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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魁说：“进城接防，让兄弟们逍遥三天，抢钱抢粮抢娘们”；按诸清代事实，此语无字无来历，并非虚造。
先说“三抢”。当明代末年，满洲部落犹未入关，迫于生计，羡慕繁华，则时不时往关内走一遭，打一枪换个地儿，抢了就跑。所抢者，正是钱粮与娘们。只是，与电影中强奸民女不同的是，彼时“抢娘们”，不仅为了满足性欲，而具有“抢掠婚”（marriage by capture）的意味。这是早期满洲的民俗，後以入主中原，寖染文明，经诏谕劝禁，此风才渐渐消失。然而，直至乾隆朝，仍然发生了满洲士兵在新疆“掠获妇女”的“丑闻”，惹得清高宗龙颜大怒，痛斥同胞的野蛮。至于出征作战，以“抢”字相号召，满洲并不忌讳，譬如，往蒙古境内摽掠，叫做“抢西边”，往明国境内，则称“抢昌平”。当时有汉族读书人在满洲做官的，对此大摇其头，叹云：“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其实，不论如何“正名”，凡是征讨战伐之事，“抢”字必在其中。这不是蛮族的陋行，而是文明的尴尬。不施“抢”字，便谓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不过是自欺欺人，至于羞答答将“娘们”换成“地盘”，则适足自欺而未能欺人，直为掩耳盗铃的钝贼行径，更是落了下乘。
但是，“魁字营”并非旗营，凭那条规矩可以“抢”呢？答曰：“逍遥三天”，即是规矩。克城後，纵兵掠杀，不受军法管制，几乎是旧时军队的惯例。清人蔡寿祺《蓉城偶笔》盛赞咸丰年间某将军执法严明，说他攻克荣昌（今隶重庆）後，下令“弛禁三日；三日後有犯令者，立正军法”。按，“弛禁三日”，正是“逍遥三天”。湘军入南京，“克复後搜杀三日”（曾国藩奏摺中语），也正是“逍遥三天”。及至民国二年，张勋“辫军”攻入南京，亦遵陈例，纵兵大掠，当时报纸哄传其军连着“抢”了十天，即有军官出来“叫屈”“辟谣”，说：“安有十日？仅三日，即出告示禁止矣”。这也是“逍遥三天”的注脚。
然而，虽系惯例，却无明令。也就是说，没有那位统帅会“出告示”鼓励将士去“抢钱抢粮抢娘们”。这是军队内部的默契，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有些真傻或是装傻（此类极多）的文人，便会以此为借口，替这种野蛮行径作辩护，譬如，李元度即云：“湘军克金陵（南京），救民水火中，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而当苍黄扰攘时，主兵者耳目有未周，（士卒）乘机淫掠，亦势难尽免”（《书江南黄烈女事》）；所谓“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说的没错，但是，为“主兵者”（统帅，谓曾国荃）开脱纵兵“淫掠”的罪行，则是大谬。
有趣的是，电影借庞青雲这个角色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军官的新形象。当士兵在克城後强奸民女，青雲下令就地正法。二虎上前劝解，谓“逍遥三天”的“嘉年华”犹未结束，青雲乃说：“如果我作主，这种事就决不能再发生”；仍执前命，杀无赦。按，编导设置这个情节，是为了揭露庞青雲“伪君子”的面目，此不赘。就事论事，不得不说，青雲此举实在是“反人性”、“反历史”的行为。因为，对于传统中国的军人来说，人性就是统帅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士兵的“抢钱抢粮抢娘们”，就是军属欲说还休的“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历史上，湘军、淮军的士兵，尽管出身多为“朴质农夫”，但是，一旦从军，莫不“以利为义”，其他大道理是听不进的。既拼着性命攻克了城池，谁敢剥夺他们“弛禁三日”的权利，谁就是他们的敌人。统帅如庞青雲者，若果出此，则军营“哗变”，立马可待。
大人先生们抢功名，抢天下，抢不朽。乱世小兵，抢点银子，抢个女人。各抢各的，这才和谐。庞青雲许自己抢不许别人抢，不厚道。
土匪被军爷欺负，青雲劝他们：“军机处的陈公正缺人手，他的绿营兵常被魁字营欺负，一直想壮大势力，如果我们投他，那正是雪中送炭”。接下来，三人寻得一座破屋，跪在三位高官面前，请求入伙。坐在左边面长有鬚的那位，青雲称之为“陈大人”，应即前语所谓“军机处的陈公”。
军机处是清代雍正朝以後最重要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职权渐渐转移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常办公地点设于清宫保和殿西北的隆宗门内，办事员称军机大臣，他们的助手称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人选由皇帝挑选，多为大学士、各部的尚书与侍郎，偶亦有亲王入值。为首的，称领班军机大臣，资格最浅的，俗称“挑帘军机”——军机大臣与皇帝议事，严禁旁人参与，太监也不行，于是，资格最浅的军机大臣须为同事们挑起门帘，以便出入。当皇帝因祭祀、巡视、度假乃至避难而离开京城，军机大臣与章京俱应随行，此时的军机处则处于“移动办公”状态。军机大臣全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行走”，专指内廷差使），每日清晨皆须与皇帝会面，商量国事，至夜则轮班值日，堪称全天候不停的“行走”。一旦不能在皇帝身边“行走”（如调归原班，如出差外省），则不再是军机大臣。因此，在外省破屋中，陡然出现一位“军机处的陈公”，绝不合乎清代制度。若称为钦差大人，庶幾靠谱。
军机大臣的“八小时之外”，也有禁忌，尤其与其他官员的交际应酬，不可频繁，不可密切。因为军机大臣浑身都是机密，举手投足，片言只语，不小心就可能犯下泄密的大错。外省官员至京，一般会去军机大臣家中进行礼节性拜访，但军机大臣不会回拜，这是避嫌。与外官通信，军机大臣须小心措辞，非要说几句“体己话”，往往不署本名，而用化名，这也是避嫌。至于军机大臣在京外与一个小营官说上那么多话，且有两名土匪在旁，毫不避嫌，令人难以想象。
军机大臣虽参与军事决策，但是，他决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名义上不会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清代的制度设计及行政程序，决定了这一点。非要塞给陈大人一支军队的话，先得假设他已退休（或罢职）乡居，再假设他利用老干部的人脉与资源，组织、训练了一支部队。然而，即算如此假设，也不能说他的部队是绿营，而只能是勇营。
清代开国，只有旗兵（先後建立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後来，将投降的汉族士兵编为“绿旗”，以示与八旗区别。“绿旗”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因此，又称绿营。绿营与八旗，是清代的经制军队。绿营兵分驻各地，日常训练分由各省总督、提督与巡抚负责，兵额与饷章则归兵部管理。调兵作战，则非皇帝下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军机大臣权势再大，地位再高，他也没法拥有一支绿营兵。
绿营在嘉庆朝以後，逐渐失去战斗力，再经太平天囯之役，遂致全面崩坏。于是，各省募集平民而练成的勇营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与淮军即是其中的楚翘。电影中的“魁字营”，亦应是勇营。然而，绿营既朽，勇营方兴，双方发生冲突，不说勇营一定处于下风，但占上风的回数不会太多。毕竟，在同一个体制内讨生活，临时工再能干，对正式工总有几分忌惮。在这一点上以今例古，决不离谱。
那么，陈大人还是可能拥有军队的。当然，名义上绝不可能。因为，即在清代，也有共识：军队是国家的；只是，“朕即国家”，意味除了皇帝，任何人不能代表国家拥有军队。实际上，则是可行的，也是被历史所证实的（淮军-北洋系-民国军阀正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显明脉络）。《投名状》英文片名是Warlord（军阀），窃谓比中文片名更切题。
七朝诗与史 一个伤心人
王闿运一生，经历七个朝代。清代道光十三年，他降生；咸丰七年，他中举；同治十年，撰《圆明园词》；光绪七年，成《湘军志》；宣统三年，特授翰林院侍讲；中华民国五年，逝世。然屈指一数，只有六种纪年，哪来的七个朝代？原来，咸、同之间，还有一个短命的祺祥纪年。
咸丰十一年七月，清文宗临殁，命八位大臣辅佐幼主（穆宗），直至成年，史称“顾命八大臣”，旋订明年纪元为“祺祥”。当时，皇太后有两位，一是正宫娘娘（孝贞），一是小皇帝的生母（孝钦）。她们联合文宗之弟恭亲王发动政变，于是年十月，处死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与肃顺，夺取了政权。随即定下“垂帘听政”之制，并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因此，祺祥这个年号，尚未启用，即告终结，实在短命得很。
短命的祺祥纪年，对闿运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八大臣中掌握实权的肃顺，与他的关系极不寻常。肃顺被当作“大奸”处死，已成惊弓之鸟的闿运犹未噤声，云：“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肃顺是好人是坏人？我不关心，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板。史载，肃顺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他对寄生的既得利益阶级与低效的官僚体系深致痛恨，一旦大权在握，乃锐意革新。他不恤人言，不顾退路，所行改革，其幅度之大（削减旗民福利）、手段之猛（因科场弊案，力主判处大学士柏葰死刑）与理路之新（重用汉人，一变清代二百年来重满抑汉的传统），令天下人啧啧称奇。而重用汉人之事，如青睐郭嵩焘、为左宗棠释谤、大力支持胡林翼与曾国藩建设湘军，皆与闿运建言有关。而闿运能以新进少年身份，从容游历湘军各大营，备受统帅尊崇，亦得益于他对肃顺的影响力。当他听到太后、亲王将不利于肃顺的消息，紧急致书曾国藩，劝他率兵入京，“申明祖制”（制止垂帘听政），维持“亲贤并用”（亲谓恭王，贤谓肃顺）的局面。无奈国藩“得书不报”，由此未能改变历史，闿运多年以後思及此事，仍不禁“太息痛恨”。直到民国初年，胜朝故事不必讳言，闿运乃撰《祺祥故事》，将二后一王篡权的真相公之于众，兼为含冤的“府主”恢复名誉。
祺祥政变，改变了闿运一生的走向。世传他有“帝王术”，非谓他有“帝王思想”，而是说他自诩具备“应帝王”的才能，能作“帝王师”。要实现这个理想，缺了肃顺不行。因为，肃顺倘能顺利“顾命”，自能大力影响穆宗；闿运对肃顺有影响，则亦能间接影响穆宗。肃顺是闿运成为“帝王师”的唯一途径。肃顺被杀，则此路不通，以此，闿运自撰挽联，云：“纵横计不就，空留馀咏满江山”。
“馀咏”二字，谓闿运没当成“帝王师”，终以文豪身份名世。他是近代诗坛“湖湘派”的巨擘（汪辟疆），也是近代文坛惟一“尽雅”的作家（章炳麟语），至于《湘军志》，更是希踪两汉、文质彬彬的大手笔。只是，对闿运来说，这不过是满腹“纵横”之才无处展布，退而求其次，以边脚“馀”料换来的浅斟低唱而已，何足道哉。
印 象
他是一个智力中上身材中下其貌不扬目光锐利的湖南人。他出生，他成长，他做事，他老去，他死了。
有人说他是圣贤，有人说他是魔鬼。更多的人说，不管是圣贤还是魔鬼，我们都要努力学习他的本领。有趣的是，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本领，尤其在晚年，他说自己毫无本领。当然，这么说有自谦的成分，甚至可以说，他过谦近伪。
他一生最恨伪字。于己要诚，对人要敬，是他的信条。然而，很多时候，他都未能说出真实的想法。羽翼他的老大被罢免，他不敢为之辩护，老大死後多年，他才去低调的探望遗属，留下一笔钱。支持他的朋友被杀害，他不敢为之辩护，朋友死後多年，他才在私人谈话中慨叹世间没有真是非。他生活的时代，有至高无上的天子，有蝇营狗苟的万民，他常说，要忠君，要爱民。当天子受到强敌的威胁，他婉拒了勤王的建议；当无辜的国民被绑入刑场，他叹气，他摇首，他将他们送上绞架。
不是因为怕死才违背自己的信条。他不怕死。他对天子发动人身攻击，他义无反顾参与残酷的内战，他有三次自杀的纪录。他发现，个体的力量实在渺小，仅仅不怕死，并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他相信世间有超越生死的道路，他就走在路上。他知道人皆有死，然而，死亡不是一个句号，死亡是一个冒号。
他会说些什么呢，在冒号之後？也许该拣不会的先说，再说他会的。
那么，他不会相法，因为他经常看走眼；他不会军事，因为最出色的将军都不遵从他的定制，自己指挥作战则一败涂地；他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最要好的朋友都跟他翻过脸，有的人最终原谅他，有的人至死责怪他。他一生的事业，就建立在知人与善战的基础上，如果二者都不是他所擅长的事，那么，他会什么？
他会发现他不会的事情。
他曾是十七至十九世纪湖南省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熟悉帝国法律的运行机制，也知道使用道德规范修正法律漏洞的巧妙手段，但他不能测知这个礼法社会的弹性究竟有多大。他是十九世纪中国内战的胜利者代表，深切感受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永恒张力，并亲身参与权力重新分配的制度设计，但是他对鸦片战争以降的中西变局仍然深感迷惑。他是保守主义谢幕演出的领衔主演，终结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追求三不朽的历史，却不能开出一条万世太平的新道路。
没有谁用这些超历史超经验的难题指责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自己为难自己。他不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善会自然形成，他相信个体的道德高标更有实际影响力，于是，他戒晏起，戒烟，戒围棋，戒奢侈，戒好好色，戒妄语佞语，戒官派，戒智力优越感，一直要戒到鸢飞鱼跃活泼泼的名教乐地。他克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教导弟子在中西往来之际以诚待人，不要开痞腔。但是，他失败了。他没能影响身边的国人，也没能砥住外国的侵凌。他的国家，不可遏制的衰败，终至灭亡。他的国民，很多年来仅将他视作一尊褪色的神像，有时侮弄，有时又神经质般的崇拜。他意识到，他真正去做的都是他不会的事情。如作草鞋，边打边像。因此，他的遗言是：不信书，信运气。但这不是作为死亡的冒号之後的话。他死了，冒号之後的发言权，不在他，在所有後他而死的人。
他是曾国藩。
按：这副对联拍价四十万，我看着仍有点怀疑。当然，我不懂书法，瞎猜而已。
二虎率人劫粮，庞青云惊叹：军队的粮都敢抢，胆子真大。按，剧情介绍得明白，青云来自清军，他说的“军队”无疑指清军。只是，抢完粮，午阳送给大嫂一根十字架项链，却说从死人身上搜得。十字架这个物件，定然只有太平军将士佩戴，当日的清军营中是不会有的。那么，疑问来了，到底抢了谁家的军粮？从被抢军队的装束上看，也不能令人释疑。且看：军官穿着清代铠甲，尽管这种铠甲多用于仪仗，在战场上并不常见；士兵则红巾蒙头，极似太平军。或许，电影故意使用如此含混的语言，是为了表达物尽其用、节约成本的拍摄理念？观者不得其解，只好搁下疑问，看看史书是如何写的。
咸丰、同治年间，与清廷为敌的大规模国内武装，东南有太平军，中原有捻军，西北、西南有回民。而在皖北，则有一些起家团练的武装力量，时而帮助清军，时而帮助义军，立场多变，难于定论，被学者称为“无原则的军阀”。其中，以苗沛霖为魁首。按，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他粗识文墨（秀才出身），好强喜事，做了十年教书先生，困穷潦倒，乃在咸丰年间趁着兴办团练保家卫民的风气，拉起一支队伍（史称“苗练”），以寿州为根据地，“抢钱抢粮抢娘们”（大陆版《投名状》末三字改为“抢地盘”），逐渐将势力扩大至整个淮河流域，成为一方豪强。沛霖尝写过一篇《卖宝器赏军论》，自述功绩，云：“起军八载，身经百战，赤手空空，能驱中原十数万强寇，并生擒巨犯首逆百馀名”。此文作于同治初年，文题“卖宝器赏军”，是说他“自毁蓝服（按谓投笔从戎）破产起兵以来，毫无所蓄”，凡攻破“贼巢”，取得财物，皆变卖换钱，充作军饷。只是，实际情形却与他所写的大相径庭。
首先，沛霖在起兵前，“不择手段”谋求个人发展，曾经投入捻军。因在军中不得志，才回乡团练，成为捻军的敌人。而在起兵後，他又有再次连捻抗清的举动；与太平军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曾接受太平军的封赏（自谓太平军对他“封王赏女，百端奉承”），末了，却诱捕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献给钦差大臣胜保，以表忠心。因此，官文（湖广总督）、袁甲三（钦差大臣，负责临淮军务）与曾国藩等清军统帅都称他为“翻覆小人”，建议清廷不要对他“招安”，而应视作叛逆，速行征剿。而胜保、翁同书（安徽巡抚）则不以为然，坚持要将他争取过来，无奈沛霖不给他俩长脸，一次反复，害得翁同书丢了官职，再次反复，则害得胜保丢了性命。
其次，沛霖待势力壮大，即将两淮视为禁地，不仅征收两淮地区的税赋，而且，凡在他的地头，不论官兵贼兵，能攻则攻，能抢就抢，俨然以国中之国自居。其《论》说自己“毫无所蓄”，实在是过度谦虚，不免矫伪。
当然，时丁乱世，以中国之大，绝不止一个“团首”（团练领袖，亦称“练首”），如沛霖这般，官也打得，贼也打得。只因沛霖规模最巨，牵涉最广，才成为“无原则军阀”的代表人物。一开始，这些团首大多抱着保境安民的朴素愿望，冀与乡人“苟存性命于乱世”，再有奢望，亦不过梦想“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而已。然而，局势越来越乱，胜负久未分明，乱焉思逞，“彼可取而代”的豪情不由得涌上心头。于是，群雄逐鹿，暮楚朝秦，杀出一个天崩地坼、日月无光的黑暗世界。于是，电影中二虎所劫，或为官粮，或为“贼”粮，都讲得通。
只要二虎振臂高呼曰“杀”，那么，杀的是谁，抢的是谁，就不成问题。
出现过很多次史学工作者指责文艺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罔顾历史“真实”的闹剧。且不论如假包换的的历史“真实”到底有没有，也不说史学工作者对影视工作者指指点点是否有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更不说这种捞过界行为是不是有红眼病的因素，只说，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其本质终归是电影，终归是电视剧，终归是文艺而非历史。文艺作品有自己的规矩，有自己的“真实”；无征不信，多闻阙疑，并非文艺作品必须遵循的原则。更妙的是，哪怕没有一星半点历史“真实”，若真遇上会编会导会演会剪的最佳拍档，风雲际会，一时之选，他们的作品极有可能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真实。对芸芸观众来说，这种感受是很难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找到的。
只有基于这种“理论认知”，谈一谈与电影《投名状》有关的历史事实，才会有趣，而非“核突”。当然，虽已标出这种“认知”，并不表示鄙人就觉得《投名状》是一部好电影。惟此栏既名“野史正”，则所谈范围，仅限于史实，不涉及文艺评价，敬祈读者鉴之。所谓谈者，漫谈而已。先从主角庞青雲谈起。
电影中，庞青雲字鹿山，所部称“山字营”。众所周知，《投名状》的创作灵感来自晚清“刺马”案，也就是说，庞青雲的原型应是马新贻。按，新贻字穀山，号燕门，山东菏泽人。他家四兄弟，大哥新郁，二哥新沐，新贻行三，小弟新祐，可知，他们这一辈的谱字是“新”字。古人的名、字与号，意义多有联系，譬如，新贻为名，穀山为字，典出《诗•小雅•天保》：“俾尔戬穀”。俾与贻，意思差不多；穀是禄的意思。而新贻号燕门，则典出《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诒与贻通，燕是安的意思。串起来讲，可说，马新贻字穀山，表达了对祖宗父母赐福于己的感恩；号燕门，则表达了羽翼子孙、造福後人的愿望。继往开来，仰侍俯蓄，一门之内，乐也融融。
回头，再分析电影主角的名字。名青雲，无非暗示他追求高官显爵的野心；字鹿山，则应从穀山化出，因为穀有禄义，穀山即是禄山，而禄山谐音则成了鹿山。若编剧给角色取名的思路真如上述，那得赞他一句心思甚巧。只是，青雲与鹿山，词义无关联，不如原型人物的名字来的典雅。至于“山字营”，则不是凭空杜撰。同治二年，马新贻守蒙城，对抗苗沛霖（著名捻军首领），麾下一支部队的番号就称为“山字营”，由练勇组成，归游击徐登善、黄体元统带。
然而，马新贻带的第一支军队，名为“捷勇”。咸丰五年，他任合肥县令，发现县人王二条因诉讼所累，被“行政拘留”，此人“有胆气，谙地势”，在土匪蜂起的时代，算个人才，于是，他特命释放王二条，令他募勇百人，戴罪立功。二条旋即立下战功，赏戴蓝翎；马新贻也因此升任直隶州知州，心情大好，遂将王二条的部队命名为“捷勇”。
在此之前，马新贻作了七年县令，参与了几项准军事行动，皆为整治地方治安，捕捉流氓土匪。再前，则纯是书生，不懂得舞枪弄棒。他六岁开蒙，二十一岁入学，二十六岁中举，明年成进士，以知县即用，签发安徽。自此，官运不错，不过二十年，做到了总督高位。这种经历，与庞青雲出身行伍，终膺疆寄，有本质不同。因为马新贻通过最高级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算是“正途”；庞青雲由武职改文职，即在太平天囯战争期间，也是不常见的事。
曾文正公遗象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消息传到北京，两宫太后、清穆宗“震悼”，宣布“辍朝三日”。随後，或奉上谕，或由督抚奏请，清廷批准在他战斗和工作过的省分“建立专祠”，以志报飨。两江总督驻地在南京，他平生最大功绩则是率兵收复南京，以此，他在南京享受的“哀荣”典礼尤为隆重。在南京兴造的各类纪念性建筑，又以莫愁湖边的曾公阁（图一）最饶雅趣。
曾公阁不是独立建筑，绝无专祠的宏伟，不过在胜棋楼後借了一楹之地，供奉遗容，供游人瞻仰休憩而已。胜棋楼为纪念明代中山王徐达而作，曾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经曾国藩重修，遂成为他晚年与幕府宾客的游宴之地。所谓“裴令公之勋名，暇日常开宾宴；范希文之刚介，荒年不废水嬉”也（陈作霖《可园文存•莫愁湖新建曾公阁记》）。正以此段因缘，设曾公阁于胜棋楼，不嫌其小，能得其雅。可惜，此阁早毁，今人不及见。幸运的是，阁中遗像的精美摹本，今人仍能看到，此即文後所附之《曾文正公遗象》（图二，以下称《遗象》）。
阁中遗像有不少人见过。同治十二年，周家禄（1846—1909）来游，赋诗云：“胜棋楼占好湖山，勋业湘乡伯仲间，亲拜相公忧国象，始知谢傅独萧闲”（《寿恺堂集•莫愁湖》）。光绪二年，奭良（1851—1930）来游，谓所见“壁绘遗象，轻衣缓带，气度萧闲”。正是对遗像的忠实传述。光绪十三年，阁遭水灾，经许振袆（1827—1899）重修，并书“江天小阁坐人豪”横匾。许氏出身曾国藩幕府，时任江宁布政使。匾有注文，云：“此姚惜抱诗以咏中山者，文正平日喜吟讽之，故书于此”（奭良《野棠轩文集•记莫愁湖楼题联》）。按，姚惜抱即姚鼐，是桐城派大师，为曾国藩素所宗仰者。诗，则谓《登永济寺阁寺是中山王旧园》诗，云：“中山王亦起临濠，万马中原返节旄。坊第大功酬上将，江天小阁坐人豪。绮罗昔有岩花见，钟磬今流石殿高。凭槛碧雲飞鸟外，夕阳天压广陵涛。”据说，曾国藩尝手书此诗赠人，并加跋语，云：“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按“惜翁”即指姚鼐（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六）。民国二十年，阁再遭水灾，明年，经南京特别市政府重修。此後，则有日寇入侵之事，阁毁于寇，迄今未恢复。黄裳于南京光复後游莫愁湖，记乱後景致，云：“曾公阁没有了，遗像也不知何处去，只有一张照片还挂在胜棋楼中。穿了大布袍子，长髯垂拂，大有仙风道骨之意”。
七十馀年间，诸人记述如此，从形式、风格而论，《遗象》与曾公阁中所悬遗像如出一手。但是，《遗象》与阁中所悬者是否就是同一件作品呢？
《遗象》由吴雲题签，署期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按，吴雲（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浙江归安人。他以擅书画、富收藏，著名後世。然在当时，他曾参与筹建中外会防局、迎淮军入上海及苏松减赋诸事，谋事深，用力勤，极得李鸿章、郭嵩焘诸人的尊敬，他的生平绝不仅是美术家和收藏家可以概括定论的（俞樾《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图上有杜文澜、孙振翮与陆恢的题诗，又有王屺的跋文。根据这几首诗文，再征考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将《遗象》的故事讲清楚。杜文澜（1815—1881）是曾国藩的幕客和僚属，诗云“我幸从公十二年”，即指这段经历。孙振翮曾任晚清小吏，生平不详，其诗末句云：“君抱师门知己感，遗容摹写不胜悲”；按，吴雲虽与曾国藩相识，但谈不上“师门知己”的关系。故孙氏谓此图系杜文澜倩人绘成。然读陆、王题跋，似又不然。
《遗象》有陆恢（1851－1920）题诗，第二首云：“冷落双枫馆，终年积想劳。摹成新粉本，犹是旧风标。图岂凌烟写，魂凭宋玉招。瓣香私淑意，颊上补三豪”；自注云：“文正遗像向在平斋吴太守家，不知何时散落人间”。按，“平斋吴太守”即吴雲；吴氏苏州居所有听枫仙馆，陆诗所谓“双枫馆”，殆即指此；云“摹成新粉本”，似谓此图为吴雲据曾公阁中遗像仿作者。盖“粉本”者，依王绂《书画见习录》“摹拓前人笔迹以成粉本”之义，可知即为摹本。也就是说，阁中供奉遗像与吴家私藏《遗象》是二非一，尽管形式、风格一模一样。陆恢弟子王屺（字念慈）的跋文则谓：“曾文正公遗像，昔年在莫愁湖见之，沈雄英毅，游人无不瞻仰。此帧系退廔老人旧藏，未知是何名手所制？威仪棣棣，神采生动”。若然，更说明了《遗象》为摹本。又，薛时雨于光绪八年撰《莫愁湖志序》，谓：“（胜棋）楼成之明年，肖公（谓曾国藩）象其中，春秋祈赛”；按，曾国藩重修胜棋楼在同治十年，“明年”为同治十一年，也是曾国藩的卒年，其时，阁中已供奉遗像。而吴雲题签时间为同治十二年。如此，幾可确定吴氏所藏《遗象》是对曾公阁中遗像的摹本。亦正因为是摹本，用诸家诗文述及阁像之文字来覆按《遗象》，我们觉得图画与文字完全对应。
还有一个证据，则是图画对图画的证据。光绪十七年《莫愁湖志》有一幅段镜江对遗像的摹本（图三），与《遗象》比较，神态、姿势完全相同。有趣的是，段本中曾国藩以左手“捻髯”，在《遗象》中则为右手。二者互为“镜像”。此外，至少有三个版本与阁中遗像有关系。光绪七年，刘寿曾为友人所藏曾国藩手迹题诗，云：“装池袭锦绨，册端摹画像：鬚眉何秀伟，野服御巾氅”（《传雅堂诗集•题陈蓉斋先生藏曾文正公墨迹》）；按，据“鬚眉”、“野服”的特征，说不定册页中的画像也是阁中遗像的摹本。光绪六年，南京人潘某嫌纸本不易保存（“惧缣素之易尽”），摹图上石（“摹镌贞珉”），此为石刻版（罗震亨《曾文正公石象赞》）。三山二水吟客撰《添修莫愁湖志》（光绪十五年刊）中有曾国藩像一张，附文云：“郡人绘公立像，寓盖世独立意。今改坐像，添入湖《志》”；此为坐姿版。
《遗象》的递藏情况，据图上钤印，可作大略说明。最初，这是吴雲的私藏。约在清末，从吴家散出，转为金吴澜收藏（图右下侧有“金吴澜珍藏”印）；按，金吴澜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小字辈，历任昆山、武进知县。此後，又入赵雲舫之手（图右下侧有“雲舫珍藏”印）；按，赵云舫(187l—1950)，号瀛庐，苏州人，尝任上海书画研究会驻会务总董。再後，便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九年後，又有文化大革命，对于这幅画来说，都是厄难。
虽是摹本，然原本已“不知何处去”，即使“照片”也恐难得再见，则摹本也变得可贵起来。不说什么海内孤本的套话，此图若在战争与动乱年代中沦亡，究是一件憾事。可喜的是，不论如何辗转，此图终能逃过劫数，复见天壤间。二〇〇五年秋，上海，在一个拍卖会上，《曾文正公遗象》被何人以二万七千五百元人民币购得。
附注：
1 图一，曾公阁，据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华书局，2006年）复制。
2 图二，曾文正公遗象，据拍卖图录复制。
3 图三，曾国藩立像，据《莫愁湖志》（光绪辛卯重锓）复制。
4 薛时雨《莫愁湖志序》、罗震亨《曾文正公石象赞》及三山二水吟客《添修莫愁湖志》，转引自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5 文中关于“粉本”的解释，参考了裴光辉 格古日记。
读集中《鸦片战争前後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读吴敏树〈柈湖文集〉中的经济史料》一文，发现文字标点多误，略为改正。
第280页注1。按注引《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三》文，今据《四库丛刊》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校改。
日益华聚 华应作萃
闲田剿土 剿应作隟
民田多税徭重 多税二字应互乙。
不能增修 增应作复。
第281页。
而杂粮则资人力，以补地利之穷 此句毋庸逗
第282页。按此系引用吴敏树《巴陵土产说》，据续四库影印思贤讲舍本校改。
且以张彩饰棺柱 棺应作馆
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
应作：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
童桥、孙坞 应作孙坞、童桥。
桦机碾石之事 桦应作撶
而布归“横塘”新墙 “横塘”衍
初产棉号山花，其绒， 绒字後漏鬆字
第283页。
苏花至千钱，斤十二， 应作苏花至千钱斤十二
注1：“《柈湖文集》卷二十”。按《柈湖文集》有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刊本，为十二卷，无卷二十。此叶引用《巴陵土产说》，在思贤本卷二。下页引用《屠禹甸夫妻八十寿序》，注云《文集》卷八；查思贤本，亦在卷八。窃谓“卷二十”或衍“十”字。
第286页。
人争共市 共应作与
第288页。
岁有三分之一 一应作入
上周日，全天停电。本拟蒙头睡至黄昏再起床。中午，接了个电话，叫我出去吃饭。先拒绝，过了半小时，睡意找不见了，无奈，起床赴约。吃饭聊天至午後三点，三人一道步行回小区。途中有一桥，距水面不足二十米，甚可能只有十米多一点。我走最前面，所历苦不可言。桥两侧为人行道，极窄，并行二人即有摩肩失踵之虞。桥有拦，极矮，差及于脐，毋庸藉手即可翻越。走在人行道上，左手边汽车呼啸而过，失足遽应殒命，右手边河水浑浊可厌，倾跌即已湿身。危矣险哉。同行的朋友似乎没有危机感，他们侃侃而谈，不时还让我插话。于是，我硬着头皮，谨言慎行。好不容易过了桥，赶紧去路边小店买烟，抽上一支，镇定心神。顷读网友蹦极游记，在南非从二百米高处跃下，一次不过瘾，竟再跳了一次，且为女子。与较，鄙人真是愧为须眉。恐高症者可怜如此。
昨夜西风凋碧树，秋意已具。床上仍铺竹席，睡来冷透胸背。内子出差，鄙人懒惯，无人为换床单，遂仅施薄被，拟勉强糊弄一夜。谁知天道有常，自欺欺人者终必自尝苦果。五点睡下，至九点，左足大拇指如受电击，紧接着，左边小腿抽筋，剧痛难忍。徒自在床上呼天不应，乃尽力调整体位，以左足抵住床头，忍痛以右足加于左膝，强行压平左腿，坚持了十几秒，疼痛稍减。再过几分钟，赶紧下床找出床单，撤换竹席。继续睡觉。虽暖和不少，但不时觉得小腿肌肉紧张有再次抽筋的危险，乃调整姿势，按摩肌肉，如此反复不已，直到十一时许，方能再次入睡。刚开始做梦，旋接电话一通，谈盗版事，耗时十几分钟。于是，半梦半醒状态维持了一两个小时，才又睡踏实。一觉醒来，已是黄昏。原定午后一时起床，已成虚愿。误事甚多，懒人可恨。
可怜者有可恨处，可恨者有可怜处。嗟夫。抄一段卫生常识与同患者共勉。
抽筋的学名叫肌肉痉挛，是一种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发生在小腿和脚趾的肌肉痉挛最常见，发作时疼痛难忍，尤其是半夜抽筋时往往把人痛醒，有好长时间不能止痛，且影响睡眠。引起腿脚抽筋的常见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①外界环境的寒冷刺激，如冬季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被外。
②疲劳、睡眠、休息不足或休息过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均可引起肌肉痉挛。如走路或运动时间过长，使下肢过度疲劳或休息睡眠不足，都可使乳酸堆积；睡眠休息过多过长，血液循环减慢，使二氧化碳堆积等。
③老年妇女雌激素下降，骨质疏松，都会使血钙水平过低，肌肉应激性增加，而常发生痉挛。
④睡眠姿势不好，如长时间仰卧，使被子压在脚面，或长时间俯卧，使脚面抵在床铺上，迫使小腿某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状态，引起肌肉“被动挛缩”。
小腿抽筋发作时该怎么办呢?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下列不同的对策，可以很快解除痉挛而止痛。当发生抽筋时，只要据“反其道而行之”，即朝其作用力相反的方向扳脚趾并坚持l～2分钟以上，即可收效。具体来说，如果是小腿后面的肌肉抽筋，可一方面扳脚使脚板翘起，一方面尽量伸直膝关节；当小腿前面的肌肉抽筋时，可压住脚板并用力扳屈脚趾。
何谓“近代”
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国八年（1919），为中国近代史；自民国八年至三十八年（1949），为中国现代史。这是大陆历史教科书沿用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分期。然而，如此分期，问题不少。仅从字面上就看的出来，清代和民国被混在一起，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间又被人为截成两段。清代是君主专制，民国是立宪民主，二者之国体与政体截然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是近代史分期的疑问。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固然意义很大，但是以此将民国史分割开来，却似夸大了运动的效用；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显著变化而言，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更适合视作划分时代的标志性事件。非要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分成两段的话，以南京政府成立作为界标，肯定比“五四运动”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是现代史分期的疑问。
分期有问题，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问题。如果说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仅取分科而学之义——那么，严格按照约定俗成的近代与现代分期进行分科，势必造成在教材编撰、讲授方式、研究程度诸方面都极不均衡的两科。对于研习近代史的学者来说，面对的历史阶段跨越两种政治制度，各有渊源，不相统属；而其间的人与事，却又纠葛缠夹，并无截然的界限可言。于是，学者既应审明自明代以降各项制度的嬗变（清承明制），又要谙熟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理路（民国政治设计的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而对跨越时代难言新旧的各界重要人物的交游行事更应了如指掌，此後才有可能著手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所须资质如此，则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研究近代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五十馀年来，近代史研究著作尽管汗牛充栋，但是，文质彬彬的佳作仍如麟凤，难得一见。再看现代史的研究，时限既短（不过三十年），制度与事实俱有确定的范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的朝野两党的争斗），显然，研究难度比近代史小得多。然而，因为史料获得的艰难（档案等材料分存大陆、台湾两处，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查检限制）与政治势力的干扰，惬心贵当的现代史研究著作也是百不一见。
当然，这不仅是分期不当造成的问题。但是，分期不当确实是造成困局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困，约自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史学界内部渐渐采用另外一种分期方法，那就是“断代”。自1840至1912年，为晚清史；自1912至1949年，为民国史（民国政府迁居台湾以後的历史，可以“南明史”之类的成案例之，视为地方割据政权）。于是，研究晚清的学者可以专心观测帝国末期的风雲变幻，研究民国的学者则致力于追寻现代中国的艰难行路。初初一看，晚清与现代两个领域，井水不犯河水，各有所事，各有所安。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事实，其发展脉络和形势演变并不因人为划分的时段而略有更变。欲解释和分析帝国的解体，不可能不深入研究民国的肇造；而欲研究北洋政府及民国军阀，亦务必对清代“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以来的纷纭人事获致精审的认知。拘守一隅的学者，依然无法在两个历史语境中自如的行走。于是，晚清与现代的划分，仍然无法解除历史研究的困局。
或鉴及此，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将曾经是主流定义的近代与现代两个时段一气贯穿，不再对1840—1949的百馀年历史作任何分期，而统名为“中国近代史”。这是历史研究前进的一小步，然而，也仅仅是一小步。正名，并不意味必然就能把话给说顺了。清代与民国之间既是天然隔断又有隐密联系的事实，仍然制约着学者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个不能快速准确对文言进行断句标点并能分析言外之意的学者，一个不能对清代典章文物制度如数家珍的学者，一个不能对帝国晚期的民众生活与社会习尚具有亲切印象的学者，是无法真确理解民国史的。一个未曾深研世界近代史特别是英、日等国近代史的学者，一个不能详析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派系的学者，则无法真确理解晚清史。欲准确叙述将晚清、民国冶作一炉的“中国近代通史”，倘未解决以上所说的基本能力问题，则撰述是否能“通”，大有疑问。
不过，这是专业领域的困境。作为读者，作为爱好历史的读者，对此略有所知足矣，不必为此忧心忡忡。即算通史未能尽通，即算秘史犹待解密，也决不妨碍我们通过阅读而享受求知求真的愉悦。
晚清的真相
在研究领域因如何分期造成的困惑，并未出现在出版领域。各种近代史料丛刊都不会严格区分晚清与民国的时限，而是杂然并呈，由读者根据个人兴趣从中选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经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十四册《近代稗海》，就是众多丛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书《编辑凡例》写道：“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根本不提历史分期问题，似乎早已预见近、现二代将合而为一统称“中国近代史”。今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其编辑原则也是一样，《出版说明》写道：“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他，如岳麓书社“近世文史资料”，晚清、民国所占比重几乎相当；上海书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虽以“民国”为题，实际上，所收资料有不少涉及晚清；又如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虽亦以“民国”为题，所收资料反倒大半与晚清有关——捎带说一句，这套丛书的编辑质量不是一般的差，错讹之处，触目皆是，不管用以阅读还是研究，都不合适。
略经统计，可知中华版“丛刊”已出书目中，述晚清史事者计12册，述民国者计18册，兼述清、民者计7册。以下，谨就所知，或以史料的重要性，或以趣味性，对“丛刊”已出书目略加评述。
与晚清有关者。许指严撰《十叶野闻》，所述有早至清代开国时的野史，远非“近代”所能范围；书中与晚清有关的野史、秘闻，文字生动，措语大胆，读来趣味不小，但是，失实乃至臆造的地方也很不少。严格说来，此书未经辩证，不附校注，并不适合作为史料收入丛书。“丛刊”另收有同一作者的《复辟半月记》，也是“难免失实”，然编者对书中收录的公文电报，“凡找到出处者，均据原文校对并指出异同”。相较而言，後者作为史料的有效性即大于《野闻》。
书名有个“野”字的，还有一本《清代野记》（张祖翼撰），叙事严谨，几乎每则笔记都注明了消息來源，可信度（或云可验证度）非《野闻》可比。如，叙彭玉麟传纸条给曾国藩，上书：“江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劝国藩称兵自立。国藩一见大惊，立即将纸条撕碎咽下，连呼：“不成话！不成话！”听上去，这像一段评书，不好说是史实，但作者说此事闻诸某人，某人又闻诸倪人垲，而倪氏则是国藩的巡捕官，当时亲睹此事者。于是，读者不论要证实还是证伪此事，都可据其提供的人物线索进行深入考察。
同样记录传闻且可信度高的，还有陈灨一撰《睇向斋秘录》。作者的伯祖，是参与了晚清“惊天”大事件的陈孚恩——如，在道光朝权臣穆彰阿授意下，威逼政敌王鼎（大学士，以自杀作为“尸谏”）的儿子，不许他向皇帝呈递不利于穆彰阿的遗摺；又如，在咸丰朝权臣肃顺的指挥下，与西太后、恭亲王、醇亲王诸人进行争夺政权的交锋。因此，要谈晚清政坛的密辛，陈灨一堪称家学渊源。他并创办了《青鹤》杂志，专门刊载稀见的佚文逸事，又请一些“高干子弟”和名人後代——如大学士祁寯藻、巡抚吴大澂、文廷式及王闿运的後人——提供家藏史料。“丛刊”所收《〈青鹤〉笔记九种》，即取材于此。
此外，“丛刊”中《滇輏日记》、《国闻备乘》、《梦蕉亭杂记》、《陶庐老人随年录》、《东游纪程》诸书，作者或为亲历枢要的高官（如花沙纳、陈夔龙），或为熟悉掌故、博闻多见的士大夫（如胡思敬、王树枏），所载多为信史，足补正史之阙，是後人借以了解近代史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但是，身亲其事并笔之于书者，也有不实不尽甚至故意作伪的，如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其书有关义和团战争时期的记录，已被当代学者指出不少的谬误，而在此期间他个人的言行与立场，更是粉饰多于实录。譬如，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是“主剿”还是“主抚”，他对外国的态度是“主战”还是“主和”，以及他到底是“帝党”还是“后党”，是“清流”还是“浊流”？在书中，他愿意承认的都是前者。但是，参以时人的记载以及他自己的日记（《澄斋日记》，业已整理出版），读者却发现，他是支持义和团“灭洋”的，他是反对袁世凯“剿匪”的，他是明着说清德宗好话暗里为西太后遮掩劣迹的，也是投身权贵为虎作伥陷害亢直敢言的“清流”的。回忆录不一定就是实录，这是读史料笔记最需警惕的地方。
“丛刊”关于晚清史料的书中，最精彩的当是徐一士的《类稿》和《谭荟》，其书记事翔实，文笔修洁，组织严密，审断精核，不仅是单纯的史实撮述，更是独成一体的历史著作。瞿宣颖（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是近代学养深粹的学者），对其书赞叹不已，说足以“救济（传统）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可视为“掌故之学”即将兴起的标志。然而，“掌故之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科目。可以说，一士的著作既是先声，也是绝响。
民国的线索
不过，“丛刊”民国部分有一本书，可以勉强当作“掌故之学”的“馀响”，此即沃邱仲子撰《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作者真名费行简，是晚清文豪王闿运的弟子，直至1950年代仍在世，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其书历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及地方重要官署的机构设置与人事逸闻，叙事简要，涉笔成趣。如总统府中的高等顾问、庶务长及秘书长，看上去不过是“总统之内幕私吏”，其实，“名心重者任高等顾问”，因与各省军阀及在野名流常通声气，故一有机会则能出任督军、省长；“利心重者任庶务”，因其人兼管京师税务，极有机会进入油水丰厚的财政部；至于“名利双收”，则非秘书长不可，因为他对内是总统的心腹，参与机要，对外是总统的代表，接洽多方，一旦换岗，必定成为“阔部总长”。又如内务部卫生司，论“财运”，虽无法与同部土木司（负责首都基建）相比，但因负责审批首都地方医疗机构的经费，于是，一遇发生疫情，则“司中人忙碌异常，而皆欣欣有喜色”也。出了疫情，竟有“喜色”，所“喜”何事？以今例古，不难觅得答案矣。又如财政部，作者点评，云：“自入民国，人才消乏已达极点，独理财家辈出”；其实，不论国富国贫，倘若缺乏监督，则皆是“理财家辈出”的时代，作者于此，稍嫌未达一间。又如交通部，“其实即粤系也”；海军部，“易名即福建会馆，盖闽人之私产也”。 这是揭示官场以乡谊相联结的情况。而如陆军部，“非学堂出身者不能滥竽”，有传统士大夫“重科第”的遗风；司法部则“为留日学生盘踞地”。这是揭示官场以学谊相联结的情况。乡谊与学谊，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即在当代，又何尝不是？北洋如此，不足怪也。诸如此类正中肯綮的析述，此书在在多有。读罢，于增长见闻之外，相信读者必能对民初乃至中国政治获得在一般通史性著述中难以感受到的亲切印象。
民国史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即军阀，“丛刊”所收有关军阀的书，数量不少。述及军阀派系的渊源，则以张一麐撰《直皖秘史》及段祺瑞、吴佩孚、李烈钧三人的年谱、传记最为重要。民国军阀大略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北洋系创始于李鸿章，成功于袁世凯，入民国，又分为直系与皖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领，系中要人全是安徽人；直系老大是冯国璋，人员地域组成不如皖系纯粹，如吴佩孚是山东人，冯玉祥是安徽人。非北洋系的谱系，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以地域论，一以出身论。论地域，则有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湘军唐生智、桂系李宗仁、川军刘湘、粤系陈炯明等。论出身，则自清末各地驻军脱颖而出的算一拨，不论本为将帅，还是兵卒，甚至先做马贼、土匪後被招安的，都是同一出身，其佼佼者有张作霖、龙济光（粤）。出身于各省新军的是一拨，拨内又分两派，一系本为新军将帅者，如阎锡山、唐继尧（滇），大部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一系原为新军下级军官者，如何键（湘）、白崇禧（桂），大部分是国内各地武备学堂、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再有一拨，则出身于孙文麾下的广州军政府及黄埔军官学校，其著者为陈炯明与蒋中正。然而，不管说起谱系来如何有条理，一旦打起战来，军阀们合纵连横，朝秦暮楚，旁人乃至局中人想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几乎不可能。正因为说不明白，所以“丛刊”中叙述军阀战事的著述特别多，如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如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如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及《乙丑军阀变乱纪实》，如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皆是有志于“治乱丝”者，然窃谓这些著述皆不免于一面之词、一偏之见的评价，终是“治丝而棼”。欲求鸟瞰军阀混战的乱象，厘清派系分合的脉络，读者仍应取阅後世学者的专门著作。
还有一个题目，则是“政党”。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谢彬《民国政党史》、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诸书，即为此而作。如述军阀一样，民国政党之间的派系与争斗，读者仅看当时人的史料笔记是得不出清晰印象的，仍应借鉴後世的专家著作。
勘误举例
对照四川人民版《近代稗海》与中华版“丛刊”的编目，我们发现，後者几乎就是前者的再版。有趣的是，在中华版《出版说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近代稗海》，也没提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仅说这是1950年代“中华书局规划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两套书之间是什么关系，内情如何，读者不知其详。当然，作为读者，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出版界的“派系离合”与“明争暗斗”。读者只须就书论书。书写得好，我们赞扬作者；编得好，我们感谢编者。反是，则予以批评。以下，以《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的编校错误为例，致以我的批评。
《整理说明》：“本书编者沃邱仲子即费行简，其生平情况不详”。按，编刊于2007年的书，似不应再说“不详”。至少，在最常用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3年初版，2001年续编，2004年增订），即有费氏的词条，注明了他的生卒和简历。编者不查此书，遽下定论，实在是不妥。
书中字句错谬不少，略举数例。第21页，“公债司事务极清简，私人极丰厚，人称之为福地焉”；按“私人”如何“丰厚”？当为“私入”之误。第22页，“而遂臭者仍趋之若恐不及”；按“遂臭”不词，显系“逐臭”之误。第35页，“匪[非]特政府”；按匪、非二字通用，是古书常例，如“我心匪石”即是“我心非石”，编者必欲改“匪”为“非”，不知何意。若谓一体改为标准中文，则第34页“或赀其不免私情”，怎么不将“赀”字改为“訾”字？这两个字虽是通假字，但当用作责怪之义，还是“訾”字更常见。第41页，“借款筑路，倒有回扣，以路押款，则回扣尤丰”，按“倒”应作“例”。第64页，“事叔不属”；按“事叔”是何等辈份？当是“事权”之讹。同页，“乘此空间之摩托车”；“空间”应作“空闲”。第70页，“故至今皆随意酬劳，不取定价、婪取也”；按“不取”应作“不敢”。
书中注释不多，也有错误。如第85页注①：“王闿运……任清史馆馆长”；按，清史馆是一个短命机构，从未有一个姓王的馆长。闿运就职的是国史馆，即记载中华民国历史的馆，与清史无关。
书中文字出错的原因，窃谓是扫描《近代稗海》後使用汉字识别软件进行排印，编辑不能细心勘校所致。因为《稗海》所收同名书并未在同一地方出错。若编者据民国刊本进行排印，则有些荒唐的错误绝不会出现，譬如，民国印书，“事权”两字定作“事權”，或有可能将“權”字排成“槿”、“灌”、“巏”等字，但绝不会排成“叔”字。因此，书中出现的错误更印证了这套丛书照搬《近代稗海》的猜测。
当然，即算照搬《近代稗海》，中华书局再版这套丛书，仍然是一件好事。《稗海》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读者购读不便，得以“丛刊”替代，究系有福。惟祝“丛刊”畅销，得在再版时更正各书的错谬，则爱好历史的读者是真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