吾国近代以来的名人日记，如《曾文正公日记》，如《胡适的日记》，大率可列入後一种。这类日记不仅于身後公开印行，即在撰写过程中的“未定稿”，也不时请师友亲戚来审订甚而批阅。然而，并不能轻易评判为大家而写的日记就不真实，就是作伪。这类日记“作法”，其实是吾国传统，由来有自。大略自宋代道学兴起，士大夫讲究“慎独”，重视“日课”，在外之言动，在内之念想，莫不追求合乎礼、当于义。做得好，写进日记，是“君子之德风”，能令读者见贤思齐，有益世道人心不尟；做得不好，甚而做了缺德事，也写进日记，既能鼓舞自己的迁过之勇，也令读者引为殷鉴。因此，大部分吾国近代士大夫的日记，其实是平生修养进德的纪录，虽属私生活书写的范畴，却又“事无不可对人言”，当时可供朋辈取阅传观，身後公开亦不惧悠悠之口，坦荡得很。由此而言，写了日记，请大家来看，利己利人，是一桩好事，毋庸受到责难；再者，所记既为实录，则无真伪之辨，不妨当作信史。
但是，研究史学，对此却未敢轻信。名利之中人，深入骨髓，微到豪颠，读者稍有不察，便被圣贤豪杰骗了，这也是寻常境况。杨天石考察蒋介石日记，提出三点证据，认为蒋氏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一，身前从未公布，无自我美化之嫌；二，无所顾忌骂人之语，并未删节；三，许多阴私，甚如自慰、嫖妓之事，亦载诸笔。但是，“主要为自用”的日记，是否就能鉴照出真实的“本相”呢？黄仁宇不谓然，他说，蒋氏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而是“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的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并以民国三十三年介石、经国父子交换批阅日记时蒋氏自道之语为证：“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黄仁宇认为，“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杨天石也发现蒋氏日记不乏“讳莫如深”的地方，如“四一二政变”，如软禁胡汉民，如遣宋美龄至香港指导对日谈判，此皆关系时局的大事，蒋氏日记却或付阙如，或避重就轻，以此可证蒋氏日记“有选择性”（遗忘甚至误导），虽“有相当的真实性”，却非“句句真实，事事真实”。
未拟公开的日记，竟也不能存真，虽不同于作伪，究属不餍人望。所谓说的都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诛心而论，这些真话，与假话无别。那么，即有全部蒋氏日记，欲借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仍嫌不够。正是看到这一点，叙述刺杀陶成章，必须对勘同时诸人的回忆录；叙述蒋介石苏联之行，必须征引中、俄所藏联共（布）早期档案等史料；叙述中山舰事件，必须参考同事诸人传记、函札乃至“口述”等史料；否则，不能重构历史现场，遑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当然，日记也能填补史事“空白”。如毛泽东赴重庆和谈，蒋介石不能与之就重大事项达成协议，辗转反侧，恼羞成怒，幾乎要将“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扣留“审治”，最终，苦于不敢违背苏、美二国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承诺，“郑重考虑”，自觉不能“孟浪”，只得放虎归山，“惟有天命之是从”。其间蒋介石心事之曲折、情绪之变乱，若非日记历历如绘，吾人决不可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又如风传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蒋宋美龄女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蒋介石亲率卫队前往捉奸；其事固为捕风捉影，然若非当时日记俱在，满纸皆是儿女情长的体己话（如11月19日：“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足证其时蒋、宋感情稳定，绝无情变的蛛丝马迹，则欲破此谣，还真有些难度。
或曰，历史像一面斑驳的铜镜，那么，业经证实为坚确的史料，恰似擦镜布与除锈剂，而辛勤细心的学者则如工人，欲从镜中获得清晰的图像，不能不时刻拂拭，谨防锈蚀。杨天石先生治民国史有年，适逢蒋介石日记手稿公布，赴美研究，已逾二载，旧作藉资补益，新知不断发明，传信拾遗，功在史林。作为研究者，他是有福之人，作为被研究者，蒋介石是有福之人，作为读者，吾人亦是有福之人。善莫大焉。
foto by JURA
自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进行了五次谈判，至4月17日，双方签订条约，为甲午战争划下句号。条约主要内容为：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清廷将辽东与台湾割与日本；清廷向日本赔偿二亿两军费。
毫无疑问，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自清末以来，有一种意见，将主持谈判的李鸿章视为丧权辱国的汉奸，并非公允的判断。他与伊藤、陆奥的谈话内容，俱载《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可以看出，他身处十分尴尬的地位，仍与对方反复辩难，不愿放弃任何“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机会，作为谈判者来说，决非渎职。而与他谈判的对手，亦能体谅他的苦衷，陆奥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像古稀以上的老翁（时年七十三岁），身躯魁伟，语言爽朗，我觉得曾国藩说他的仪表谈吐足以服人这句话，诚非虚言。不过此次使命却使他完全立于不利的地位”（《蹇蹇录》）；诚然，再如何德高望重，再如何谈吐不俗，面对城下之盟，除了屈服更无别的应手。
日方开列割地赔款的清单，表面上允许清方代表商议，实则不容商议。选项只有两个：同意，则签约停战；不同意，则续行侵略。而清方“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剑桥中国晚清史》）。然而，这个“筹码”——3月24日，李鸿章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颧——的分量并不重，只是促成日方宣布停战二十一日而已，对于合约条款的修订则毫无效用。其时，李鸿章之子经方随父赴日，在其父受创后致电总理衙门，云：“中堂（谓鸿章）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今日看来，真是一句极具讽刺性的梦呓。
五次谈话，以最后一次的篇幅为最长，然而所谈皆是琐细。陆奥说，“（鸿章）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但是，他知道大局已定，日方提出的条件必须全盘接受，“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甚至“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二千万两）赠作归国的旅费。此种举动，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即已“失态”。当时，清廷有所谓“清流”言官，专与“浊流”领袖李鸿章作对；而把持户部的翁同龢则以私人恩怨，时刻为难李鸿章；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便处处掣肘。及至临战，“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秋浦周尚书自订年谱》）？不战，是汉奸；战败求和，亦是汉奸。对此，李鸿章纵有天大本事，也只能“失态”。
当然，失态的人绝不仅一个李鸿章，失态的时代也绝不仅一个晚清。即如当时战胜的日本，日后战败，亦不免失态。作为读史者，不妨体谅昔人所以失态之故，而尽量杜绝未来失态之因。
彭玉麟是个梅痴。一生画梅无数，写咏梅诗无数，还干脆取了个表号，叫“梅花外子”（外子即今语老公）。既然玩得这么野，就怪不得後人要给他传一段野史。
1935年，李宗邺出版《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打着文学研究的幌子，八玉麟的卦。他以彭诗有“修得梅仙嫁作妻”之句，一口咬定，玉麟婚外恋人的名字就叫“梅仙”，并说玉麟曾建“吟香馆”，金屋藏娇。梅仙亡後，玉麟遂以画梅寄托相思，所谓“一腔心事托梅花”。近代史名家罗尔纲在1937年读到这本书，不以为然，不是说他不信玉麟曾有一段艳史，而是不赞成李宗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假如彭玉麟对他的恋史还留有可供我们稽考的地方的话，可能在他那些感怀的诗中会留有一些”。也就是说，他认为李宗邺“以诗证史”，战略对头，但战术错了。
于是，1946年，罗尔纲写成《彭玉麟画梅本事考》，试图揭晓玉麟的神秘爱人究竟是谁。他用的材料，一是玉麟的诗集，一是王闿运为彭氏作的行状。行状有一句话：“邹夫人（玉麟妻）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玉麟之母）卒後，遂不相面”；这是说玉麟的夫妻生活很不愉快，也可理解为玉麟婚外恋的诱因，罗尔纲也正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证玉麟的“恋史”。他强调，玉麟《感怀》诗第二首前四句很重要，诗云：“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四句诗其实是一篇叙事短文，盖谓，玉麟与某人在安徽分手，十二年後在湖南重见，相聚四年，再次分手——接下来一句是“惜别惺惺情缱绻”，既云“别”，则生离死别都是分手。而罗尔纲径断为“玉麟的爱人死去了”，不免武断。但他所以如此武断，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将诗中“十二年”与“四载”的时限，与另外一首诗《梦亡友情话甚洽口占志感》（作于1884年）的“已杳音容卅七年”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1884-37=1847，而1847-4=1843，而1843-12=1831。那么，若能证明玉麟在1831年与某女在安徽分手，1843年某女来湘，1847年某女死，则“恋史”考证可算成功了一半。天不负有心人，玉麟还真在1831年与一位韶龄女子道了别後珍重，只是，女子的身份不太合适，她是玉麟的姨妈。当然，不能是亲姨妈；若然，彭玉麟竟乱伦，那还了得。据罗尔纲考证，这位女子名竹宾，是玉麟外婆的养女，曾带着小玉麟四处“嬉戏”；1831年，二人分别；1843年，竹宾随养母来衡阳，姨侄再见，不久，竹宾嫁人；1847年，竹宾难产死。若是时间、人物、事件就这么对上了，再加上玉麟写过的暧昧诗句，庶几可说，梅痴爱“熟女”的野史堪足升级为玉麟的婚外情信史。
可惜，罗尔纲错了。据玉麟撰其母《行状》，竹姨来湘，在1845年，而直到1852年其母逝世，竹姨仍在人世。可知，只有1831年二人分手是事实，其他两个年份都错了。然而，错不要紧，重要的是找出错的原因。若从罗尔纲提示的逻辑来说，玉麟的《行状》与诗作互有矛盾，人的记性不会随时可靠，则孰对孰错，犹有可辩。只是，他的逻辑大有问题，与玉麟的记性无关。因为，他的逻辑建立在两组诗所怀念的是同一个人的基础上，若不能确证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确证都是怀念竹姨），则上揭1884-37-4-12=1831的等式无法成立。然而，罗文没有一句话论证二诗所怀是同一人。不是他疏忽，而是，他没有证据。但是，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于是，他才造出一段毫不可信的野史。
至于究竟梅痴有没有婚外恋，爱不爱熟女？这依然是个问题。尽管李、罗的考证都不合格，鄙见仍以为有，惟所用证据与前贤殊异。来日方长，容俟後叙。
顺治九年八月上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乌尔肯希巴立台地方的行营主持了三场法会，祈求“断除凶神恶煞的热力”——主要指汉地痘症的威胁，然而，他仍未确信施法的效果，故向清世祖提出，“因内地疾疫甚多”，可否将觐见地由首都改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或者代噶（在今内蒙凉城县）。此书寄至北京，引发清廷满汉大臣间的一场大讨论。
九月初三日，世祖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介绍达赖喇嘛改地相见的建议，说自己准备接受这条建议，“亲至边外（即代噶）迎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约三千人）”，若在京招待，不免花费太多，而在蒙古地方设请，不妨因陋就简，节约一点银两。其时当清代开国之初，百废待举，征战未息，遇事虑及银钱，是当然的道理；兼之历代开国之主大皆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出，保有简朴的习惯，世祖虽是少年皇帝，对此亦有体会。一是礼貌，“我既招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此亦与其时国家草创尚来不及详订礼仪细节有关，若在乾隆朝，则皇帝与各路人马相见，具有定制，不必每事一议矣。一是政治，世祖担心怠慢了达赖喇嘛，“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世祖提出三条意见，命王大臣们讨论。
会议诸人大致分作满、汉二派。满臣一致认为，从前咱们这边发出邀请，达赖喇嘛没怎么拿架子，即依约而来，那么，他有诚意，皇帝也应该表示诚意，故亲至代噶迎接为是。至于接待费用问题。相见後，若达赖喇嘛愿在蒙古地方会谈，咱们就在那儿谈，这可以节约钱；愿意入京来谈，则“令少带随从入内”，也可以节约钱。而顺了达赖喇嘛的意，喀尔喀必“亦从之来归”。如此，礼尚往来，宾主双方不单有面子，还有里子，多好。
汉臣不同意。他们说，皇帝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故只能委托某亲王“代迎”。其次，即使达赖喇嘛愿意入京，而从者甚众，招待起来要费一大笔银子，故“不可令入内地”，只能住在边外，由朝廷赏赐一些银物，略致敬意而已。
两派意见格格不入，世祖犯了难，末了，他说：“朕当裁之”；宣布退朝。
达赖喇嘛渐行渐近，这事到底怎么办，可不能总拖。九月二十九日，决定出来了。据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实在不是好兆头。而在人间，则南旱北涝，饥民闹事，寇盗渐多，也不是好年景。因此，此时决不是“圣躬远幸之时”。用俗话说，此奏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不论世祖闻奏心内如何想法，他的批谕是：“甚是，朕行即停止”。嗣又致书达赖喇嘛，谓“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迎，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代噶接到这封最新的圣旨。同时，自京来此的钦差告诉他，“若大队随从相伴（入京），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轻装进京”。其後两天，他看见“前所未见的彩虹的光辉笼罩着行宫（清廷专为达赖喇嘛所建）”，“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自觉“吉凶难测”。然而，事势至此，已不暇论吉凶——尽管日後当同样的天象在西藏出现时，“它给达官贵人预示了死亡的降临”——“按照皇帝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
如此看来，两位领袖，虽有政教之异，年辈之差，在临见面的一刻，却同时从天象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启示。只是，除了天象，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呢？
清廷首次与藏地接触，犹在清太宗皇太极当政的时候，其时，明代统治尚未结束，满洲人正在等待入主中原最合适的时机。而太宗首次给藏地领袖写信，学界通常定为崇德四年（1639）——如迄今为止叙述此事最为详确的邓锐龄撰《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1996年），就采用这个说法——然据《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2000年）所译蒙文老档，可知太宗首次致书土伯特汗（清初称藏地为土伯特）实在崇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土伯特汗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第悉藏巴，他与格鲁派宗主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关系势同水火。崇德七年，达赖喇嘛联络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引军入藏，擒杀第悉藏巴，自此结束了噶玛噶举派近三百年的统治，藏地由格鲁派掌控。太宗为何致书第悉藏巴？因为，此前蒙古诸部连函吁请“迎聘”达赖喇嘛至盛京（今沈阳市），本着“自古历代皇帝创业，佛法未尝断绝”之意，太宗同意邀请，遂有此书。
而蒙古诸部在此时向盟友满洲“大汗”请求迎聘达赖喇嘛，有三个原因。一，自十六世纪，蒙古人大都转奉格鲁派，即“达赖”二字（蒙语“大海”的音译），亦是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赠予哲蚌寺转世活佛索南嘉措的尊号，故索南嘉措虽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第一、二世在生前实无“达赖”的尊称。蒙古向正在崛起的满洲部落推介自家的宗教偶像，是很自然的事。二，其时蒙古正与格鲁派僧侣集团密谋推翻第悉藏巴，将来藏地领袖必有达赖喇嘛的地位，让他早日与清廷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三，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不太融洽，其部领袖与达赖喇嘛私交甚笃，故喀尔喀希望通过达赖喇嘛与清帝晤面，从中说合，改善关系。
自清廷而言，于藏地形势虽未了然，对当时统治者第悉藏巴与达赖喇嘛不合却有耳闻，因此，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蒙古诸部迎聘达赖喇嘛，却不能无视第悉藏巴信奉噶举派的事实。于是，太宗仅写信给第悉藏巴，表示尊重佛法、延请高僧之意，而未言及到底邀请哪一派哪一位高僧，亦未专门向达赖喇嘛发送邀请函。直到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十日，太宗逝世以後，方由世祖福临致书，“敦请高僧喇嘛来京”。此为“清代自皇太极以来给达赖喇嘛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李保文撰《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清廷与藏地政、教领袖首次接触的时日，即如上述。而达赖喇嘛应邀赴京在顺治六年正月，据其自传：“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中原地域辽阔，我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上书具奏不能久留的原因”，并将启程时间订在“辰年”（即顺治九年）。世祖复书云：“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座前：朕体康安，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尔康安否？得喇嘛上表，言辰年夏进京，甚为喜悦”。达赖喇嘛担心在中原感染“天花和热病”，应属实情。不仅藏人对此抱有普遍的忧虑，满洲人也有同感，亲身见证此次历史性会面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说过：“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病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世祖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曾在南苑（即南海子）修筑避痘处所，最终“战痘”失败，染疾亡身。世祖亲政後，亦不在紫禁城长驻而常在南苑避痘，至与达赖喇嘛首次见面，地点也定在南苑。
但是，宾主双方在避染痘症上取得共识，并不意味没有其他原因影响此次会面，甚而不见诸公文的原因才是真实原因。二人年纪有差（会面时，达赖喇嘛三十六岁，世祖十六岁），但皆为政治史所谓伟人者，一旦相遇于揖让进退俱关大局之际，传染病再厉害，亦不得不暂时抛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得利益者林则徐能讲这句话，最终利益者能不领会、实践这句话？
民国廿九年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汉名黄正光）自拉萨归来，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黄正清（藏名罗桑泽旺，是活佛的大哥，1949年後官至甘肃省副省长）率队往迎。其时，筹建拉卜楞寺女子小学的藏学家于式玉女士，日夜劳作之馀，想“借这机会放松一下”，遂加入迎候活佛的队伍。六月二十日，迎候队伍行至黄河边的卓格尼玛滩（今属甘肃玛曲县），因活佛一行程路耽搁，众人在此扎帐休整，待了九天。在此期间，于女士甚觉“无聊”，“只有听司令讲些汉、藏相通的故事，才是解闷的唯一资料”，司令所讲故事予她以最深刻印象的，则是“藏人也有部《三国演义》”。据云，《演义》人物中最受尊崇的是关羽，尤其在西康地区，藏民每于饮茶时祝告：“骑着赤兔马，日行千里路，察人间善恶的关老爷，请来喝茶！”藏民称关羽为“格萨尔”，称关夫人为“珠莫”——“若说某一个女人像珠莫，那是恭维到极点的话”（《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于女士的哥哥于道泉先生也是藏学家，亦曾述及此事，云：“西藏有最流行之长篇小说，名曰《盖撒故事》，据云盖撒系一蒙古国王，乃观自在之化身。但中原之关帝在西藏皆称为盖撒。即西藏故事中所描写之盖撒王亦与《三国演义》中之关公相仿佛。且盖撒之侍者二人，亦酷似周仓与关平。大概自汉晋以来关羽之故事流行中原甚多，一部分为中原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三国演义》等书；一部分传入西藏，在西藏之民间传说中幾经变化後复为西藏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盖撒故事》”。其时，于先生尚未读过《盖撒故事》，所作推想，合乎常情（《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
吾有一友尝游拉萨，回来後兴奋的说，你知道吗，藏地也有关帝庙，藏语叫“格萨拉康”，拉康是庙，格萨就是格萨尔王，而史诗《格萨尔王传》正是关羽故事的西藏版，真是太有趣了！我说，还不够有趣，十九世纪有英国旅行家说格萨尔是罗马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更有趣咧。试想，格萨尔、盖撒、凯撒与关，略作谐音，不就是同名异呼么？吾友油然而惑，问，真有这么神奇？答曰，都是附会的错，格萨尔只是藏地英雄，与关羽、凯撒无关。
其实，在于氏兄妹文章发表後不久，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藏三国”的初步研究》（1944），即以文献与口碑证据破除了格萨尔是关羽的讹言。他说，格萨尔即《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罗”，是林国国王，国境辖今四川西北及青海一部分，与西夏国接壤。他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连中原（宋朝）以拒西夏”。《格萨尔》史诗便是根据他的文治武功演义而成。任先生认为《格萨尔》虽非藏版《三国演义》，然仅论文字优美、设想诡奇与诙谐幽默，决不输与汉地的古典文学名著。即如开篇，叙述一位老妇弃家朝佛，不幸中道而死，其媳由此怨诟佛法，发愿转世为魔以摧毁佛法。她的愿力甚大，终于生下三个魔子（暗喻与格萨尔作战的各族），诸天神佛紧急会商，群推一佛下凡护法，此即未来的格萨尔王。任先生译出西康版（此书被格鲁派列为禁书，只能以口传手抄的方式传播，故版本甚多）第一段，云：
“夕阳将坠，草原里一望苍茫，老太婆驱遣她的羊群，听它们不规则的前进，有似一顷柔浪，滚滚向前移转。转过浅冈，望见山侧金碧辉煌的佛寺，反映夕阳，显得分外的鲜艳华美，仿佛有万道毫光，非常锐利的排开宇宙的阴霾，把她微弱而愉快的心脏，很亲蜜甜美的把握住。她忘记了羊群，不知不觉下拜了”。
读来只觉情致如绘，适如任先生所谓：“纵不解藏文，但聆此意，亦当感其不凡”。
话说见过太后，狄公与庞青雲在朝房闲话，小作寒暄，狄公话锋一转，说：“叛乱虽平，可地方督抚个个手握重兵。庞大人，这，太后不放心啊！” 青雲答曰：“山字营带头裁军”。按，俗传曾国藩克复南京，位高权重，以致谣诼日兴，不安于位，他赶紧大规模裁军，以明心迹。窃谓，此皆野老之谈，诛心之论，不足取信。国藩在主观上想不想造反，在客观上能不能造反，答案很明确：看不出，不可能。鄙人尝撰文专论此事，今不赘言。倒是当日裁军的实际情势，不妨略作说明。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南京。七月二十日，国藩即奏请裁军。为什么裁军？第一个原因是省钱。当时湘军总数约十二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则全军每月需饷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及他项杂费又需十万馀两。以年计，则需七百馀万方能维持湘军开销。若统计包括湘军在内的全国兵饷，则年需二千馀万两，而当时政府各项收入合计只有四千馀万，军费支出竟占去一半以上。因此，国藩说：“（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确是实话。再说：“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後患”；也是实情。
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原因，是防止士兵肇乱。湘军不是经制军队，士兵都是“临时工”，南京一破，全军“失业”。老实的，回家继续务农；不老实的，则不甘心，极有可能趁着大乱虽靖而风波未息之时，捞一笔再走，或者要求加薪，或者劫掠百姓，甚者起兵造反。因此，距攻克南京才过了一个月，国藩即迅筹裁军，便是尽量不让士兵有充足时间进行“串谋”，用他的话说，这正是“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确实，缴了械，分了众，一声令下，即刻由武装部队“护送”回乡，那些想闹事的士兵根本没有机会造反。
当时主政者是西太后与恭亲王，一个寡妇，一个纨绔，虽皆智商超群、情商过人，毕竟不谙军事，认为在捻军仍未消灭的情况下，骤然裁撤几万人，未敢确信这些人会老老实实回家去。以此，特地向国藩建议，“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不若先汰老弱”，“俟江（西）、楚（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如此说话，反倒辜负了国藩的苦心，因此国藩婉拒，云，湘勇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执意请求迅速裁军，最终，朝廷同意了他的方案。
省钱与杜乱，是裁军的直接原因，另有一个间接原因，则是淮军代兴，足以填补湘军撤後的国防空缺。国藩云，“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必宜多撤”，而“淮勇锐气方盛”，则“不可轻撤”。有前辈学者将这段话解释为湘军营中盛行哥老会，以致国藩无力控制，遂托辞淮军後劲以为掩饰。其实，成军以来，湘军中即有“会党”（《营制》严禁“会党”、“结拜”即可证明），国藩未尝不知；他既然带了十年兵，怎么控制军中的“会党”，必有心得——事实也证明哥老会在裁军後虽有发动，究非大患。何况，秦汉以来中国，所谓“封建会道门”起事，哪朝哪代没有呢？只要没搞出黄巾军、白莲教的大场面，都算正常。
而且，国藩裁军，计之已熟，至迟在同治元年，他在日记书信中就提到这个计划。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很正常：修齐治平四门功课，已经循序操演了一遍，及至垂垂老矣，在己，功成名就，在人，既有“接班人”李鸿章又有“竞争者”左宗棠，则军国大事委诸二人可矣，何必拼上老命呢？今人看那个时代，但觉“诸夷环伺，间不容髮”，而自国藩视之，身际中兴，仔肩可卸，正是偃武修文的好时候，此时不裁军，更待何时？
问：您在对张荫麟的研究中，最被他感动的是什么地方？
答：我并未对他作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言感动。谨引用他在《玩〈易〉》中的一段话：“当你领导人们走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只看见一个政治主张之进步的方面，而不看见它退步的方面，只看见它可以兴邦的方面，而看不见它可以亡国的方面——这便叫做‘亢’。……反省啊！中国人，别尽管兴高采烈的种罂粟、收特税、借洋债、砍脑袋！你们必得反省：为什么有些于信仰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利而能有大害的学说和主张，而他们非信仰不可？为什么有些于活动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大利而能有大害的活动，而他们非做不可？这类人是否杀得尽禁得绝的？把这一类人杀尽了，禁绝了，国家又将成个什么样子？”说这话的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实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张荫麟不是共产党同情者，他是所谓费边主义者，固应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统治，反对任何有颠覆政权意味的革命，然而，作为史学家他对治乱兴衰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哲学家他对因果倚伏有着洞彻的判断，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本能厌恶权力对自由的侵害，于是，他写下这段话。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是史学爱好者，每当念诵这段话，我就感动不已。
庞青雲“得胜还朝”，由“军机处的陈公”领他入宫拜见太后，路上，陈云：“从宫门外走到这儿需要多久啊？年轻时，我头一次站在宫门外还是这么想。可等真的走到这儿，已经两鬓斑白，用了整整三十年，可惜啊，走不动啦”。此语略有感慨，或令观众低徊。只是，这话却不合实情。先不说陈公年轻时倘能考中进士，获得廷试资格，肯定会在保和殿答卷（自嘉庆朝，清代廷试多在保和殿举行），已经算是“走到这儿”，不必傻傻的“站在宫门外”；即使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只说他入值军机处以前，必也曾逐级升官，入宫搞过几回“陛见”，肯定也不止一次“走到这儿”。因此，“走到这儿”有什么稀奇呢？真把庞将军当乡下人啊。
更逗的是，青雲作为克复南京的第一功臣，入宫“面圣”，给他领路的决非陈公这样的军机大臣。清代制度规定，外省高官来见皇帝，俱由亲王、驸马之类的亲贵领路，一般大臣是没有资格的。“在内廷行走”的亲贵与“在军机处行走”的大臣，是两拨人，切不可走错了。若胡乱“走到这儿”，陈公必被侍卫拿下，来不及与庞将军闲话生平矣。
再说入宫後。剧中用俯拍的方式介绍了一位皇太后，太后并唤了一声“小李子”；据此猜测，应指慈禧太后与李连英（俗多作“莲英”，误）。然而，克复南京在同治三年，其时，接见大臣不止一位太后，而应是两位太后与一位小皇帝才是——除了慈禧，还有慈安太后（清文宗皇后）及清穆宗。而且，当日是“垂帘听政”的局面，两太后并坐帘後，文武百官不能看清她姐俩儿的“圣颜”。剧中未在太后座前设立黄幔（即“帘”），可算大大的“失礼”。至于李连英，这会儿还轮不到他在御前侍奉，因为他才十六岁，暂未得宠。非要让慈禧在此时唤出一位太监，那么，她应该叫一声“安仔”（即安德海）才对。
不过，修正这些情节毫无必要。因为，克复南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入宫“陛见”，根本不是这个排场。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点，由一等镇国将军奕山（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中俄爱珲条约》即由他签订）带领，国藩进入养心殿东间，首次拜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养心殿是一座偏殿，在军机处北面，是晚清帝后接见大臣最常用的处所。剧中的太和殿，则是用于举办盛大仪式的正殿，并不常启。国藩入门，即跪奏：“臣曾国藩恭请圣安”；旋即“免冠叩头”（剧中青雲叩首还戴着帽子，不合规矩），又奏：“臣曾国藩叩谢天恩”；然後起立，往前走幾步，跪于事先准备好的软垫，静候问话。当时，小皇帝坐东边，座後设黄幔，後边即是两位太后。一般来说，小皇帝与慈安不怎么说话，唱主角的是慈禧。慈禧问他第一句话：“你在江南，事都办完了？”答：“办完了”。再问：“勇都撤完了？”答：“都撤完了”。问：“撤得安静？”答：“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答：“路上很安静”。接下来，就叙家常，展望未来，如离京多少年了，家中幾兄弟，此後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何打算，云云。
至于青雲的原型马新贻首次见到帝后，则在同治七年五月十七日。其时，四十八岁的他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入京“请训”，三十三岁的慈禧似对他印象甚好，接见後，不等他至福州赴任，即调任两江总督（封疆之职，以直隶、两江最为重要）。可惜，他未留下笔录，我们无从知道他和慈禧说了些什么。惟可断定的是，他不会谈到剧中所谓“免除江苏辖区三年赋税”之事，因为，如此繁重的事体必经京内京外一番商讨才有结果，慈禧再怎么“天纵圣明”，也不可能片言而决。
龙力游 绘 养心殿
《投名状》惟一女角，名唤莲生，自谓出身“扬州瘦马”。按，“瘦马”即雏妓，典出白居易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而在清代，扬州为风月胜地，以此，称“扬州瘦马”，可显出虽是妓女身份，档次却不同流俗。“瘦马”养成，有出外谋生计者，称为“扬帮”（合苏、沪等地，则称“南帮”），所去的地方以通都大邑为多，如首都，如武昌，如广州。然自湘军战胜太平天囯，原本僻处内陆的湖南托了回乡将士的福，省会长沙的经济尤其是饮食娱乐业大为发展，标志性事件除了“无宴不海菜”（谓鲍鱼、燕窝之类）之外，便是城中妓馆自扬州、苏州引进人力资源，狠狠赶了一回“时尚”。即此可见“扬州瘦马”的崇高地位。只可惜剧中人的妆饰、表演，阨于导演的规划，太过憨朴，适如王韬论“北帮”（指清末京、津一带的妓女）所说：“实事求是，悃愊无华”（《燕台评春录》）——译作当时行话，则是“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清稗类钞》）也。遂致南北倒置，“歪曲”了历史，可叹。
又据金天羽、张相文为张文祥作的传记（分见《天放楼续文言》、《南园丛稿》），并未明指曹二虎之妻出身妓籍。按，张文祥是历史人物，对应的剧中人是姜午阳；他与曹二虎、马新贻（即庞青雲）结拜兄弟，排行老三。当然，曹妻与庞青雲通奸的剧情，则未歪曲“历史”——也有一些记载说文祥“刺马”并非为兄弟报仇，而另有原因。只是，传记所载通奸的经过与电影不同。今谨综合金、张的记述，对这桩风化事件作一个说明。
当新贻落难之时，并没机会见到虎嫂。虎嫂初见新贻，实在新贻成功策反二虎、文祥之後。其时，新贻任安徽布政使，已解散了山字营，二虎随他赴任，并将家眷接到省城，暂时寄居新贻的官署。据云：“新贻官既贵，渐耻与贼相伯仲”；也就是说，人一阔，脸就变。文祥敏感，发见马哥情意转淡，即欲离去，并劝二虎一块儿走。二虎迟钝，犹疑不决。文祥不忍抛下这个傻兄弟，只好留下与他一起耗着。怎奈新贻对兄弟的情意淡，对兄弟老婆的情意很浓，于是，“迫（虎妻）而私之”，且时不时借着公务令二虎出差，以便与虎妻通奸，“俨然同媵妾矣”。日久天长，奸情为文祥发觉，他尚未如剧中那么鲁莽，径直杀了嫂子，而是向二虎举报。二虎初闻犹不信，待到跟踪了几回，才认领这顶绿帽，然又胆小，不敢直斥新贻不讲义气，只能独个儿生闷气。文祥开导他，说，别郁闷了，这还算是你老婆么？既然奸夫淫妇情投意合，“不如弃之”，咱哥俩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为上罢。二虎同意了，但不知哪根筋不对，却“迁延不即行”。孰知本夫能忍，奸夫却不能忍，一日，新贻借口二虎通匪，将他“就地正法”，旋将虎妻收为姨太太。文祥听得兄弟惨死，偷偷将他葬了，“痛哭别去”，自此，隐姓埋名，“锻精铁为匕首，日夜砺之，淬以药，誓必剚刃新贻”。终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新贻刺死。此後，虎妻在马公馆自杀，其家秘不发丧，将尸体埋在後花园。
此与剧中午阳先杀莲生、二虎至死不知老婆偷人，大有出入。然清代官书记叙新贻之死，并未言及新贻勾引人妻，只说文祥在浙江交通海盗，因新贻主持捕盗，弄的他家破妻逃，“以是挟仇”，遂“丧心病狂”刺杀总督（《清史稿》）。电影与官书，在这一点上，倒是异曲同工，照顾了二虎的面子。泉下有知，二虎或应讲一句，谢谢包涵。
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有几分道理。电影呢？也差不多。抄没问题，就看是“窃意”还是“窃句”。窃意这件事儿，耍得好，可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窃句，则终归格调不高，往往生吞活剥，一不小心就拍成“喜剧片”。
粗一看，《投名状》似乎在向两种类型的电影致敬，一是香港黑帮片，一是好莱坞战争片。只是，传统中国的政治运作远比弹丸之地的蛊惑仔游戏复杂，罗马军团的方阵战法实在不适用于十九世纪冷、热兵器杂用的复杂局面。非要古为今用，声东击西，难免致敬其名，露怯其实，顾头不顾腚，令人笑来。今且不论紫禁城与外省的政治互动究应如何揭示，也不分析舒城之郊的空手入大炮是否可能，单说苏州城的攻与防。
从画面上看，山字营绕着城墙挖出战壕，士兵挤满壕内，便围住了苏州。战壕与城墙之间，是一片逼仄的平地，零星布设几架障碍物。试问，如此布置，城内的人要冲出来，城外的人要打进去，很难么？还是看看当日指挥战役的李鸿章与实际作战的戈登（C. G. Gordon，1833—85）怎么描述的吧。
李鸿章的叙述比较宏观，他说，太湖之水流经胥门与盘门，绕至娄门，往复数道，成为护卫苏州的天然防线。太平军沿岸构筑一道由土石组成的“长城”，自南而北，“一望无际”。“长城”以内，“石垒土营，比比皆是”。淮军无法近前，只能与太平军“夹河对垒”，依仗“西洋开花大炮”的威力，频繁轰击。
戈登率领“洋枪队”，负责攻击娄门外的“长城”——这也是苏州布防“尤高且坚”的一段工事。他说，土丘（即“长城”）上炮台林立，山坡密布短竹桩，坡前挖有三道壕沟，深约三米，壕沿遍插尖锐的竹签和铁钉，壕外则竖立着一长列的围桩。1863年11月26日，在炮兵连的火力支援下，戈登发动夜袭。他的作战风格是“奋不顾身”，“站在最前列”，而且，“从不携带武器，甚至当他带头冲进敌军阵地缺口时也是如此”。他只是挥舞一根藤杖，临阵调度，这根藤杖被士兵称为“魔杖”——“尽管比任何士兵更加目标暴露，他却从未负过伤”。然而，潇洒的戈登遇到了劲敌。“当夜，慕王（即苏州守将谭绍光）像普通士兵一样，没有穿上鞋袜，赤脚奋勇作战”，在他指挥下，太平军进行了精准、猛烈的反击，虽然死伤惨重，最终还是击退了戈登。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慕王能抗住戈登，却不能消弭太平军内部的离心离德。经此一役，城内早萌异志的王爷、“天将”们坚定了投降的信念，七天后，他们谋杀了慕王，献城乞降。此外，还有一件诡异的事。当慕王被刺那天，他曾命令法国参谋（太平军中也有外国“志愿军”）起草一封密函，寄与戈登，请求安排“私人会晤”——“可能慕王自己也在考虑提出投降的条件”。
可以设想，光着脚的天囯慕王PK手执藤杖的英国少校，这个场景肯定比穿棉袄的刘德华抱住一位长发男跌入水池来得有趣。更可以设想，山字营倘若扔掉馒头发动大炮对准苏州“长城”一通狂炸，当远较龟缩壕内望城兴叹的画面来得精彩。若还能运用电影语言揭露城内城外的人借助“第三种力量”（各国“志愿军”）进行沟通谋求妥协的微妙状况，则不仅触及事物之表，尤能探及人心之深。何况，这不仅是追求视听之娱，更能借此表现攻城确实给守军带来压力，锻炼了人性，显微了欲望，从而为接下来守军投降作出自然的铺垫。
史事发展，入情合理，根本毋庸劳动编剧抓耳挠腮瞎扯淡，而竟舍此他求，直是何苦来哉。
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其書《附錄》一《書札•與曾國藩七首》（第488-94頁），前六首錄自《陶風樓藏名賢手札》，第七首錄自《昭代名人尺牘續集》。今照原書校改。
488 頃叢遽不得暇
按 叢應作匆
490 故其□之也不光
按 □似作發
490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按應作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490 後若有善本
按 後字衍
491 然後進戰退守在足恃
按應作 在在足恃
491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按應作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492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也，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按 曾國藩所著為《聖哲畫像記》，書名號可不用。也字，手跡為已字。故應作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已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493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按應作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493 裕釗今歲初擬趨赴金陵侍鼂昔
按 侍前漏祗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