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公牍秘本前言:用点校整理的方法,即按即当为既可压缩篇幅,使用也较方便,但……出现错漏的机率会明显增多。
果不其然，第一种浚川公移驳稿的叙就出了问题。以下是原文。
……公曰：“坐，我明告子，凡宪事有纪驭，民情有法，不靡然而弛，不突然而行，惟公、惟明、惟慎，变而通之，推而行之，斯按治也”。庶几矣，余复请曰：“事与法为教，抑有所可示乎？”公因取往年按陕右者宪条二册，类分五卷，出而示之。……事肆而经法，详而中真，有若掀雷扶电，贞明化育，而芽甲根荄，罔不若其生矣。……
凡宪事有纪驭，民情有法 当为凡宪事有纪，驭民[情]有法。“情”字，或为原刻本衍字，或为点校者妄增，不得而知。总之，凡宪事有纪，驭民有法，才像句人话。
斯按治也”。庶几矣， 当为斯按治也庶几矣”。
事肆而经法，详而中真，有若掀雷扶电， 当为事肆而经，法详而中，真有若掀雷扶电，
一篇小叙，句读错乱如此。我真不敢再往后看，我真后悔花了38大元。
明清公牍秘本
郭成伟、田涛点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印
三河之役——致李续宾兄弟函札
湘军人物年谱（一）
萧公权，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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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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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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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哲声涂小马编,黄人评传作品选
东莞政协,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
郭成伟田涛校点,明清公牍秘本五种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
不是读经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蒋庆倡扬的“读经“对不对的问题.
蒋庆的政治儒学,跟董仲舒不可同日而语.董独尊儒术,乃是对当时黄老治术的反动,以求开创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积极的有益的.
蒋庆的政治儒学,跟康有为不可同日而语.康说孔子改制,乃是对当时政治腐败的反动,以求创设一种有别于高度集权\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也是积极有益的.
蒋庆的政治儒学,从学理上说,是对这么多年新儒家言之而不能行之的困境表示忧虑,认为儒学退守到心性之学是一种消极态度,终将沦亡.但是,他为改变此一困境,陡然跨越学理层面,走上与虎谋皮\曲线救学的套路,却比新儒家担负的风险大得多.新儒家全盘失败,不过是一种阐释方法的消亡;政治儒学悻然成功,则将为集权政治提供当代语境下的建构思路.前者消亡,可触发新生,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人类的关系思考导入更深刻的层次;后者崛起,必造就新莽,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人类的既有思考一笔抹煞,而生搬硬套,乱种试验田,刍狗万物,戕毒国民.孰得孰失,不待辨也.
故此,经可读,而[蒋氏删削之]“新经“不可读.经学可讲,而[政治儒学之]“新经学“不必讲.
治《说文》者不知也为地字，而读为女阴，则先师既譌，后生何闻？
见某所辑湘绮手书册页。正可为“焉哉乎也”下一注脚。
看了几页自序，很不错。过两月再仔细看看内容。。。先附录书评一篇。
“士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贾逸冰清华大学历史系
庚子年(1900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更在于此时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手造就的东南互保和本书所研究的勤王运动。所谓的勤王运动，是指以康梁师徒为首的保皇会、以唐才常领衔的自立军和以汪康年为代表的江浙士绅以勤王为号召，以兴民政为目标所进行的反清廷活动。在桑兵先生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与半个世纪之前另外一场同样被称作“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二十世纪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非“民不聊生”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士大大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导力量并非“民”而是“士”。而究其所源，正是在己亥庚子年间由勤王运动拉开了“士变”中国的帷幕。戊戌庚子之间，中国政治正进入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领域的变迁到此时在政治层面掀起轩然大波，其间时事虽一晃而过，余波所及，却成就今后几十年之潮流，无怪乎陈寅恪曾在1932年说，“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从1898年到1900年，就接连发生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拳变、东南互保、勤王运动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使在动荡的近代历史上也显得极不寻常。
在中国传统政治框架内，士大夫阶层、官僚集团和皇权的关系总是互相制约的。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不能一味地为所欲为，否则士绅们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之间做出抉择。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大员们虽然不像士大夫阶层那样具有民重君轻的传统，也不会随意结交江湖，但在中央政府一意孤行之时也不会袖手旁观，常常会阳奉阴违，别生局面。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百日维新期间告诫中央政府“勿涉急遽”，反对康有为主导的激进变革，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又抵制中央政府的复旧和排外，针对中央政府要求停办各项新政事业的指令据理力争。再如1900年春夏之交，中央政府决意利用义和团对抗诸国势力，这一利用“怪力乱神”的决策受到绝大多数士人的诟病，进一步加剧了士绅阶层对中央政府屡战屡败的不满，增强了“朝廷不可恃”的印象。与此同时，八国同时入侵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又使得各派相同之处凸现，分歧之点渐消，遂有士大夫联合“勤王”之举。
康梁师徒为了掩饰保皇会勤王政略的失败，宣称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乃是保皇会的主力，但是经作者考证，1900年轰动一时的自立军起义并非保皇会战略布局的中心，而只是两广战略的分支。勤王运动应包括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浙江士绅的江淮密谋和汉口自立军等三个层面。三股势力都以改变国中萎靡不振的局面为己任，在政见上、组织上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行动中也互通声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功名在身的人来说，虽然政治立场殊异，变革目标有别，但都希望中央政府能认清国际大势，顺应改革潮流，除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推翻现政府的激进立场。但是戊戌政变之后，政府内保守集团不仅大肆复古排外，而且为泄一己之私欲不惜将民族拖人灭亡边缘，即陈三立所谓“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之境地。于是士绅们不得不在朝廷忠诚与国家兴亡之间做出选择——不再以清议之类的“体制内”方式进行抗议，寄希望于政府的自改革，而是联络海内绅士和海外华侨，伺机大举，采取非常手段以挽救危亡。
士绅们的活动大多具有民间和民主色彩浓厚、行动方式不拘一格、组织上兼收并蓄等特征。但庚子勤王之事毕竟是书生动武，参与者均是一时俊杰，既事出隐秘，则大都心机重重难于揣测。公私档案大量使用隐语暗码，再加上参与诸人或当时不敢记录，或事后进行文字处理，放大或缩小本人活动的意义，个人史料也是极难解读，不仅像康有为这样有“倒填日期”的“前科”的人伪饰甚多，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此一时期的文电出版时也有所删节。再加上政局诡谲，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能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增加自身分量无所不用其极，事后则纷纷矢口否认。如康有为为了让自己求助日、英等国势力的活动蒙上一层正统色彩，不惜将光绪帝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速出外国求救”，梁启超则为借兵列强辩护说：“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如此极端行事之后，就不得不极力掩饰歪曲，甚至销毁证据，以免为政敌所利用。治其他历史事件随处可见的直接证据在此处少之又少，谣言传闻之类倒是甚嚣尘上。以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为例，虽然此会得到了各派的支持赞同，颇具声势，但是对于国会成立这样的重大事件，《申报》竟无一字记载，当事人出于各自目的也是众说纷纭，直到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辑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得孙宝塇日记中相关部分，才稍见眉目，而待到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等资料的出版，才使得有关人事布局逐渐浮出水面，进一步研究才得以展开。
本书所述之事，此前通史著述中往往阙而不论，而专讲义和团运动的来龙去脉、功绩教训。即使略微提到一二，亦只是用外部的观念系统重新解释固有材料，将其纳入“保皇”和“革命”对立的二元化历史叙述内，笼统书写成“从变法到革命”的过渡事件。在对具体人事的论述上，先将身处其中的士人分别贴上维新派或革命派的标签，再以此为起点于既成观念框架内填充史料，编织史实，大处以革命派为鹄，小处以康梁师徒之是非为是非。事件本身固有的逻辑荡然无存。故桑兵先生明言：“看得到”即发现史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在作者看来，这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拳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复杂的历史，亟待修正。在本书的写作上，作者不断将新近出版的文献与既有史料对读，逐步勾勒史实轮廓，先后撰写十余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随时修订自己的观点，积十余年苦功方作一收束。另外本书还吸收了学术界近年来新近取得的研究成果，如陈建华关于革命话语的研究和廖梅对于中国议会成立时间的考证等，于近年来史学之进步亦可略见一二。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俗语云：字是打门锤；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通、俗、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那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曹振镛死后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公”。他在高考中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的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旻宁看奏摺的方法一脉相承。他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书法这件事，并非熟能生巧。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在他之前，另有一个腕中有鬼的倒霉蛋，却因死活练不出阁体俗字，终身对着翰林院望门兴叹。这个人，就是龚自珍。
论才，论学，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才学识，只问你小楷写得好不好。没办法，龚自珍只好在部曹一级耗费了半生的光阴。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一品，那就想个办法恶心他。文人手中之笔，未尝不可作投枪、匕首，龚自珍深明此理，乃运笔如刀，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
《新书》也讲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俗”字，且可当作教材用来培养“准翰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命令家中妇女，其女、其媳、其妾、其婢，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竟人人写得一手翰林字。于是，只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龚自珍便一脸不屑：翰林有什么了不起？我家内室个个都是翰林！翰林？哼！
人才进退，仅系于一纸书法，“伊家国运如何”（龚自珍语）？
哼。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科学方法“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有时候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理学，又称宋学。俗谓“村学究”，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即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作学问，就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这五个字。
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几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
曹振镛盘踞内阁达二十三年之久，军机处也呆了十六年，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此时及将来的考风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在官场上也遭受打击。阮元，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后，历任督抚三十馀年。某日闲谈，旻宁问：阮元的官运怎么这么好呢？曹振镛答：由于学问优长。再问：怎么个优长法？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划上了等号。没过多久，阮元就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于是，理学派开始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
本拟用专栏的方式依照时序讲一遍近代史。后修正为以人物为主干。写了几篇开头，贴出来大家批判一下。
太平无事
1911年，宣统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后便已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这就预示着此后三十年的政坛将具有老成持重、讳言变革的执政风格，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太平无事。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的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太平了，可是，每日奏摺汇总，却都是长篇累牍，报告这事那事，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就是喜欢危言耸听，以博取时誉。您若遽然怪罪，不免要蒙上拒谏的恶名。但篇篇都看，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后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专拣那字体来看。凡字体不是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今后自然就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几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后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太平无事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国军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
哈哈.写一篇.
one week after I post it.
杨钧《草堂之灵》卷四：
曾文正祠成，长沙名士咸集新祠，设宴贺之。有人戏以牛则有皮四字求对，李篁仙、郭筠仙均不能答。王湘绮先生后至，郭云：罚汝作对。湘绮曰：有一语可对，小儿女皆知之者。然不肯说出。郭急询之。乃曰：焉哉乎也。郭、李皆抚掌大笑，其余士绅多不知所谓。
按：《春秋左傳正義》宣公二年：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焉哉乎也，《千字文》最末一句，故曰“小儿女皆知之者”。《說文》，焉訓鳥，也訓女陰。
缣字韵缃，胡元倓继室。元倓，明德中学创始人。
此集由谭延闿署检，并有杨庄序。庄，度妹，湖南大才女也。
《养知书屋文集》卷七《名贤手札跋后》：
胡文忠公尝谓骆文忠公：萧何举曹参，诸葛公举费禕、董允，古人经世宏务，非独私其身而已。盍早图之？其勤勤于嵩焘，意盖有所属也。
按此玉池老人终身之痛也。已抚粤矣，而为湘阴劾罢。而此谓益阳属花县觅替人，竟无意于左而“勤勤”于郭；然以益阳平日品鉴论之，宜荐左而后郭也。奕詝批湘乡靖港之役摺，云：岂已昏愦耶？正可迻评此跋。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