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作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的幕僚，黄仁宇来到东北。其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并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就未来的政府组织、建国纲领、军队整编、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达成共识，一个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中国似乎即将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当苏联军队撤离东北，国、共双方对应由谁来接管此一地区，各执己见，不能妥商，于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协助下捷足先登，占据了四平以北大半个东北地区，国民党则尽遣精锐进入东北，欲以武力驱逐之。至此，内战序曲已经奏响，实现和平须再等四年。进入东北的国军俱由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因司令长官杜聿明卧病，暂由郑洞国负责实际指挥。在东北的中共武装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为林彪。四平是南、北满交通的咽喉要隘，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以此，四平之战的胜负即昭示两军在东北势力的消长。由于装备远不如国军，部队扩充太快，人员缺乏训练，在苦守一月、伤亡二万馀人之後，林彪不得不下令退出四平。旋即，国军进一步占领长春——毛泽东曾设想“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毛泽东致彭真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5日）——宣告争夺东北的阶段性胜利。黄仁宇随军入长春，“发现全城完好无缺”，“在大和旅馆（按今名春谊宾馆）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周以来的风尘仆仆”。尔後，尤令他感到“兴奋”的，则是5月28日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亲睹蒋中正的风采。
黄仁宇回忆，蒋中正下了飞机，“机械性的连说‘好，好，好’”，“镇定自制一如平日”，随後在机库内对杜聿明等将领发表“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以逐个与将领合影的方式作为奖励”，摄影完毕，他即乘机离去，并未进入长春。通过数十分钟的近距离观察，黄仁宇发现蒋中正表面上显得平静，但“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黄河青山》第170页）——按此所谓“脆弱”，本是黄仁宇用以描述蒋氏的身裁，谓他个头虽高，不免单薄；译者译为“脆弱”，遂凭添了一丝感情色彩。其实，此时的蒋中正一点儿都不“脆弱”，他并不魇足于四平之战的胜利，而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然而，这分豪情未能持久。当他试图进占全部东北时，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时任美国驻华特使，负责调停内战）立即向他施压，明确表示反对国军“向前推进”；而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则表示在军事上如果不能增兵的话国军亦将无法控制东北；及至毛泽东命令军队在华北展开“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6月12日），则不仅向关外增兵已成虚愿，即在关内应对“四处开花”的共军，亦令蒋中正有捉襟见肘之感。即此而论，黄仁宇窥见蒋氏在胜利後表现出来的“脆弱”，倒是十分传神。
不过，三十馀年後，黄仁宇撰《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已对这个细节失去了兴致，他更关心的是，蒋中正与国民党“藉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共产党“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而自1978年以降，共产党在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中厘定各人权利与义务”，“使整个组织能依数目字管理”，“以构成永久体制”；在此三阶段，执行者有异，执行力有差，意识形态话语有别，然自“大历史”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视作双方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遵循“中国长期革命”规律，合作了一场一脉相承前仆後继的历史“接力跑”。正以抱持这种“信念”，黄仁宇才要研读蒋中正日记，看能否从中提取史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作为历史人物，蒋中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同袁世凯、孙文、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其言行皆足以影响甚至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人若有日记，则以之与重要史事的各类记载互勘，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可藉此了解其人的精神气质，从而达致对历史具有“真了解”的境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然而，黄仁宇所能读到的蒋氏日记，既非全帙，又经删改，欲以此“了解”历史，对蒋中正取得“同情”，为“大历史观”下注脚，究有遗憾。按，据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蒋氏日记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其中，1915至1917年日记已佚，今日所见1915年日记仅馀13天的内容；1924年日记亦不存。蒋氏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2004年，蒋氏後人将全部日记寄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嗣後，由蒋家委托专人审读日记，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制成复本。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馀部分将陆续开放。技术处理部分则将在30年後全部恢复。近日，已有学者赴美研读日记原稿，并陆续刊布研究文章，假以时日，对蒋氏日记的研究必能蔚为大观，黄仁宇藉此“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的设想决不会成为空谈。
只是，黄书初版于1994年，其人则于2000年逝世，他是无缘得见这份日记的，那么，他从哪里读到蒋氏日记呢？据其自叙，他所见蒋氏日记来自两部书，一为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纪事止于1926年；一为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纪事止于1949年。二书皆以蒋氏日记为主干进行编排，所谓“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但是，所选内容既经蒋中正及其幕僚裁选，势必有为尊者讳的地方，甚至出于修饰形象的考虑而免不了淆乱视听的更动。因此，黄仁宇说：“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然在十馀年前，当蒋氏日记深藏不露之时（秦孝仪《长编初稿》“只在内部流通”，黄仁宇向秦氏借得一部，方能完成著述），有人披沙拣金，比次发明，撰成“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其开山辟路的功劳是不可掩的。十馀年来，海内外学者著述所引用的蒋氏日记，大皆自黄书转抄，即是黄仁宇有功史林的明证。当然，除了所据主要史料本身有缺陷，黄仁宇未能广泛参考共产党一方的史料（限于“美国学者”身份，难以接触党史资料），亦无力深挖藏诸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中的史料（大半生专治古代史，对现代史研究所下工夫不深），导致黄书在叙事上不够周全缜密，从而降低了他苦口婆心随时随地都在宣讲的“大历史观”的可信度。
譬如，自“中山舰事件”至发动“清党”，蒋中正在此一年间，为何由同情襄助共产主义事业一变而为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实系现代史上一桩极重要的“公案”。黄仁宇既从日记入手发愿为蒋氏写一部《初传》或曰《粗传》，固应尽力将此事叙述清楚，尤应尽可能将蒋氏的“心路历程”揭示明白。然而，正以前述史料的缺憾，限制了他的书写。毛思诚书纪事止于1926年12月31日，秦孝仪书自1927年10月以後方引用蒋氏日记，“清党”则发生在1927年4月。二书在内容上不能连续，遂致作者发出无米下锅之叹，而未能广征其他史料，旁敲侧击，则致产生“意必固我”之失。黄仁宇如此猜测蒋中正从和平“限共”走向武力“清党”的心理状态，云：“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说老实话，这不过机械套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卑之无甚高论，决不足以解释蒋中正的矛盾言行与委曲思致。况且，一边如此定论，一边又说，“我们无法断定何时他对清党一事下有决心”，也“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只好“从大历史的角度”泛泛而谈，谓“大历史不能因藉于小眼光。中国之长期革命其范围与深度早已超过法国大革命及英国之内战。而一九二七年之清党只是当中一个段落”；更是要从本质上取消此一事件的重要性。若据此立论，则自清末直至改革开放百馀年间，除了北伐、抗战、土改、文革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种种莫不只是“一个段落”，其得失成败，必然与偶然，既不足以影响大局，则皆不必耗费“小眼光”予以审视。从历史进程来说，陈迹已然，不容假说，固应如是；但是，黄书此段原要透过蒋氏日记来分析他的心理，自应简择史料，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娓娓道来，以求揭示蒋氏心理的变化过程，今仅搬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大历史的角度”，聊以塞责，何以服人？
以故，杨奎松撰《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原刊《史学月刊》，後收入《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便要批评这种写法，云：“多数研究者（按以黄仁宇、李云汉、汪荣祖与李敖为代表）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利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限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杨文操作同一题目的优胜之处，仅拈数例为证。
“中山舰事件”後，黄书罗列蒋氏日记中抒写心情的材料，断定“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国之革命并非立即制造出来一种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体制，首先应在树立威权”。按，此仍系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作臆测。杨文则敏锐发见此一事件“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因为，在事变当天他就取消戒严，释放被押的共产党人；当何香凝当面质问他下令戒严究怀何心，是不是想“投降帝国主义”，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在向黄埔军校同学训话，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他也大失风度，当众哭泣。言行既如此，何能看出蒋中正是在“树立威权”？至于蒋中正为何发动“清党”，以及何时暴露“清党”的企图，黄书语焉不详，叙述凌乱，杨文则广征博引，穷原竟委。黄书猜测蒋中正自开始北伐离开广州即对共产党人生了反感，杨文则观察到，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後，蒋氏仍只要“确保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当他考虑是否应让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军队，踟蹰不决，谓，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时莫非“最亲爱最可宝贵”的学生，入伍後则是“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干部，真令诸人退出，“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及至不得不宣布此一决定，他态度坚决，措辞却极委婉，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纠纷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求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等到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并不会迟”。至于最终酿成“清党”的白色恐怖，其因有几端，黄书或未言及，或言及而不中肯。如“扶助农工背後的利益之争”，黄未言及；如“迎汪（兆铭）拒汪之较量”，黄虽言及而叙次紊乱。至于蒋中正何时决定与共产党翻脸，黄书直承不知，杨文则据《邵元冲日记》、《困勉记》、《蒋介石言论集》、中共档案等史料勾出明晰的线索，不仅逐步揭示蒋氏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扼要介绍了国、共、苏各方的动态，既设置了“大历史”的背景，也提供了观察历史人物心态的“小眼光”视角。于是，读者展卷，但见历史场景错落有致，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洵为阅读中国现代史著述不可多得的乐趣。
其实，同是黄仁宇，叙述这段历史，只须少谈几句“大历史”理论，多讲一些亲身闻见的故事，会要精彩得多。他的自传《黄河青山》就是显证。他虽未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分共”这样的题目，但他追叙与张发奎、郑洞国、朱世明、田汉、范长江等国共两党人士的交谊，偶发几句议论，无不精当，令人赞叹。如，“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未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必是道德家或苛以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这是对两党精英各具魅力的点评。如，“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的发动叛变”；则是对中国内战的残酷性所做的微观而深刻的分析。书中如此妙语警句甚多，窃谓毫不逊色于他的“大历史观”，甚而过之。
反观《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以材料的缺陷，导致叙事不能周至，因不曾专治此一时段的历史导致取材支绌，故难称“信史”；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念念有词“大历史”（几有“灌水”之嫌），忽视对细节的琢磨，则降低了文学性。故曰，其书有开创之功，少紬绎之趣。吾人欲觅更真切生动的蒋中正传记，不得不再等上一段时间。
克复南京之後，赵二虎不顾庞青雲的阻挠，执意向士兵发放军饷。青雲说：“私分朝廷军饷是重罪”；二虎则云：“我们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随後，一边发饷，一边有人高声报数，云：“张文方，五两；王小三，三两四钱……”。
按，顾名思义，既称军饷，即谓供给军队的粮食与现金，其中就包括发给士兵的薪俸。一般来说，晚清湘军、淮军等勇营的士兵薪俸，包括按月计酬的“月银”，立功受赏的“奖费”，以及退役复员之际发放的“盘川”（即遣散费）。二虎在克城後给士兵发钱，实在是极正当的事情，何来“私分朝廷军饷”的指责呢？也许，编剧想藉此表达，青雲吝饷是为了能向中央上缴更多的银钱，从而换取朝廷对他的好感。然而，士兵上沙场博命，目的只是功名与利禄；惟能立大功者不多，那么，为一般士兵所注意者就只剩一个利字。于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哪怕是皇帝本人，不论是谁，皆不愿更不敢对士兵吝惜。战胜，没得说，要发饷，即使战败，也得发饷。舍不得？那就等着看军队由“饷溃”而兵变的好戏吧。
至于二虎说：“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大概是说军队在南京城内抢得财物，一半上缴中央，一半自用。此亦不符事实。同治三年，湘军入南京，统帅曾国藩即写了一分调查报告，说，本已做好打算，“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但是，及入城，并未发现大宗财宝，前此纷传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根本是谣言。因此，湘军无法向朝廷上缴“贼赃”，用以补贴国家多年用兵造成的财政亏损。奏入，朝廷对此表示高度谅解，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也就是说，能打胜仗就成，银子不是问题。
当然，朝野各方对湘军是否发了横财的质疑，并不因一纸诏书而解消，即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湘军在南京大捞了一笔，尤其曾氏兄弟，竟以此“暴富”。其实，综合分析当时公私史料，我们可以计算曾家的财产，决非“暴富”；南京城内，亦确无太平天囯遗留的“圣库”巨资（可参考拙撰《曾九暴富传说》）。然而，攻入南京的湘军将士绝非一无所得。他们洗劫了南京，人人皆有斩获，这是毫无疑问的。且不仅湘军，还有淮军，都在克城後进行洗劫；又不仅南京，被洗劫的城市还有九江、安庆、苏州、杭州、湖州……。战胜後“合法”抢劫，是旧时军人在薪俸以外的“非经常性收入”，甚至在全部收入中占大头。
再说“经常性收入”。略言之，按湘、淮军的“饷章”，士兵“月银”分四级：什长（今语“班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勤务兵）四两五钱，正勇（战兵）四两二钱，火勇（炊事兵）三两三钱。然日常发放，并非全额，而是只发八成，馀款在年底或退役时结清，以银票方式，待回本省府县後兑取。“奖费”也分等，如作战受伤：头等赏银十五两，二等十两，三等五两；致残者，另加；阵亡者，恤银三十两。早期，另有杀敌擒敌的奖赏，如，一个人头值五两（并非真要提头来见，割下耳朵即可领钱）；杀死“黄袍贼”（太平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名，赏十五两，生擒翻倍。後因太平军中“裹胁”平民太多，士兵滥杀取赏，导致支出大增，遂废止这种奖励，改为根据营官的报告，由统帅随宜酌定赏金数额。
如此，或可猜测，电影中，张文方发五两，许是他受了三等伤？王小三发三两四钱，许是他的身份为亲兵？
苏州杀降，是太平天囯战争时期的一桩大事，也是《投名状》的重要情节。先是，顾思齐先生撰《杀降》一文，在本版发表，广征博证，准确介绍了史事的经过与馀波。珠玉在前，鄙人不揣固陋，用敢再赘数语，向读者介绍为何杀降。
苏州是忠王李秀成的根据地，守城的慕王谭绍光是秀成的腹心爱将。只是，在电影里，守将却变成了黄文金（史上实有其人，即太平天囯的堵王）。
这位黄将军的穿着酷似李秀成。据曾供职于秀成麾下的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描述，秀成的“朝服十分华丽，幾乎垂至脚面，绣花的黄色缎袍上面缀着浮起的金饰和金银红三色丝线盘成的龙纹，此外再加上他的黄缎绣花裤和华丽的黄缎靴，构成了他的全套服装，衬托出他的英俊威武的神采，真是庄严华美无比”（《太平天囯革命亲历记》）。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那“华丽丽”的戏服，可知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正来自呤唎的回忆录。
黄将军杀身成仁的行为，则似取材于翼王石达开的事迹。同治二年六月，石达开率六千人转战四川，陷入绝境，不得已，与清军谈判，谓自己甘愿受刑，只求赦免全军将士。四川总督骆秉章同意了他的条件。于是，所部四千人遣散回籍，二千人被收编，石达开则被凌迟处死，割了一百多刀。湘军统帅刘蓉亲睹石达开的就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的“惊艳”演出，可知，刀数有殊，风采无二。
然而，黄将军死的光荣，终未能救得同袍的性命，令人遗憾，更令人不解。他明明托付赵二虎，请遣散将士，让他们“回家务农”，二虎必已将此意转达庞青雲，青雲何必冒着与兄弟决裂且违背圣旨的风险（同治元年十二月九日上谕，明令禁止杀降），非要悍然杀降呢？据电影台词，青雲杀降有两个原因，一是粮不够吃，一是担心降卒复反。其实，史上的苏州杀降，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谨据《李文忠公奏稿》、戈登书信、李秀成《自述》、周馥《负暄闲语》及《清稗类钞》第二册“程忠烈用兵”条，说明杀降的真实原因。
照苏州守将谭绍光的想法，务要“城在人在”，然城中另有一个纳王郜永宽，则觉得大势已去，不若投降。其时，赞同郜永宽意见的人占多数，于是，他们暗中联络清军，愿意“献城”。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一，苏州划为南北两区，清军驻北区，降军驻南区；二，降军人员，遣散一部分，收编一部分，至少须收编二十营（约一万人）；三，清方须为降军将领提供若干提督、总兵等高级武职，任职省份由降军指定，而且，短时间内清方不应强求降军“薙髮”（即尊重黄将军那种长髮披肩的“审美趣味”）。按，于情于理，论礼论法，这三个条件皆不可能被清方接受。但是，清方谈判代表程学启与郜永宽等人会面，面无难色，一口应承。于是，同治二年十月廿四日，降军杀谭绍光，次日，降军提着谭将军的人头来到清军大营，并协助清军“弹压”不愿投降的谭将军部下，杀了一千多人。廿六日午，江苏巡抚李鸿章设宴款待郜永宽等人，饭吃到一半，程学启入禀，谓有要事请巡抚走一遭，鸿章甫离席，学启即翻脸，率兵将“降酋”一网打尽，旋又挥师入苏州，“大肆杀掠”。此即苏州杀降之真相。
鉴于久攻不克的军事困境，程学启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无法执行的法理局限，李鸿章以杀降代替抚降。降人没有志气，当了傻子；杀降不讲义气，做了骗子。虽是狗咬狗之局，骗子总比傻子可恨，以此，梁启超要责备李鸿章，“于是而有惭德”也（《李鸿章传》）。
宋征殷 太平天囯战争 1951
何魁说：“进城接防，让兄弟们逍遥三天，抢钱抢粮抢娘们”；按诸清代事实，此语无字无来历，并非虚造。
先说“三抢”。当明代末年，满洲部落犹未入关，迫于生计，羡慕繁华，则时不时往关内走一遭，打一枪换个地儿，抢了就跑。所抢者，正是钱粮与娘们。只是，与电影中强奸民女不同的是，彼时“抢娘们”，不仅为了满足性欲，而具有“抢掠婚”（marriage by capture）的意味。这是早期满洲的民俗，後以入主中原，寖染文明，经诏谕劝禁，此风才渐渐消失。然而，直至乾隆朝，仍然发生了满洲士兵在新疆“掠获妇女”的“丑闻”，惹得清高宗龙颜大怒，痛斥同胞的野蛮。至于出征作战，以“抢”字相号召，满洲并不忌讳，譬如，往蒙古境内摽掠，叫做“抢西边”，往明国境内，则称“抢昌平”。当时有汉族读书人在满洲做官的，对此大摇其头，叹云：“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其实，不论如何“正名”，凡是征讨战伐之事，“抢”字必在其中。这不是蛮族的陋行，而是文明的尴尬。不施“抢”字，便谓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不过是自欺欺人，至于羞答答将“娘们”换成“地盘”，则适足自欺而未能欺人，直为掩耳盗铃的钝贼行径，更是落了下乘。
但是，“魁字营”并非旗营，凭那条规矩可以“抢”呢？答曰：“逍遥三天”，即是规矩。克城後，纵兵掠杀，不受军法管制，几乎是旧时军队的惯例。清人蔡寿祺《蓉城偶笔》盛赞咸丰年间某将军执法严明，说他攻克荣昌（今隶重庆）後，下令“弛禁三日；三日後有犯令者，立正军法”。按，“弛禁三日”，正是“逍遥三天”。湘军入南京，“克复後搜杀三日”（曾国藩奏摺中语），也正是“逍遥三天”。及至民国二年，张勋“辫军”攻入南京，亦遵陈例，纵兵大掠，当时报纸哄传其军连着“抢”了十天，即有军官出来“叫屈”“辟谣”，说：“安有十日？仅三日，即出告示禁止矣”。这也是“逍遥三天”的注脚。
然而，虽系惯例，却无明令。也就是说，没有那位统帅会“出告示”鼓励将士去“抢钱抢粮抢娘们”。这是军队内部的默契，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有些真傻或是装傻（此类极多）的文人，便会以此为借口，替这种野蛮行径作辩护，譬如，李元度即云：“湘军克金陵（南京），救民水火中，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而当苍黄扰攘时，主兵者耳目有未周，（士卒）乘机淫掠，亦势难尽免”（《书江南黄烈女事》）；所谓“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说的没错，但是，为“主兵者”（统帅，谓曾国荃）开脱纵兵“淫掠”的罪行，则是大谬。
有趣的是，电影借庞青雲这个角色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军官的新形象。当士兵在克城後强奸民女，青雲下令就地正法。二虎上前劝解，谓“逍遥三天”的“嘉年华”犹未结束，青雲乃说：“如果我作主，这种事就决不能再发生”；仍执前命，杀无赦。按，编导设置这个情节，是为了揭露庞青雲“伪君子”的面目，此不赘。就事论事，不得不说，青雲此举实在是“反人性”、“反历史”的行为。因为，对于传统中国的军人来说，人性就是统帅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士兵的“抢钱抢粮抢娘们”，就是军属欲说还休的“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历史上，湘军、淮军的士兵，尽管出身多为“朴质农夫”，但是，一旦从军，莫不“以利为义”，其他大道理是听不进的。既拼着性命攻克了城池，谁敢剥夺他们“弛禁三日”的权利，谁就是他们的敌人。统帅如庞青雲者，若果出此，则军营“哗变”，立马可待。
大人先生们抢功名，抢天下，抢不朽。乱世小兵，抢点银子，抢个女人。各抢各的，这才和谐。庞青雲许自己抢不许别人抢，不厚道。
土匪被军爷欺负，青雲劝他们：“军机处的陈公正缺人手，他的绿营兵常被魁字营欺负，一直想壮大势力，如果我们投他，那正是雪中送炭”。接下来，三人寻得一座破屋，跪在三位高官面前，请求入伙。坐在左边面长有鬚的那位，青雲称之为“陈大人”，应即前语所谓“军机处的陈公”。
军机处是清代雍正朝以後最重要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职权渐渐转移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常办公地点设于清宫保和殿西北的隆宗门内，办事员称军机大臣，他们的助手称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人选由皇帝挑选，多为大学士、各部的尚书与侍郎，偶亦有亲王入值。为首的，称领班军机大臣，资格最浅的，俗称“挑帘军机”——军机大臣与皇帝议事，严禁旁人参与，太监也不行，于是，资格最浅的军机大臣须为同事们挑起门帘，以便出入。当皇帝因祭祀、巡视、度假乃至避难而离开京城，军机大臣与章京俱应随行，此时的军机处则处于“移动办公”状态。军机大臣全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行走”，专指内廷差使），每日清晨皆须与皇帝会面，商量国事，至夜则轮班值日，堪称全天候不停的“行走”。一旦不能在皇帝身边“行走”（如调归原班，如出差外省），则不再是军机大臣。因此，在外省破屋中，陡然出现一位“军机处的陈公”，绝不合乎清代制度。若称为钦差大人，庶幾靠谱。
军机大臣的“八小时之外”，也有禁忌，尤其与其他官员的交际应酬，不可频繁，不可密切。因为军机大臣浑身都是机密，举手投足，片言只语，不小心就可能犯下泄密的大错。外省官员至京，一般会去军机大臣家中进行礼节性拜访，但军机大臣不会回拜，这是避嫌。与外官通信，军机大臣须小心措辞，非要说几句“体己话”，往往不署本名，而用化名，这也是避嫌。至于军机大臣在京外与一个小营官说上那么多话，且有两名土匪在旁，毫不避嫌，令人难以想象。
军机大臣虽参与军事决策，但是，他决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名义上不会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清代的制度设计及行政程序，决定了这一点。非要塞给陈大人一支军队的话，先得假设他已退休（或罢职）乡居，再假设他利用老干部的人脉与资源，组织、训练了一支部队。然而，即算如此假设，也不能说他的部队是绿营，而只能是勇营。
清代开国，只有旗兵（先後建立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後来，将投降的汉族士兵编为“绿旗”，以示与八旗区别。“绿旗”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因此，又称绿营。绿营与八旗，是清代的经制军队。绿营兵分驻各地，日常训练分由各省总督、提督与巡抚负责，兵额与饷章则归兵部管理。调兵作战，则非皇帝下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军机大臣权势再大，地位再高，他也没法拥有一支绿营兵。
绿营在嘉庆朝以後，逐渐失去战斗力，再经太平天囯之役，遂致全面崩坏。于是，各省募集平民而练成的勇营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与淮军即是其中的楚翘。电影中的“魁字营”，亦应是勇营。然而，绿营既朽，勇营方兴，双方发生冲突，不说勇营一定处于下风，但占上风的回数不会太多。毕竟，在同一个体制内讨生活，临时工再能干，对正式工总有几分忌惮。在这一点上以今例古，决不离谱。
那么，陈大人还是可能拥有军队的。当然，名义上绝不可能。因为，即在清代，也有共识：军队是国家的；只是，“朕即国家”，意味除了皇帝，任何人不能代表国家拥有军队。实际上，则是可行的，也是被历史所证实的（淮军-北洋系-民国军阀正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显明脉络）。《投名状》英文片名是Warlord（军阀），窃谓比中文片名更切题。
七朝诗与史 一个伤心人
王闿运一生，经历七个朝代。清代道光十三年，他降生；咸丰七年，他中举；同治十年，撰《圆明园词》；光绪七年，成《湘军志》；宣统三年，特授翰林院侍讲；中华民国五年，逝世。然屈指一数，只有六种纪年，哪来的七个朝代？原来，咸、同之间，还有一个短命的祺祥纪年。
咸丰十一年七月，清文宗临殁，命八位大臣辅佐幼主（穆宗），直至成年，史称“顾命八大臣”，旋订明年纪元为“祺祥”。当时，皇太后有两位，一是正宫娘娘（孝贞），一是小皇帝的生母（孝钦）。她们联合文宗之弟恭亲王发动政变，于是年十月，处死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与肃顺，夺取了政权。随即定下“垂帘听政”之制，并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因此，祺祥这个年号，尚未启用，即告终结，实在短命得很。
短命的祺祥纪年，对闿运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八大臣中掌握实权的肃顺，与他的关系极不寻常。肃顺被当作“大奸”处死，已成惊弓之鸟的闿运犹未噤声，云：“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肃顺是好人是坏人？我不关心，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板。史载，肃顺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他对寄生的既得利益阶级与低效的官僚体系深致痛恨，一旦大权在握，乃锐意革新。他不恤人言，不顾退路，所行改革，其幅度之大（削减旗民福利）、手段之猛（因科场弊案，力主判处大学士柏葰死刑）与理路之新（重用汉人，一变清代二百年来重满抑汉的传统），令天下人啧啧称奇。而重用汉人之事，如青睐郭嵩焘、为左宗棠释谤、大力支持胡林翼与曾国藩建设湘军，皆与闿运建言有关。而闿运能以新进少年身份，从容游历湘军各大营，备受统帅尊崇，亦得益于他对肃顺的影响力。当他听到太后、亲王将不利于肃顺的消息，紧急致书曾国藩，劝他率兵入京，“申明祖制”（制止垂帘听政），维持“亲贤并用”（亲谓恭王，贤谓肃顺）的局面。无奈国藩“得书不报”，由此未能改变历史，闿运多年以後思及此事，仍不禁“太息痛恨”。直到民国初年，胜朝故事不必讳言，闿运乃撰《祺祥故事》，将二后一王篡权的真相公之于众，兼为含冤的“府主”恢复名誉。
祺祥政变，改变了闿运一生的走向。世传他有“帝王术”，非谓他有“帝王思想”，而是说他自诩具备“应帝王”的才能，能作“帝王师”。要实现这个理想，缺了肃顺不行。因为，肃顺倘能顺利“顾命”，自能大力影响穆宗；闿运对肃顺有影响，则亦能间接影响穆宗。肃顺是闿运成为“帝王师”的唯一途径。肃顺被杀，则此路不通，以此，闿运自撰挽联，云：“纵横计不就，空留馀咏满江山”。
“馀咏”二字，谓闿运没当成“帝王师”，终以文豪身份名世。他是近代诗坛“湖湘派”的巨擘（汪辟疆），也是近代文坛惟一“尽雅”的作家（章炳麟语），至于《湘军志》，更是希踪两汉、文质彬彬的大手笔。只是，对闿运来说，这不过是满腹“纵横”之才无处展布，退而求其次，以边脚“馀”料换来的浅斟低唱而已，何足道哉。
印 象
他是一个智力中上身材中下其貌不扬目光锐利的湖南人。他出生，他成长，他做事，他老去，他死了。
有人说他是圣贤，有人说他是魔鬼。更多的人说，不管是圣贤还是魔鬼，我们都要努力学习他的本领。有趣的是，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本领，尤其在晚年，他说自己毫无本领。当然，这么说有自谦的成分，甚至可以说，他过谦近伪。
他一生最恨伪字。于己要诚，对人要敬，是他的信条。然而，很多时候，他都未能说出真实的想法。羽翼他的老大被罢免，他不敢为之辩护，老大死後多年，他才去低调的探望遗属，留下一笔钱。支持他的朋友被杀害，他不敢为之辩护，朋友死後多年，他才在私人谈话中慨叹世间没有真是非。他生活的时代，有至高无上的天子，有蝇营狗苟的万民，他常说，要忠君，要爱民。当天子受到强敌的威胁，他婉拒了勤王的建议；当无辜的国民被绑入刑场，他叹气，他摇首，他将他们送上绞架。
不是因为怕死才违背自己的信条。他不怕死。他对天子发动人身攻击，他义无反顾参与残酷的内战，他有三次自杀的纪录。他发现，个体的力量实在渺小，仅仅不怕死，并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他相信世间有超越生死的道路，他就走在路上。他知道人皆有死，然而，死亡不是一个句号，死亡是一个冒号。
他会说些什么呢，在冒号之後？也许该拣不会的先说，再说他会的。
那么，他不会相法，因为他经常看走眼；他不会军事，因为最出色的将军都不遵从他的定制，自己指挥作战则一败涂地；他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最要好的朋友都跟他翻过脸，有的人最终原谅他，有的人至死责怪他。他一生的事业，就建立在知人与善战的基础上，如果二者都不是他所擅长的事，那么，他会什么？
他会发现他不会的事情。
他曾是十七至十九世纪湖南省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熟悉帝国法律的运行机制，也知道使用道德规范修正法律漏洞的巧妙手段，但他不能测知这个礼法社会的弹性究竟有多大。他是十九世纪中国内战的胜利者代表，深切感受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永恒张力，并亲身参与权力重新分配的制度设计，但是他对鸦片战争以降的中西变局仍然深感迷惑。他是保守主义谢幕演出的领衔主演，终结了传统中国士大夫追求三不朽的历史，却不能开出一条万世太平的新道路。
没有谁用这些超历史超经验的难题指责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自己为难自己。他不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善会自然形成，他相信个体的道德高标更有实际影响力，于是，他戒晏起，戒烟，戒围棋，戒奢侈，戒好好色，戒妄语佞语，戒官派，戒智力优越感，一直要戒到鸢飞鱼跃活泼泼的名教乐地。他克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教导弟子在中西往来之际以诚待人，不要开痞腔。但是，他失败了。他没能影响身边的国人，也没能砥住外国的侵凌。他的国家，不可遏制的衰败，终至灭亡。他的国民，很多年来仅将他视作一尊褪色的神像，有时侮弄，有时又神经质般的崇拜。他意识到，他真正去做的都是他不会的事情。如作草鞋，边打边像。因此，他的遗言是：不信书，信运气。但这不是作为死亡的冒号之後的话。他死了，冒号之後的发言权，不在他，在所有後他而死的人。
他是曾国藩。
按：这副对联拍价四十万，我看着仍有点怀疑。当然，我不懂书法，瞎猜而已。
二虎率人劫粮，庞青云惊叹：军队的粮都敢抢，胆子真大。按，剧情介绍得明白，青云来自清军，他说的“军队”无疑指清军。只是，抢完粮，午阳送给大嫂一根十字架项链，却说从死人身上搜得。十字架这个物件，定然只有太平军将士佩戴，当日的清军营中是不会有的。那么，疑问来了，到底抢了谁家的军粮？从被抢军队的装束上看，也不能令人释疑。且看：军官穿着清代铠甲，尽管这种铠甲多用于仪仗，在战场上并不常见；士兵则红巾蒙头，极似太平军。或许，电影故意使用如此含混的语言，是为了表达物尽其用、节约成本的拍摄理念？观者不得其解，只好搁下疑问，看看史书是如何写的。
咸丰、同治年间，与清廷为敌的大规模国内武装，东南有太平军，中原有捻军，西北、西南有回民。而在皖北，则有一些起家团练的武装力量，时而帮助清军，时而帮助义军，立场多变，难于定论，被学者称为“无原则的军阀”。其中，以苗沛霖为魁首。按，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他粗识文墨（秀才出身），好强喜事，做了十年教书先生，困穷潦倒，乃在咸丰年间趁着兴办团练保家卫民的风气，拉起一支队伍（史称“苗练”），以寿州为根据地，“抢钱抢粮抢娘们”（大陆版《投名状》末三字改为“抢地盘”），逐渐将势力扩大至整个淮河流域，成为一方豪强。沛霖尝写过一篇《卖宝器赏军论》，自述功绩，云：“起军八载，身经百战，赤手空空，能驱中原十数万强寇，并生擒巨犯首逆百馀名”。此文作于同治初年，文题“卖宝器赏军”，是说他“自毁蓝服（按谓投笔从戎）破产起兵以来，毫无所蓄”，凡攻破“贼巢”，取得财物，皆变卖换钱，充作军饷。只是，实际情形却与他所写的大相径庭。
首先，沛霖在起兵前，“不择手段”谋求个人发展，曾经投入捻军。因在军中不得志，才回乡团练，成为捻军的敌人。而在起兵後，他又有再次连捻抗清的举动；与太平军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曾接受太平军的封赏（自谓太平军对他“封王赏女，百端奉承”），末了，却诱捕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献给钦差大臣胜保，以表忠心。因此，官文（湖广总督）、袁甲三（钦差大臣，负责临淮军务）与曾国藩等清军统帅都称他为“翻覆小人”，建议清廷不要对他“招安”，而应视作叛逆，速行征剿。而胜保、翁同书（安徽巡抚）则不以为然，坚持要将他争取过来，无奈沛霖不给他俩长脸，一次反复，害得翁同书丢了官职，再次反复，则害得胜保丢了性命。
其次，沛霖待势力壮大，即将两淮视为禁地，不仅征收两淮地区的税赋，而且，凡在他的地头，不论官兵贼兵，能攻则攻，能抢就抢，俨然以国中之国自居。其《论》说自己“毫无所蓄”，实在是过度谦虚，不免矫伪。
当然，时丁乱世，以中国之大，绝不止一个“团首”（团练领袖，亦称“练首”），如沛霖这般，官也打得，贼也打得。只因沛霖规模最巨，牵涉最广，才成为“无原则军阀”的代表人物。一开始，这些团首大多抱着保境安民的朴素愿望，冀与乡人“苟存性命于乱世”，再有奢望，亦不过梦想“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而已。然而，局势越来越乱，胜负久未分明，乱焉思逞，“彼可取而代”的豪情不由得涌上心头。于是，群雄逐鹿，暮楚朝秦，杀出一个天崩地坼、日月无光的黑暗世界。于是，电影中二虎所劫，或为官粮，或为“贼”粮，都讲得通。
只要二虎振臂高呼曰“杀”，那么，杀的是谁，抢的是谁，就不成问题。
出现过很多次史学工作者指责文艺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罔顾历史“真实”的闹剧。且不论如假包换的的历史“真实”到底有没有，也不说史学工作者对影视工作者指指点点是否有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更不说这种捞过界行为是不是有红眼病的因素，只说，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其本质终归是电影，终归是电视剧，终归是文艺而非历史。文艺作品有自己的规矩，有自己的“真实”；无征不信，多闻阙疑，并非文艺作品必须遵循的原则。更妙的是，哪怕没有一星半点历史“真实”，若真遇上会编会导会演会剪的最佳拍档，风雲际会，一时之选，他们的作品极有可能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真实。对芸芸观众来说，这种感受是很难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找到的。
只有基于这种“理论认知”，谈一谈与电影《投名状》有关的历史事实，才会有趣，而非“核突”。当然，虽已标出这种“认知”，并不表示鄙人就觉得《投名状》是一部好电影。惟此栏既名“野史正”，则所谈范围，仅限于史实，不涉及文艺评价，敬祈读者鉴之。所谓谈者，漫谈而已。先从主角庞青雲谈起。
电影中，庞青雲字鹿山，所部称“山字营”。众所周知，《投名状》的创作灵感来自晚清“刺马”案，也就是说，庞青雲的原型应是马新贻。按，新贻字穀山，号燕门，山东菏泽人。他家四兄弟，大哥新郁，二哥新沐，新贻行三，小弟新祐，可知，他们这一辈的谱字是“新”字。古人的名、字与号，意义多有联系，譬如，新贻为名，穀山为字，典出《诗•小雅•天保》：“俾尔戬穀”。俾与贻，意思差不多；穀是禄的意思。而新贻号燕门，则典出《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诒与贻通，燕是安的意思。串起来讲，可说，马新贻字穀山，表达了对祖宗父母赐福于己的感恩；号燕门，则表达了羽翼子孙、造福後人的愿望。继往开来，仰侍俯蓄，一门之内，乐也融融。
回头，再分析电影主角的名字。名青雲，无非暗示他追求高官显爵的野心；字鹿山，则应从穀山化出，因为穀有禄义，穀山即是禄山，而禄山谐音则成了鹿山。若编剧给角色取名的思路真如上述，那得赞他一句心思甚巧。只是，青雲与鹿山，词义无关联，不如原型人物的名字来的典雅。至于“山字营”，则不是凭空杜撰。同治二年，马新贻守蒙城，对抗苗沛霖（著名捻军首领），麾下一支部队的番号就称为“山字营”，由练勇组成，归游击徐登善、黄体元统带。
然而，马新贻带的第一支军队，名为“捷勇”。咸丰五年，他任合肥县令，发现县人王二条因诉讼所累，被“行政拘留”，此人“有胆气，谙地势”，在土匪蜂起的时代，算个人才，于是，他特命释放王二条，令他募勇百人，戴罪立功。二条旋即立下战功，赏戴蓝翎；马新贻也因此升任直隶州知州，心情大好，遂将王二条的部队命名为“捷勇”。
在此之前，马新贻作了七年县令，参与了几项准军事行动，皆为整治地方治安，捕捉流氓土匪。再前，则纯是书生，不懂得舞枪弄棒。他六岁开蒙，二十一岁入学，二十六岁中举，明年成进士，以知县即用，签发安徽。自此，官运不错，不过二十年，做到了总督高位。这种经历，与庞青雲出身行伍，终膺疆寄，有本质不同。因为马新贻通过最高级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算是“正途”；庞青雲由武职改文职，即在太平天囯战争期间，也是不常见的事。
曾文正公遗象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消息传到北京，两宫太后、清穆宗“震悼”，宣布“辍朝三日”。随後，或奉上谕，或由督抚奏请，清廷批准在他战斗和工作过的省分“建立专祠”，以志报飨。两江总督驻地在南京，他平生最大功绩则是率兵收复南京，以此，他在南京享受的“哀荣”典礼尤为隆重。在南京兴造的各类纪念性建筑，又以莫愁湖边的曾公阁（图一）最饶雅趣。
曾公阁不是独立建筑，绝无专祠的宏伟，不过在胜棋楼後借了一楹之地，供奉遗容，供游人瞻仰休憩而已。胜棋楼为纪念明代中山王徐达而作，曾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经曾国藩重修，遂成为他晚年与幕府宾客的游宴之地。所谓“裴令公之勋名，暇日常开宾宴；范希文之刚介，荒年不废水嬉”也（陈作霖《可园文存•莫愁湖新建曾公阁记》）。正以此段因缘，设曾公阁于胜棋楼，不嫌其小，能得其雅。可惜，此阁早毁，今人不及见。幸运的是，阁中遗像的精美摹本，今人仍能看到，此即文後所附之《曾文正公遗象》（图二，以下称《遗象》）。
阁中遗像有不少人见过。同治十二年，周家禄（1846—1909）来游，赋诗云：“胜棋楼占好湖山，勋业湘乡伯仲间，亲拜相公忧国象，始知谢傅独萧闲”（《寿恺堂集•莫愁湖》）。光绪二年，奭良（1851—1930）来游，谓所见“壁绘遗象，轻衣缓带，气度萧闲”。正是对遗像的忠实传述。光绪十三年，阁遭水灾，经许振袆（1827—1899）重修，并书“江天小阁坐人豪”横匾。许氏出身曾国藩幕府，时任江宁布政使。匾有注文，云：“此姚惜抱诗以咏中山者，文正平日喜吟讽之，故书于此”（奭良《野棠轩文集•记莫愁湖楼题联》）。按，姚惜抱即姚鼐，是桐城派大师，为曾国藩素所宗仰者。诗，则谓《登永济寺阁寺是中山王旧园》诗，云：“中山王亦起临濠，万马中原返节旄。坊第大功酬上将，江天小阁坐人豪。绮罗昔有岩花见，钟磬今流石殿高。凭槛碧雲飞鸟外，夕阳天压广陵涛。”据说，曾国藩尝手书此诗赠人，并加跋语，云：“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按“惜翁”即指姚鼐（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六）。民国二十年，阁再遭水灾，明年，经南京特别市政府重修。此後，则有日寇入侵之事，阁毁于寇，迄今未恢复。黄裳于南京光复後游莫愁湖，记乱後景致，云：“曾公阁没有了，遗像也不知何处去，只有一张照片还挂在胜棋楼中。穿了大布袍子，长髯垂拂，大有仙风道骨之意”。
七十馀年间，诸人记述如此，从形式、风格而论，《遗象》与曾公阁中所悬遗像如出一手。但是，《遗象》与阁中所悬者是否就是同一件作品呢？
《遗象》由吴雲题签，署期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按，吴雲（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浙江归安人。他以擅书画、富收藏，著名後世。然在当时，他曾参与筹建中外会防局、迎淮军入上海及苏松减赋诸事，谋事深，用力勤，极得李鸿章、郭嵩焘诸人的尊敬，他的生平绝不仅是美术家和收藏家可以概括定论的（俞樾《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图上有杜文澜、孙振翮与陆恢的题诗，又有王屺的跋文。根据这几首诗文，再征考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将《遗象》的故事讲清楚。杜文澜（1815—1881）是曾国藩的幕客和僚属，诗云“我幸从公十二年”，即指这段经历。孙振翮曾任晚清小吏，生平不详，其诗末句云：“君抱师门知己感，遗容摹写不胜悲”；按，吴雲虽与曾国藩相识，但谈不上“师门知己”的关系。故孙氏谓此图系杜文澜倩人绘成。然读陆、王题跋，似又不然。
《遗象》有陆恢（1851－1920）题诗，第二首云：“冷落双枫馆，终年积想劳。摹成新粉本，犹是旧风标。图岂凌烟写，魂凭宋玉招。瓣香私淑意，颊上补三豪”；自注云：“文正遗像向在平斋吴太守家，不知何时散落人间”。按，“平斋吴太守”即吴雲；吴氏苏州居所有听枫仙馆，陆诗所谓“双枫馆”，殆即指此；云“摹成新粉本”，似谓此图为吴雲据曾公阁中遗像仿作者。盖“粉本”者，依王绂《书画见习录》“摹拓前人笔迹以成粉本”之义，可知即为摹本。也就是说，阁中供奉遗像与吴家私藏《遗象》是二非一，尽管形式、风格一模一样。陆恢弟子王屺（字念慈）的跋文则谓：“曾文正公遗像，昔年在莫愁湖见之，沈雄英毅，游人无不瞻仰。此帧系退廔老人旧藏，未知是何名手所制？威仪棣棣，神采生动”。若然，更说明了《遗象》为摹本。又，薛时雨于光绪八年撰《莫愁湖志序》，谓：“（胜棋）楼成之明年，肖公（谓曾国藩）象其中，春秋祈赛”；按，曾国藩重修胜棋楼在同治十年，“明年”为同治十一年，也是曾国藩的卒年，其时，阁中已供奉遗像。而吴雲题签时间为同治十二年。如此，幾可确定吴氏所藏《遗象》是对曾公阁中遗像的摹本。亦正因为是摹本，用诸家诗文述及阁像之文字来覆按《遗象》，我们觉得图画与文字完全对应。
还有一个证据，则是图画对图画的证据。光绪十七年《莫愁湖志》有一幅段镜江对遗像的摹本（图三），与《遗象》比较，神态、姿势完全相同。有趣的是，段本中曾国藩以左手“捻髯”，在《遗象》中则为右手。二者互为“镜像”。此外，至少有三个版本与阁中遗像有关系。光绪七年，刘寿曾为友人所藏曾国藩手迹题诗，云：“装池袭锦绨，册端摹画像：鬚眉何秀伟，野服御巾氅”（《传雅堂诗集•题陈蓉斋先生藏曾文正公墨迹》）；按，据“鬚眉”、“野服”的特征，说不定册页中的画像也是阁中遗像的摹本。光绪六年，南京人潘某嫌纸本不易保存（“惧缣素之易尽”），摹图上石（“摹镌贞珉”），此为石刻版（罗震亨《曾文正公石象赞》）。三山二水吟客撰《添修莫愁湖志》（光绪十五年刊）中有曾国藩像一张，附文云：“郡人绘公立像，寓盖世独立意。今改坐像，添入湖《志》”；此为坐姿版。
《遗象》的递藏情况，据图上钤印，可作大略说明。最初，这是吴雲的私藏。约在清末，从吴家散出，转为金吴澜收藏（图右下侧有“金吴澜珍藏”印）；按，金吴澜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小字辈，历任昆山、武进知县。此後，又入赵雲舫之手（图右下侧有“雲舫珍藏”印）；按，赵云舫(187l—1950)，号瀛庐，苏州人，尝任上海书画研究会驻会务总董。再後，便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九年後，又有文化大革命，对于这幅画来说，都是厄难。
虽是摹本，然原本已“不知何处去”，即使“照片”也恐难得再见，则摹本也变得可贵起来。不说什么海内孤本的套话，此图若在战争与动乱年代中沦亡，究是一件憾事。可喜的是，不论如何辗转，此图终能逃过劫数，复见天壤间。二〇〇五年秋，上海，在一个拍卖会上，《曾文正公遗象》被何人以二万七千五百元人民币购得。
附注：
1 图一，曾公阁，据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华书局，2006年）复制。
2 图二，曾文正公遗象，据拍卖图录复制。
3 图三，曾国藩立像，据《莫愁湖志》（光绪辛卯重锓）复制。
4 薛时雨《莫愁湖志序》、罗震亨《曾文正公石象赞》及三山二水吟客《添修莫愁湖志》，转引自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5 文中关于“粉本”的解释，参考了裴光辉 格古日记。
读集中《鸦片战争前後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读吴敏树〈柈湖文集〉中的经济史料》一文，发现文字标点多误，略为改正。
第280页注1。按注引《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三》文，今据《四库丛刊》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校改。
日益华聚 华应作萃
闲田剿土 剿应作隟
民田多税徭重 多税二字应互乙。
不能增修 增应作复。
第281页。
而杂粮则资人力，以补地利之穷 此句毋庸逗
第282页。按此系引用吴敏树《巴陵土产说》，据续四库影印思贤讲舍本校改。
且以张彩饰棺柱 棺应作馆
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
应作：布少粗而多。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
童桥、孙坞 应作孙坞、童桥。
桦机碾石之事 桦应作撶
而布归“横塘”新墙 “横塘”衍
初产棉号山花，其绒， 绒字後漏鬆字
第283页。
苏花至千钱，斤十二， 应作苏花至千钱斤十二
注1：“《柈湖文集》卷二十”。按《柈湖文集》有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刊本，为十二卷，无卷二十。此叶引用《巴陵土产说》，在思贤本卷二。下页引用《屠禹甸夫妻八十寿序》，注云《文集》卷八；查思贤本，亦在卷八。窃谓“卷二十”或衍“十”字。
第286页。
人争共市 共应作与
第288页。
岁有三分之一 一应作入
上周日，全天停电。本拟蒙头睡至黄昏再起床。中午，接了个电话，叫我出去吃饭。先拒绝，过了半小时，睡意找不见了，无奈，起床赴约。吃饭聊天至午後三点，三人一道步行回小区。途中有一桥，距水面不足二十米，甚可能只有十米多一点。我走最前面，所历苦不可言。桥两侧为人行道，极窄，并行二人即有摩肩失踵之虞。桥有拦，极矮，差及于脐，毋庸藉手即可翻越。走在人行道上，左手边汽车呼啸而过，失足遽应殒命，右手边河水浑浊可厌，倾跌即已湿身。危矣险哉。同行的朋友似乎没有危机感，他们侃侃而谈，不时还让我插话。于是，我硬着头皮，谨言慎行。好不容易过了桥，赶紧去路边小店买烟，抽上一支，镇定心神。顷读网友蹦极游记，在南非从二百米高处跃下，一次不过瘾，竟再跳了一次，且为女子。与较，鄙人真是愧为须眉。恐高症者可怜如此。
昨夜西风凋碧树，秋意已具。床上仍铺竹席，睡来冷透胸背。内子出差，鄙人懒惯，无人为换床单，遂仅施薄被，拟勉强糊弄一夜。谁知天道有常，自欺欺人者终必自尝苦果。五点睡下，至九点，左足大拇指如受电击，紧接着，左边小腿抽筋，剧痛难忍。徒自在床上呼天不应，乃尽力调整体位，以左足抵住床头，忍痛以右足加于左膝，强行压平左腿，坚持了十几秒，疼痛稍减。再过几分钟，赶紧下床找出床单，撤换竹席。继续睡觉。虽暖和不少，但不时觉得小腿肌肉紧张有再次抽筋的危险，乃调整姿势，按摩肌肉，如此反复不已，直到十一时许，方能再次入睡。刚开始做梦，旋接电话一通，谈盗版事，耗时十几分钟。于是，半梦半醒状态维持了一两个小时，才又睡踏实。一觉醒来，已是黄昏。原定午后一时起床，已成虚愿。误事甚多，懒人可恨。
可怜者有可恨处，可恨者有可怜处。嗟夫。抄一段卫生常识与同患者共勉。
抽筋的学名叫肌肉痉挛，是一种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发生在小腿和脚趾的肌肉痉挛最常见，发作时疼痛难忍，尤其是半夜抽筋时往往把人痛醒，有好长时间不能止痛，且影响睡眠。引起腿脚抽筋的常见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①外界环境的寒冷刺激，如冬季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被外。
②疲劳、睡眠、休息不足或休息过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均可引起肌肉痉挛。如走路或运动时间过长，使下肢过度疲劳或休息睡眠不足，都可使乳酸堆积；睡眠休息过多过长，血液循环减慢，使二氧化碳堆积等。
③老年妇女雌激素下降，骨质疏松，都会使血钙水平过低，肌肉应激性增加，而常发生痉挛。
④睡眠姿势不好，如长时间仰卧，使被子压在脚面，或长时间俯卧，使脚面抵在床铺上，迫使小腿某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状态，引起肌肉“被动挛缩”。
小腿抽筋发作时该怎么办呢?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下列不同的对策，可以很快解除痉挛而止痛。当发生抽筋时，只要据“反其道而行之”，即朝其作用力相反的方向扳脚趾并坚持l～2分钟以上，即可收效。具体来说，如果是小腿后面的肌肉抽筋，可一方面扳脚使脚板翘起，一方面尽量伸直膝关节；当小腿前面的肌肉抽筋时，可压住脚板并用力扳屈脚趾。
