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Condemned。滥片。也就这句台词有意思，不愧是英国人。

何谓“近代”
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国八年（1919），为中国近代史；自民国八年至三十八年（1949），为中国现代史。这是大陆历史教科书沿用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分期。然而，如此分期，问题不少。仅从字面上就看的出来，清代和民国被混在一起，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间又被人为截成两段。清代是君主专制，民国是立宪民主，二者之国体与政体截然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是近代史分期的疑问。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固然意义很大，但是以此将民国史分割开来，却似夸大了运动的效用；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显著变化而言，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更适合视作划分时代的标志性事件。非要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分成两段的话，以南京政府成立作为界标，肯定比“五四运动”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是现代史分期的疑问。
分期有问题，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问题。如果说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仅取分科而学之义——那么，严格按照约定俗成的近代与现代分期进行分科，势必造成在教材编撰、讲授方式、研究程度诸方面都极不均衡的两科。对于研习近代史的学者来说，面对的历史阶段跨越两种政治制度，各有渊源，不相统属；而其间的人与事，却又纠葛缠夹，并无截然的界限可言。于是，学者既应审明自明代以降各项制度的嬗变（清承明制），又要谙熟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理路（民国政治设计的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而对跨越时代难言新旧的各界重要人物的交游行事更应了如指掌，此後才有可能著手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所须资质如此，则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研究近代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五十馀年来，近代史研究著作尽管汗牛充栋，但是，文质彬彬的佳作仍如麟凤，难得一见。再看现代史的研究，时限既短（不过三十年），制度与事实俱有确定的范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的朝野两党的争斗），显然，研究难度比近代史小得多。然而，因为史料获得的艰难（档案等材料分存大陆、台湾两处，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查检限制）与政治势力的干扰，惬心贵当的现代史研究著作也是百不一见。
当然，这不仅是分期不当造成的问题。但是，分期不当确实是造成困局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困，约自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史学界内部渐渐采用另外一种分期方法，那就是“断代”。自1840至1912年，为晚清史；自1912至1949年，为民国史（民国政府迁居台湾以後的历史，可以“南明史”之类的成案例之，视为地方割据政权）。于是，研究晚清的学者可以专心观测帝国末期的风雲变幻，研究民国的学者则致力于追寻现代中国的艰难行路。初初一看，晚清与现代两个领域，井水不犯河水，各有所事，各有所安。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事实，其发展脉络和形势演变并不因人为划分的时段而略有更变。欲解释和分析帝国的解体，不可能不深入研究民国的肇造；而欲研究北洋政府及民国军阀，亦务必对清代“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以来的纷纭人事获致精审的认知。拘守一隅的学者，依然无法在两个历史语境中自如的行走。于是，晚清与现代的划分，仍然无法解除历史研究的困局。
或鉴及此，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将曾经是主流定义的近代与现代两个时段一气贯穿，不再对1840—1949的百馀年历史作任何分期，而统名为“中国近代史”。这是历史研究前进的一小步，然而，也仅仅是一小步。正名，并不意味必然就能把话给说顺了。清代与民国之间既是天然隔断又有隐密联系的事实，仍然制约着学者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个不能快速准确对文言进行断句标点并能分析言外之意的学者，一个不能对清代典章文物制度如数家珍的学者，一个不能对帝国晚期的民众生活与社会习尚具有亲切印象的学者，是无法真确理解民国史的。一个未曾深研世界近代史特别是英、日等国近代史的学者，一个不能详析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派系的学者，则无法真确理解晚清史。欲准确叙述将晚清、民国冶作一炉的“中国近代通史”，倘未解决以上所说的基本能力问题，则撰述是否能“通”，大有疑问。
不过，这是专业领域的困境。作为读者，作为爱好历史的读者，对此略有所知足矣，不必为此忧心忡忡。即算通史未能尽通，即算秘史犹待解密，也决不妨碍我们通过阅读而享受求知求真的愉悦。

晚清的真相
在研究领域因如何分期造成的困惑，并未出现在出版领域。各种近代史料丛刊都不会严格区分晚清与民国的时限，而是杂然并呈，由读者根据个人兴趣从中选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经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十四册《近代稗海》，就是众多丛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书《编辑凡例》写道：“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根本不提历史分期问题，似乎早已预见近、现二代将合而为一统称“中国近代史”。今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其编辑原则也是一样，《出版说明》写道：“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他，如岳麓书社“近世文史资料”，晚清、民国所占比重几乎相当；上海书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虽以“民国”为题，实际上，所收资料有不少涉及晚清；又如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虽亦以“民国”为题，所收资料反倒大半与晚清有关——捎带说一句，这套丛书的编辑质量不是一般的差，错讹之处，触目皆是，不管用以阅读还是研究，都不合适。
略经统计，可知中华版“丛刊”已出书目中，述晚清史事者计12册，述民国者计18册，兼述清、民者计7册。以下，谨就所知，或以史料的重要性，或以趣味性，对“丛刊”已出书目略加评述。
与晚清有关者。许指严撰《十叶野闻》，所述有早至清代开国时的野史，远非“近代”所能范围；书中与晚清有关的野史、秘闻，文字生动，措语大胆，读来趣味不小，但是，失实乃至臆造的地方也很不少。严格说来，此书未经辩证，不附校注，并不适合作为史料收入丛书。“丛刊”另收有同一作者的《复辟半月记》，也是“难免失实”，然编者对书中收录的公文电报，“凡找到出处者，均据原文校对并指出异同”。相较而言，後者作为史料的有效性即大于《野闻》。
书名有个“野”字的，还有一本《清代野记》（张祖翼撰），叙事严谨，几乎每则笔记都注明了消息來源，可信度（或云可验证度）非《野闻》可比。如，叙彭玉麟传纸条给曾国藩，上书：“江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劝国藩称兵自立。国藩一见大惊，立即将纸条撕碎咽下，连呼：“不成话！不成话！”听上去，这像一段评书，不好说是史实，但作者说此事闻诸某人，某人又闻诸倪人垲，而倪氏则是国藩的巡捕官，当时亲睹此事者。于是，读者不论要证实还是证伪此事，都可据其提供的人物线索进行深入考察。
同样记录传闻且可信度高的，还有陈灨一撰《睇向斋秘录》。作者的伯祖，是参与了晚清“惊天”大事件的陈孚恩——如，在道光朝权臣穆彰阿授意下，威逼政敌王鼎（大学士，以自杀作为“尸谏”）的儿子，不许他向皇帝呈递不利于穆彰阿的遗摺；又如，在咸丰朝权臣肃顺的指挥下，与西太后、恭亲王、醇亲王诸人进行争夺政权的交锋。因此，要谈晚清政坛的密辛，陈灨一堪称家学渊源。他并创办了《青鹤》杂志，专门刊载稀见的佚文逸事，又请一些“高干子弟”和名人後代——如大学士祁寯藻、巡抚吴大澂、文廷式及王闿运的後人——提供家藏史料。“丛刊”所收《〈青鹤〉笔记九种》，即取材于此。
此外，“丛刊”中《滇輏日记》、《国闻备乘》、《梦蕉亭杂记》、《陶庐老人随年录》、《东游纪程》诸书，作者或为亲历枢要的高官（如花沙纳、陈夔龙），或为熟悉掌故、博闻多见的士大夫（如胡思敬、王树枏），所载多为信史，足补正史之阙，是後人借以了解近代史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但是，身亲其事并笔之于书者，也有不实不尽甚至故意作伪的，如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其书有关义和团战争时期的记录，已被当代学者指出不少的谬误，而在此期间他个人的言行与立场，更是粉饰多于实录。譬如，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是“主剿”还是“主抚”，他对外国的态度是“主战”还是“主和”，以及他到底是“帝党”还是“后党”，是“清流”还是“浊流”？在书中，他愿意承认的都是前者。但是，参以时人的记载以及他自己的日记（《澄斋日记》，业已整理出版），读者却发现，他是支持义和团“灭洋”的，他是反对袁世凯“剿匪”的，他是明着说清德宗好话暗里为西太后遮掩劣迹的，也是投身权贵为虎作伥陷害亢直敢言的“清流”的。回忆录不一定就是实录，这是读史料笔记最需警惕的地方。
“丛刊”关于晚清史料的书中，最精彩的当是徐一士的《类稿》和《谭荟》，其书记事翔实，文笔修洁，组织严密，审断精核，不仅是单纯的史实撮述，更是独成一体的历史著作。瞿宣颖（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是近代学养深粹的学者），对其书赞叹不已，说足以“救济（传统）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可视为“掌故之学”即将兴起的标志。然而，“掌故之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科目。可以说，一士的著作既是先声，也是绝响。

民国的线索
不过，“丛刊”民国部分有一本书，可以勉强当作“掌故之学”的“馀响”，此即沃邱仲子撰《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作者真名费行简，是晚清文豪王闿运的弟子，直至1950年代仍在世，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其书历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及地方重要官署的机构设置与人事逸闻，叙事简要，涉笔成趣。如总统府中的高等顾问、庶务长及秘书长，看上去不过是“总统之内幕私吏”，其实，“名心重者任高等顾问”，因与各省军阀及在野名流常通声气，故一有机会则能出任督军、省长；“利心重者任庶务”，因其人兼管京师税务，极有机会进入油水丰厚的财政部；至于“名利双收”，则非秘书长不可，因为他对内是总统的心腹，参与机要，对外是总统的代表，接洽多方，一旦换岗，必定成为“阔部总长”。又如内务部卫生司，论“财运”，虽无法与同部土木司（负责首都基建）相比，但因负责审批首都地方医疗机构的经费，于是，一遇发生疫情，则“司中人忙碌异常，而皆欣欣有喜色”也。出了疫情，竟有“喜色”，所“喜”何事？以今例古，不难觅得答案矣。又如财政部，作者点评，云：“自入民国，人才消乏已达极点，独理财家辈出”；其实，不论国富国贫，倘若缺乏监督，则皆是“理财家辈出”的时代，作者于此，稍嫌未达一间。又如交通部，“其实即粤系也”；海军部，“易名即福建会馆，盖闽人之私产也”。 这是揭示官场以乡谊相联结的情况。而如陆军部，“非学堂出身者不能滥竽”，有传统士大夫“重科第”的遗风；司法部则“为留日学生盘踞地”。这是揭示官场以学谊相联结的情况。乡谊与学谊，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即在当代，又何尝不是？北洋如此，不足怪也。诸如此类正中肯綮的析述，此书在在多有。读罢，于增长见闻之外，相信读者必能对民初乃至中国政治获得在一般通史性著述中难以感受到的亲切印象。
民国史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即军阀，“丛刊”所收有关军阀的书，数量不少。述及军阀派系的渊源，则以张一麐撰《直皖秘史》及段祺瑞、吴佩孚、李烈钧三人的年谱、传记最为重要。民国军阀大略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北洋系创始于李鸿章，成功于袁世凯，入民国，又分为直系与皖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领，系中要人全是安徽人；直系老大是冯国璋，人员地域组成不如皖系纯粹，如吴佩孚是山东人，冯玉祥是安徽人。非北洋系的谱系，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以地域论，一以出身论。论地域，则有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湘军唐生智、桂系李宗仁、川军刘湘、粤系陈炯明等。论出身，则自清末各地驻军脱颖而出的算一拨，不论本为将帅，还是兵卒，甚至先做马贼、土匪後被招安的，都是同一出身，其佼佼者有张作霖、龙济光（粤）。出身于各省新军的是一拨，拨内又分两派，一系本为新军将帅者，如阎锡山、唐继尧（滇），大部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一系原为新军下级军官者，如何键（湘）、白崇禧（桂），大部分是国内各地武备学堂、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再有一拨，则出身于孙文麾下的广州军政府及黄埔军官学校，其著者为陈炯明与蒋中正。然而，不管说起谱系来如何有条理，一旦打起战来，军阀们合纵连横，朝秦暮楚，旁人乃至局中人想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几乎不可能。正因为说不明白，所以“丛刊”中叙述军阀战事的著述特别多，如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如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如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及《乙丑军阀变乱纪实》，如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皆是有志于“治乱丝”者，然窃谓这些著述皆不免于一面之词、一偏之见的评价，终是“治丝而棼”。欲求鸟瞰军阀混战的乱象，厘清派系分合的脉络，读者仍应取阅後世学者的专门著作。
还有一个题目，则是“政党”。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谢彬《民国政党史》、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诸书，即为此而作。如述军阀一样，民国政党之间的派系与争斗，读者仅看当时人的史料笔记是得不出清晰印象的，仍应借鉴後世的专家著作。

勘误举例
对照四川人民版《近代稗海》与中华版“丛刊”的编目，我们发现，後者几乎就是前者的再版。有趣的是，在中华版《出版说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近代稗海》，也没提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仅说这是1950年代“中华书局规划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两套书之间是什么关系，内情如何，读者不知其详。当然，作为读者，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出版界的“派系离合”与“明争暗斗”。读者只须就书论书。书写得好，我们赞扬作者；编得好，我们感谢编者。反是，则予以批评。以下，以《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的编校错误为例，致以我的批评。
《整理说明》：“本书编者沃邱仲子即费行简，其生平情况不详”。按，编刊于2007年的书，似不应再说“不详”。至少，在最常用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3年初版，2001年续编，2004年增订），即有费氏的词条，注明了他的生卒和简历。编者不查此书，遽下定论，实在是不妥。
书中字句错谬不少，略举数例。第21页，“公债司事务极清简，私人极丰厚，人称之为福地焉”；按“私人”如何“丰厚”？当为“私入”之误。第22页，“而遂臭者仍趋之若恐不及”；按“遂臭”不词，显系“逐臭”之误。第35页，“匪[非]特政府”；按匪、非二字通用，是古书常例，如“我心匪石”即是“我心非石”，编者必欲改“匪”为“非”，不知何意。若谓一体改为标准中文，则第34页“或赀其不免私情”，怎么不将“赀”字改为“訾”字？这两个字虽是通假字，但当用作责怪之义，还是“訾”字更常见。第41页，“借款筑路，倒有回扣，以路押款，则回扣尤丰”，按“倒”应作“例”。第64页，“事叔不属”；按“事叔”是何等辈份？当是“事权”之讹。同页，“乘此空间之摩托车”；“空间”应作“空闲”。第70页，“故至今皆随意酬劳，不取定价、婪取也”；按“不取”应作“不敢”。
书中注释不多，也有错误。如第85页注①：“王闿运……任清史馆馆长”；按，清史馆是一个短命机构，从未有一个姓王的馆长。闿运就职的是国史馆，即记载中华民国历史的馆，与清史无关。
书中文字出错的原因，窃谓是扫描《近代稗海》後使用汉字识别软件进行排印，编辑不能细心勘校所致。因为《稗海》所收同名书并未在同一地方出错。若编者据民国刊本进行排印，则有些荒唐的错误绝不会出现，譬如，民国印书，“事权”两字定作“事權”，或有可能将“權”字排成“槿”、“灌”、“巏”等字，但绝不会排成“叔”字。因此，书中出现的错误更印证了这套丛书照搬《近代稗海》的猜测。
当然，即算照搬《近代稗海》，中华书局再版这套丛书，仍然是一件好事。《稗海》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读者购读不便，得以“丛刊”替代，究系有福。惟祝“丛刊”畅销，得在再版时更正各书的错谬，则爱好历史的读者是真有福了。

咸丰十一年春，有一位将军，忙里偷闲，去皖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接受了一次“拓展训练”。他的任务是攀上皖山主峰——天柱峰。此峰海拔1488米，“一石浑成”，挺拔削立。在没有磴道、缆车的时代，他能利用的工具不过是竹竿和绳子。当然，既是“训练”，自有老师辅导他；老师贺良谋，系潜山土著，是登山高手。竹竿和绳子，也是贺老师为他准备的。竹竿长约二十米，巨则巨矣，在黄河以南倒不算稀见。两条绳子比较神奇，“以淡黄细草为之，如汲绠而略纤，长十丈许，滑润不龟手，真灵物也”。然而，仅用一竹二绳，就能登上“平直如砥，光泽如蜡”的绝壁？
天柱峰西北隅有石壁，略分四级，每级不过三十米，逐级而上，遂至顶峰。方法是，先将一条绳子缠在竿头，再将竹竿竖起，卡在石缝中；贺老师在腰间缠住另一条绳，攥住垂下的竿头绳，缘壁而上，及顶，则将竿头绳系在石顶小树上，以便将竹竿牵引上石。待老师料理妥当，将军亦将绳子缠在腰间，援壁而上。如此，重复四次，即能登顶。
只是，谈何容易。真攀爬起来，即使是以前登过恒山、崂山与华山的将军，对此奇险，也是“意颇窘”。贺老师教他别害怕，并授秘诀：“用双手牢握垂绳，伸直两骽（腿）抵石壁上，凝心定气，把这石壁当作平地看，屈身作扫地形，须要手足相应，手进一握，足进一踏，初觉艰涩，十步外即不难矣。要紧在足心贴石，膝盖放平，膝平骽自直，开步自易，若稍一跧屈，则头额烂矣”；这段话要总结，就是一个“绷”字。绷紧了，则人与绳与壁成为一个三角形；今日地球人都知道，三角形是世间最稳固的形状。将军依计而行，兼之贺老师不时“从上提挈之”，果然，先难後易，没花多长时间就登上了第一级。如此，重复四次，即登上了天柱峰。
登顶後，看一回状如烛焰的巨石，将军向老师问起传说中的“天池”。所谓“天池”，也就是高处的池子，天最高，故名天池。吾国高山似皆有天池，天柱峰不能例外。而且，平素安徽官员祈雨，都请贺老师登顶从天池取回“天水”，方有灵验。乍听将军问天池，老师笑了，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将军一看，不过是“石中略凹，仅如砚受墨处”，与想象中的天池大相庭径。再问，“天水”呢？老师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天水”！“往昔取水，皆我以竹筒盛水携上，倾水凹处，复掬入筒中耳”。将军闻言，相视而笑。
下山後，将军写了四个大字：“孤立擎霄”，请贺老师刻在山崖，直到今天，游客仍可欣赏他的法书。又写了一篇《天柱刊崖记》，纪念这次壮举。此後，他又参加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役，再後，去到新疆，官至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兼署伊犁将军，赫然二品大员矣。惜未能善终，“晚年生计窘甚”，中风瘫痪，死在那一年，也没人知晓。
当将军还是一个青年，他从故乡来到湖南，拜会守丧在家的曾国藩，适逢主人不在家，其子纪泽接待了他。其时，年未弱冠的纪泽尚不谙外交礼节，看到一个徒步而来身汗身水讲一口普通话的人说要与他父亲商讨军国大事，不禁起疑，乃以对“役夫”的规格接待将军。将军“怒”，未多言语，打到他仆街（“捶子仆地”）。国藩归，立向将军谢罪，“留宿焉”，并畅谈数日。将军终不喜国藩，转回湖北，投奔了胡林翼。登天柱峰，就是他在鄂军时的事迹。
将军姓李，名雲麟，字雨苍，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所谓“盘山李氏”也。

胡林翼致李雲麟

聂世美整理《偶斋诗草》，上海古籍2005年出版，《前言》云：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藏有一钞本《竹坡诗草》，亦分四集，集名依次为元、亨、利、贞。显然，此本集名乃取义于《周易革卦》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据孔颖达《正义》云云（略），不管所钞者是否已有“改制革命”意识，其以“元亨利贞”名集而蕴含的“悔亡”意义是一目了然的。换言之，即对自己的一生所为无怨无悔，至死不改其初衷。
鄙人未读过周易，更不知道宝廷写诗还跟革卦大有关系。赶紧拿来一本周易，准备认真体会元亨利贞的意思。谁知道周易第一卦乾卦，就明白写着：“乾，元亨利贞”。第二卦，也明白写着：“屯，元亨利贞”。接下来，随、临、无妄、革诸卦，都说是元亨利贞。编者是如何判断出这个钞本“乃取义于《周易革卦》卦辞”的呢？依愚见，说它取义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乾卦，岂不更和谐？不得不怀疑编者牵强附会，有乱来的嫌疑。此外，若不仅革卦有此四字，那接下来极富文学性的“无怨无悔”云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其实，求那么深干吗呢？甲乙丙丁，天地玄黄，周吴郑王，这些字用来排序，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全书还未细看，不能因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就对编者整理古籍的能力产生婶婶的怀疑。但是，不能无疑。

blog开天窗，也不雅观。然无文章可帖，琐事又不便扰人，只好帖三段笔记与各位师友分享。
一
或云湘乡殿试在三甲之列，遂无缘入馆，因穆彰阿之力，乃为庶吉士。其实不然。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新进士殿甲後，朝考最重，盖庶常之得否，只争朝考入选与否耳。其入选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选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选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则一部两即用。其不入选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选，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选者亦得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约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拟定名次进呈。上抑第一名王煜为第三，抑第四名陈宪曾置于末，第五名陈嘉树为四十九名，馀皆前后更易，家弟柬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许冠瀛为第一，复于不入选者钦取七人，第二名杨上容即初不入选者也。及引见时，上但视其人之可否而已，不论朝考入选与否也。朝考入选而年轻者授庶吉士，其有鬚者俱即用知县，盖以其岁长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只张少寇映汉之侄一人有鬚耳。其朝考不入选而年最幼者以部属用。上洞悉各部人员拥挤，补缺实难，以年轻者足以学习需补也。是科用部属者十七人，用知县者一百五十二人。虽三甲末俱邀录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职官者，向俱尽先补用，此次俱归班。蒙古郭络硕瑚以候补主事归班，直隶殿试二甲、朝考入选之徐青照以捐纳同知衔充馆上誊录归班，河南第一名王庭兰以候补中书归班。壬午科广东朝考入选者惟张进士维屏一人。张素善诗，殿试得二甲，朝考入选，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见，张以知县用。曾君望颜殿试三甲，朝考未入选，乃得庶常按此与湘乡入馆类。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张盖亦为鬚累矣。

二
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湘人彭晓山藏独山莫友芝《湘武记》稿本二巨册，凡六卷。卷一、《城守篇》、《东征湖北篇》一、《东征安徽篇》二。卷二、《东征南京篇》三、《东征江苏篇》四。卷三、《水师篇》、《浙江篇》。卷四、《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卷五、《援贵州篇》、《防御篇》、《川陕篇》。卷六、《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标目与湘潭王闿运《湘军志》多从同。王书共十四篇，莫书为篇十六；惟莫书卷六《营制篇》、《筹饷篇》，王书省去，将此二事分散于各篇之中，不另立篇目；卷五之《防御篇》亦然。其馀莫书卷一、卷二之《东征湖北篇》、《东征安徽篇》、《东征南京篇》、《东征江苏篇》四篇，王书则别立《曾军篇》、《江西篇》、《曾军後篇》、《江西後篇》，标目略殊，所记则并出莫书也。此外篇目，二家悉同，而叙事亦多相类，但莫记质实，王则润以文藻。是王书出于郘亭无疑也。李肖耼《湘军志》提要云：世又有《湘武记》，托名为朱克敬所作，人间无刻本，其稿今藏湖南大学。氏著《星庐笔记》则云：萧豹文于芜湖买得《湘武记》一册，托名为莫友芝撰，而其文与朱《志》一字无异。

三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缪小山《雲自在堪笔记》所述康熙时诸汉臣相讦相轧事至详，而未言所本。後迺知小山所本为李榕村日记。榕村日记无刊行者，淸史馆有抄本。缪所录中，有一段极饶意义者，为李光地与施琅语，纵谈及海上顺治十六年攻南京事。李云，当时若海冦不围城池，扬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施笑曰，直前，是矣。请问君何往？从何处而前？予无以应。移时又促之，云，从何处往前？李曰，或从江淮，或趋山东，奈何？施曰，此便大坏。何言之。直前，纵一路无阻，即抵京师，本朝兵势尙强，决一死斗。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冦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人乎？不过一霎时，便可无噍类矣。试看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样谋臣猛将，亦无不顾形势而径前者也。须有一定算计，先有安身处，渐渐再行去。李爽然自失，曰，然则奈何？施曰，不顾南京，直取荆襄，以其声威，扬帆直过，决无与敌者。彼闭城不出，吾置之不论。彼若通款，与一空剳，羇縻之。遇小船则毁之，遇大船则帯之。有领兵降者，以我兵分配彼兵，散与各将而用之。得了荆襄，呼召滇粤三逆籓，与之连结，摇动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二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馀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这是汉代屠戮功臣的大概，说者已多，不赘言；惟要说明一点，那就是被杀被逐诸人都有点冤。
将明与汉试作比较，则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一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为高明。然而，规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为什么要杀人？杀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非杀人不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屠杀功臣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才能从笼罩着杀气的“相斫书”中发见传统政治的真相。不能离事而言理，请先简略介绍有关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馀，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惟庸这个人或许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据《明史》本传，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与此相较还算小过。尽管如此，仍不足因之致其死命。惟庸终至乎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耸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天纵英明”，洞烛其奸，乃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馀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馀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二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胡惟庸案”。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
刘基（伯温）暴毙于洪武八年，《明史》说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诛已在四年之後。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说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惟庸成为“独相”），至其被诛则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元璋不知惟庸是个“奸臣”，难以置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认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则，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那么，此处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絓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十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才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莫非现实中的帝王将相，真跟戏台上的生旦净丑一样，唱的是同一首歌？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作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括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馀，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元璋无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帝座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这个人是谁呢？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献身再对付他？此计大谬。因为，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出现被动局面，只好“有杀错，冇放过”；于是，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于是，杀尽功臣才是开国之后内政方面的当务之急。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刘基病，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元璋追究，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威胁帝座，可以说，以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镕了；套用今语，可说，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荠，一拨割不干净。十二年后，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其中，封侯封伯者十五人，品官亦不胜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回过头，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屠狗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天命之谓性，无善无恶，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条例去评价。若仅作为读史者，仅作为戏院的观众，益智开心以外，似毋庸牵动别样的情绪。痛恨他，怜惜他，为之哭笑，为之赞詈，都只应了那句俗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不疯不傻，老实做人，这才是吾人的王道。

近来，不止近来，应该说近好些年来，说读书不好看没法看简直成了常谈。我倒一直都看。不如九十年代初以前能带来那么多阅读快感，无可否认；但看不懂没法看，这个感觉倒不十分强烈。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对胃口的，有不感兴趣的，一本杂志对于一个读者，不本该如此么？
说说本期感兴趣的几篇。
德里克的访谈放在首位，这是吃名气饭。同样是对不同风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述，本期胡成《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比德里克的话说得更有条理，更有见识。倪梁康为新书《大哲学家一百》写了短评，鄙人久不看哲学书，不致按图索骥，但这篇短评倒是读得津津有味。有味的背後，自应归功于作者的哲学史涵养，盖积蓄既深且久，偶一出手，必然不同庸手。沈林《红色的莎士比亚》，介绍了一个对我来说前所未闻的剧作家，没有废话，老老实实的作介绍，文笔简要，结构亦佳，好文章。严平《一九三八：青春与战争同在》，也是朴实无华的介绍一种文献，妙在对文献以外的事实亦知之甚悉，上下左右，娓娓道来，微有憾者则在于文笔不够整饬。黄裳《常熟之秋》揭示了两件“陈先生《别传》都未说及”的钱柳逸事，有史料价值，然更动人的是此文的作法。看似东一句西一句扯闲谈，而终能贯串珠玉，表达一分复杂的情感。然虽曰复杂情感，却非浓愁著人铺天盖地一类，只觉得淡而有馀味，细细品之，淡又转浓，再一思之，仍不过几句深情的闲话。如此反复不已。
杂志封面重点推荐了七篇，前面举出的，有沈、严、黄三篇入选。百分比是约四成。今年以来，每期杂志让我感兴趣愿意读完的文章似乎都在这个比例，四六开。这个比例若能长期稳定，不说是一本多么好的杂志，看一看，总不会亏。至于业经网友指出谓为“事故”的彭国翔《说不尽的论语》，确实是篇一毫不足取的滥文。只是，读几篇佳构，忽略一条甚或几条滥文，不以为败兴，读者应有此恕道。

同治十年，王闿运进京会试。他的朋友多，朋友的朋友更多，以此，在试事之馀参加的吃请也很多。据《湘绮楼日记》，在此期间，几乎宴饮无虚日。然请客吃饭没什么稀奇，不值得专文记叙，只因他们买单的方式比较奇怪，才有记一笔的价值。
这年六月二十七日，许振祎发帖子请他赴宴，与会者共计八人，其中，以闿运等三人为“梦神”，以许振祎、谭继洵等五人为“展梦”。对闿运来说，这次宴会就叫“吃梦”。吃饭就吃饭，什么叫“吃梦”？且不管吃什么，都要买单，依常理，许氏招客，自应由他买单。“梦神”二字，或可猜测为贵宾，即闿运等三人毋庸掏钱；而许氏与其他四人具有“展梦”的资格，那么，是不是说，由“展梦”者AA不成？理有或然，文无确证，梦到底如何吃法，终归不知。余心不觉梦梦矣。
后来，读到吴仰贤《小匏庵诗话》，才算解开这个谜团。其书云，在北京参加乡、会试的士子们，在发榜之前，每有聚餐，与会者都不用带钱包，带上嘴就行（“不携杖头钱”），胡吃海喝完毕，拍屁股走人。买单的事谁负责？待到发榜，由中了举人、进士的与宴者负责。因为在吃的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吃”谁的请，而大家又都“梦”想这桌能由自己买单，所以，这就叫“吃梦”。又因为其时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不够完善，或不免有上了榜却逃单的人，于是，大家在与宴者中挑出一或几个不参加本科考试的人，让他们作“酒监”，此即所谓“梦神”。诗曰：“逐鹿隍中手斫之，楼头行炙客传卮，鸡虫得失须臾事，好趁黄粱未熟时”；黄粱一梦的典故用到此处，十分恰当。盖黄粱熟了，梦也醒了，中榜的喜，落榜的悲，该干嘛干嘛，不一定还有聚首碰杯的兴味；就应趁这黄梁未熟之时，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各位打着“吃梦”的幌子，在酒楼舒缓这份压力。一般情况下，“梦神”不用买单，故“咸乐为之”。只是，倘若手气不好，坐到一桌全军尽墨的席上，则出钱人人有份，“虽梦神不得免焉”。故又有诗云：“莫羡监筵作梦神，梦神也是梦中身”。
“吃梦”首倡于何时？闿运在同治末年“吃梦”，吴仰贤与他是同代人，此外未见更早的记载，或可据此断为清代“同治中兴”以后。光绪时，此风大盛，如宝廷《揭晓前一日与文镜寰满敬之清阶平饮酒》云：“今日固是梦（自注：榜前宴会俗谓之吃梦），明日岂遂醒。人生天地间，终身与梦等。有酒且畅饮，莫负明月影。功名果何物。无妨心暂冷。梦中须觅乐。百岁原俄顷”；虽有冷眼“吃梦”之嫌，究是诗人爱做惊人语，兼且“欢愉之辞难工”，无足怪也，然可证光绪时此风之盛。而沈钦韩《除夕效白乐天何处难忘酒》云：“此时非吃梦。无力送斜晖”。自注：“会榜未出前，聚朋市饮，俟得第者偿，谓之吃梦”；由此可知“吃梦”的时间，或就订在发榜的当天。因填榜都在夜里，故“吃梦”者从晚饭开始，可以一直吃到消夜时分，等到榜单传来，即行当场买单。
再回到开头。许振祎等五人，在当时已成进士，业为命官，不用再等考试放榜，怎么还聚会“吃梦”？据胡思敬《跋天宁寺食梦图》，凡有望成为各省考官的，在圣旨钦点以前，也聚在一起“吃梦”。以此推想，许振祎等人所吃之“梦”，或是高官与美差。
昨阅报，知今科高考学子有于试后即结队成群去KTV唱通宵者，窃谓娱乐形式虽异，在买单的事上倒不妨借鉴前辈的做法，可做一场“唱梦”。既尽兴，又有趣，且相对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堪称多赢。只是，扩招以来，上榜者太多，想不读大学也难，于是，即用古法，恐最终亦只是AA之局矣。

乾隆二十一年某日，军机章京赵翼与陈辉祖在圆明园值班室“手搏相戏”。赵翼力气小，斗他不过，乃抄起一张板凳，闭目乱舞，咣的一声，正中陈辉祖的唇吻，当即血流满面，倒地昏厥。这可把赵翼吓坏了，折腾一气，好歹把他弄醒，叫车将他送回家。迨至下班，赵翼飞马入城，去探他的伤情。行到中途，胯下马陡然人立，将赵翼摔下，晕死半刻钟才苏醒。次日，赵翼去陈家慰问，二人相见，他大吃一惊：陈辉祖不仅行动自如，连伤口也不见了。经多方打听，赵翼才明白此中奥妙，原来，他跌跤是因为陈辉祖下了咒，所谓“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赵翼《檐曝杂记》卷四）。
祝由科，自元代即列入太医院十三科。祝由二字，最早见于医书《素问》（成书年代或说为汉、晋间，或说唐初），谓上古之人治病，不用打针服药，只要移易精神、变换气质，请人施展祝由之术，即可搞定。只是，祝由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法术？文献无征，师承早断，后来的人都说不明白。宋代王安石考证，《周礼》（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祝药劀杀”之“祝”，就是祝由。他说：“后世有以气封疡（即疮）而徙之者，盖变气、祝由之遗法也。祝之不胜，然后举药，药之不胜然后劀，劀之不胜然后杀”（《周官新义》卷四）；此谓治疗各种疡症（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先用祝由术，不行再敷药、服药，再不行则动手术。
只是，王安石说“以气封疡而徙之”即祝由，与赵翼亲身尝试“以伤移于人”的祝由，是不是一回事呢？王安石说“徙之”，是说将疡移走，没具体说移到哪儿；赵翼则明白说，是移到他人身上。前者是医术，后者是巫术，两人能说到一块儿么？当代学者李零将古代的巫术分为十六类，“以伤移于人”的巫术不是祝由，而是独成一类，如《封禅书》所谓“秘祝移过（祸）之法”。祝由，则不过“祷告鬼神”为人治病而已（《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清代名医徐大椿也说：“（祝由）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医学源流论》卷下）。可见，王、赵所说是两回事。不过，王、赵两种版本虽有善恶之别，皆系巫术，其实大同小异。
又有一种传说，谓祝由其实是一个人，是湘西辰州（即今沅陵）人，他的法术并未失传，即后世所谓“辰州术”（许奉恩《里乘》卷三）。此术神通广大，妙手回春不用说，还能起死回生，即有名的“赶尸”也靠这门法术来操控。近代以来，信者颇众，大学者钱穆即其中一员。据其自述，少年时曾目睹其事，谓，某人腿肿，求巫师治病，巫师在墙上画了几道，然后持刀划壁，即有鲜血从壁上流出，及血流尽，患者腿肿亦登时消除。他不禁感叹：“其理为人所不知，却不得谓之是邪术”（《略论中国心理学》）。然而，大作家沈从文虽是祝由的“老乡”，却不信这个邪。他回乡采访一个著名巫师，探问“赶尸”口诀，其人答曰：“不希奇，不过是念文天祥的《正气歌》”。又请他随意表演，其人则推托，说：“功夫不练就不灵，早丢下了”。盘桓半日，不得要领。然而，沈从文似从巫师“服尔泰风格的微笑”看破了玄机：“为了一种流行多年的荒唐传说，充满了好奇心来拜访一个熟透人生的人，问他死了的人用什么方法赶上路，在他饱经世故的眼中，你和疯子的行径有多少不同？”（《沅陵的人》）
沈从文说的自有道理，而赵翼、钱穆的自述也能打动人，且世人秉性多少有点“疯”的成分，然则信与不信之间，是非究竟如何，实在难言。

先看三付对联。来自三个不同的拍卖会。

正文内容一样，款识其二同，其一异。

既限定了受赠人，又规定了题赠的动机，可想而知，这样的对联不会出现复品。于是，其中至少有两付是赝品，如果不都是假的话。那么，那付是真的？
从左至右编号为1，2，3，我说，2是真的。网上见不到对传藏次序的介绍，我也不会分析纸墨印色，只好从字上做个猜测。当然，我是不会写毛笔字的，也没研究过各派法书，只因看过曾氏的字不算少，有点似是而非的体会。说不好瞎说。
1的字写得太差了，简直拼不拢架子。不要说曾国藩已可算个书家，就是一般习字有得的人，也不会写成这样。尤其好字中字，竟写歪了。一见即可淘汰。
3的字，摹仿得还算不错。但中字忙字的结构有问题，大部份的横画也没写出曾氏的味道，特别是且字底下那一横。再往细了看，钩画、连笔（如来字），都有过犹不及的遗憾。以此断为伪。

蒙不具名网友提醒，搜到高山杉撰《〈静盦文集〉所据叔本华作品考原》。鄙人一不懂哲学，二不知文学，三对静安先生无研究，四不能读英语。四难并，固应对此宏文不发一语才对。但读书掐头不去尾的习惯改不了，还是看到了一点可以商榷的地方。文末云：
我过去读叶嘉莹先生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见她解说王国维另一首《浣溪纱》里“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跕跕堕枝间”时，把“跕跕”一语追溯到《后汉书·马援传》，而于“月底栖鸦当叶看” 这个意像，仅做了优美的解说，却没有交代它的出典。这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似乎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意像。我后来查了一些王国维诗词的注释本，对这个意像都没有注出它的出典。后来偶读一本《歌德格言集》的英译本，在第359页上见有这么一句格言“A leaf blown by the wind often looks like a bird”，译出来就是“风吹叶堕常似鸦”。原文是“鸟”（bird），译出来不顺口，就暂时做“鸦”吧。我当时就猜，王国维这首《浣溪纱》，是不是化用了歌德这句格言呢？但是，我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王国维看过这本格言集。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就是这本格言集的英译者，正是英译《叔本华文集》的桑德司。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A leaf blown by the wind often looks like a bird和月底栖鸦当叶看真有关系么？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真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意像么？窃谓不能无疑。腹笥虽不广，但对于乌鸦可以比喻墨迹、风声、雨声甚至落花落叶，似乎有点依稀恍惚的印象，于是，拿四部丛刊搜他一搜。在搜索结果里把有任何牵强附会嫌疑的都去掉，得出以下结果。
首先看看意境，王词上半阙：“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跕跕坠枝间，霜高风定独凭栏”；似与王建《十五夜望月》接近，诗云：“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静安熟悉王氏宫词，可无疑。至于“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跕跕坠枝间”一句，说的是，推窗惊动栖鸦，在月光下，飞鸦似那落叶，纷坠枝丛。是用乌鸦比喻落叶，有没有古典？《檇李詩系》卷三十三广衍《迟五雪》：“日暮还來溪上立，乳鸦如叶缀寒条”。乳鸦如叶，与鸦当叶看，简直是绝配。这不正是“栖鸦当叶看”的古典么？只是有个问题，尽管不算僻书——对博雅君子而言，但谁能保证静安先生一定看过广衍和尚的这首诗？窃谓猜来猜去，不如不猜。bird译作鸦，是第一重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再推测鸦当叶看典出A leaf looks like a bird，是第二重假设。假设复假设，结果就是只有假，不能设。如在空中，叠床造屋。
不过，实在想猜，也可以。放心里猜就行了，侃大山作谈资就行了，不必写到论文里。当然，指出这一点，应无损于高文的高明。

寻霖《黄本骥的三长物》（载《图书馆》1996年第4期），抄录虎痴先生《三长物斋记》，云：
余旧名斋曰式相好。自余兄花耘先生（按名本骐）即世， 不忍复称是名， 因易之曰三长物斋。三长物何物也？余不能书而嗜古人之书，秦汉以来金石文字数百种，为长物一。尝学琴于湖北沈山人，不能竟学而止，蓄旧琴及支琴砖各一，为长物二。囊无一钱而有周秦刀币数十品，以为铜匣而藏之若拱璧，为长物三。然则长物止此乎？ 驰逐名场三十年而名不成，有志读书而未暇， 吾身亦长物也。何止于三？第以三者皆有用之物，适与顽然之躯遇而辱为长物，则以三长物名吾斋也宜矣。
又作《後记》，云：
既以三长物名吾斋矣， 搜索斋中，复得三物。 一自制溪州石磬， 闻客谈猥俗， 铿然一击， 耳为之清。一历朝尺式，自唐虞至国朝靡不备，世有挟赝骨董者，不能欺以长短。一雲阳楼看山册。雲阳，长沙市楼也，乙酉重九後四日，集名流饮此，以诗画见贻者汇为巨册，用识朋友山水之乐。夫天下之物足供嗜学者岂有穷乎，今既汇三为六矣，由此而十而百而千万，皆长物也，皆可作三长物观也。故仍其名曰三长物斋。
按。不贤识小，窃谓虎痴斋中长物，後胜于前，尤以石磬为最可宝贵。顾非以顽石为可宝也，能为虎痴先生作铿然之声，是可贵也。寻文又云：
今亦有以本骥所藏宋版《颜平原传》与《李易安词》及先生夫人陈梅仙女史篆书册为三长物者。今颜传李词皆佚，唯陈梅仙遗篆辗转为现代长沙名士吴冠君所收，後转售湖南图书馆。
用狗哥查出名士的blog，简介甚有趣：
秦瑜，原名吴冠君，男，七十年代生人，本科学历，名誉博士，青年文学大师、周易学者、道家丹功及佛家禅密传人。十几年前先后在佛教和道教庙宇出家为道长和尚,专业修炼。自幼博览群书、练武、习文，多年来业余写作，著有长篇小说《落花山村》（未完）、《沙漠深处的人家》（未完）、剧本《一路风尘》（未完）；为人做枪手完成的剧本、报告文学等数部。另有未投寄诗文百多件。近一年多来潜心创作，完成了跨文体长篇小说《花境》（21万、33万、51万字3种版本）。通书画篆刻，精艺术、古董鉴赏；曾习美声唱法，属高音，富磁性，情感运用极佳。从少年时起关注、探索传统文化，对周易、特异功能、风水学、姓名学、预测学颇有心得，准确率很高，有相关成功案例数十次。为佛道正宗传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荣誉会员、江苏瑞云古禅寺名誉主持。提供服务：1、测名、改名；周易预测、看风水、气功治病；护身符开光;2、大型策划、代写作（剧本、传记、家史等）；陪游保镖服务; 3、寻求创作资助和兴建庙宇费用。
按。名士二字，不足以概括此君。惟作何定义方称周妥，殊费思量。

读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载《中国学术》第十六辑）。他试图解释这样两个问题：
以先生横绝一世的非凡才智，在学术研究上能够卓有成效的借鉴西方近代理性思维，将其运用于梳理学统遗产，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参照西方“理论哲学”和启蒙思想，同样的也对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遗产哪怕略略有所质疑、略略有所分析、略略有所商榷？一位学术上如此具有自主性善于开拓的巨擘，怎么在思想感情上会是如此拘谨的恪守陈规旧矩者（conformist），以至于把两千馀年帝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符号规范当成了自己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错位一至于此？
答案是什么呢？曰：
成长和生活在中国语境中的王国维，虽然研究过西学，但是舶来的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究竟日浅，不足以促使他明确作出如下区别：何者是个人修身层次上的道德规范；何者是仁者为怀层次的人间关怀；何者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符号系统。简言之，受传统文化全面浸润熏陶的王国维，思想感情犹如一张磁碟，被传统所格式化（formatted）了。
案。三层次说，很机警。似可破除王氏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迷思。但是否一旦明白三个层次的区别，王氏将会做出另外的选择与取舍？似又难言。因为王氏自己说了，“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他不是一张磁碟。
又，此文有个小错误。128页，“沈曾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译署供职”；总理衙门简称总署，又称译署。译署并不是总理衙门的下设机构。

曾国藩尝为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作跋。此诗是名篇，其中，“倚天照海花无数”之句，尤为国藩所欣赏。然而，国藩之跋，却非评论文学，而别有所系。跋云：“坡公往游（按谓海州）时，携有妓女，诗中所谓‘後车仍载胡琴女’者也；後，婢已遣去，故又云‘前年开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参佛祖’。伊川常谓‘心中无妓’，余观坡老，襟怀洒落耳”；按，跋语有个小错误。说“心中无妓”的，不是程颐（伊川），而是其兄程颢（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不过，这个笔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藩为什么要赞扬苏轼遣妓为“襟怀洒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此处所谓“妓”，不是寻常所说流连街巷之妓，而是买归家中的娱老之妾。此义既明，接着看苏轼的故事。苏轼有妾，姓王，名朝云。苏轼下放惠州，尝于初秋之日，命朝云唱一阕《蝶恋花》，孰知朝云刚唱了两句，便“泪满衣襟”，难以为继。苏轼不解，问她何故，朝云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闻言，苏轼大笑，说：“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唱。不久，朝云逝世（佚名撰《林下诗谈》，载陶宗仪编《说郛》卷八十四）。朝云唱不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浅视之，是担心自己地位不稳固，随时有被取而代之的风险。深一层作想，则是老夫少妾之家，夫死之后，恩爱顿消，其妾之出路不容乐观，虽云“何处无芳草”，实则处处是荆棘也。因此，通达的老头，往往在生前有遣妾之举，给她一些钱，甚至替她找个人家，善为归宿。如白居易，虽因老年娶妾被当代佞人骂作“老嫖客”，但也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之诗（《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为其妾樊素作了安置。苏轼本人也是如此，他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朝云诗•引》）。
不以己之老病，耽误她的青春，此即国藩所称之“襟怀洒落”。然国藩所赞在彼，自家心里别有一份情愫，却隐而未发。
国藩有一妻一妾，人所共知。其妾早亡，他欲再买一妾，则知者不多。同治八年三月三日，他给儿子纪泽写信，说，“日困簿书之中（按国藩时任直隶总督），萧然寡欢，思在此买一妾”。并提出了具体条件，一是不要京、津之人，因为听说“京城及天津女子，性情多半乖戾”。所属意者，是江南女子，“或在金陵，或在扬州、苏州购买皆可”；一则“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他无所择也”；最后，有一段申明，谓应向女家讲清楚，此“系六十老人买妾，余死，即可遣嫁”。并引用苏轼《朝云诗•引》之语，说“未死而遣妾，亦古来老人之常事”（《湘乡曾氏文献》，第1173-7页）。于是，前揭跋语云云，可与国藩的现实生活作个对照，也可以窥见他的言外意，盖“襟怀洒落”，即是“余死即可遣嫁”也。
然而，直到同治十年，他仍未买到合意的妾，其后，也不再谈娶妾的事。原因如何，未有确证，但从其弟国荃于十年九月写给他的家书，似能看出几分消息。国荃劝他买妾，说：“耄耋期颐，乃兄固有之寿，倘得少阴以扶助老阳之气，益觉恬适有余味矣”；又劝他不必担心因此隳坏晚节，谓，娶妾“固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第5368-71页）。可见，此时的国藩似对娶妾娱老之说产生了怀疑，更看重的是身后之名会否受损。
白居易和苏轼都不曾因老夫少妾而影响“一生之大”，国藩则患得患失；相形之下，襟怀不够洒落矣。当然，这些事迹和情感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语境，那就是传统中国。今日之人，不必借口古已有之，遂行“襟怀洒落”之事，亦不必拿着《婚姻法》，去追究古人的重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